剑桥中国史-第8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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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击。
6。农民的崇拜。依共产党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40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①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已经抵达汕头。
7。依赖军事力量。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②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共产党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并维持了四个月之久。这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不像早先几次那样短暂，主要是由于两个将军（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对抗，而他们本可以很轻易地防止或粉碎这次暴动。对于这两个对抗者而言，甚至无需联合用兵，就能赶跑红军：他们两人不论哪一方，只要对远离广州的海丰和陆丰给予对广东中心地区同样的战略重视就足够了。简言之，他们双方把跟苏维埃算帐推迟到不再为更严重的事情缠身时再说。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苏维埃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1928年　2月29日）。①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说，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能够扎下根来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1927—1928年在广东，除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斗争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对抗），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　1924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他们的对手，②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1924年3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1927年11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初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　1924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①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8。非农民的领导层。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当地人；②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共产党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去。
勿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无疑，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依靠陈炯明所体现的地方当权者的坚定的支持，而且显而易见，也因为彭湃和他的同伴们都出身于当地最好的家庭并且都曾受过教育。人们不能把彭湃这位海丰县的前教育局长（年仅26岁！）当作粗俗的农民领袖来对待。如果彭不是上层社会的一员的话，这位海丰农会领导人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简直就不可思议，彭曾在陈的司令部拜访过他，为农会的事业辩护。诚然，陈本人曾是一个革命者（从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开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倾向，而不是一般的军阀。但是，在那些地方，即使地方当权者出身于更为传统的官宦阶层，而革命者来自比彭低的知识阶层，革命者依然会从有影响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网中（从这些家庭的受过教育的后代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处。这些家庭的大门对他们是打开的，而对农民却是关闭的，并且这些家庭还保障他们，至少在起初，相对地不受损害。
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或学生返乡时发动。①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1921年秋，由彭湃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衷措施的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②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9。组织。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①在20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方向。应予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动（1927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共产党）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一个月，即1928年2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85％。但是，这85％的决定权比2。5％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①10。地方的素质。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为它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海陆丰地区（或东江地区甚至广东全省）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使这些地区倾向于起它们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史上曾起过的先锋作用？或者说，使海丰赢得“小莫斯科”声誉的大胆尝试是出自偶然的历史形势吗？它也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生吗？
很难把濒海的海丰县说成是中国内地的代表，但在许多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内地，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海丰和它的汕尾港，比内地省份一般的县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邻近香港（这里许多来自有“小莫斯科”之称的海丰的逃亡者出身于该县历史上偶然的传教士居留地）增加了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925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①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两县居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1923年，海丰大约有20％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25％，佃农占55％。私人拥有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