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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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力，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①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4个供远程B29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3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20次空袭——与加在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①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然而，国民政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果。例如中国军队的39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约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11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②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
表11　1937—1945年
资料来源：
a。1937—1942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页；1943—1945年的指数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实》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263页。
c。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页。
d。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3—64页。
e。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3页。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①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①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②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1943年，如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300％。到1944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1949年。
①　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　年，173％，1942年，235％，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　8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的　通货膨胀，1937—1949年》。
①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页。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4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25—26页；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45—70页。
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291、234—235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　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267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5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272—273页；杨格：《中国与援助　者》，第290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115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4年》，第6卷，第906—907页。
②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页。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论）；同上，1945年4月13　日，第2版（社论）。
②　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　政与通货膨胀》，第323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　1945年X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　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　种疾病。《新华日报》，1945年2月20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①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1940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②这些有利因素导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①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②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第433、41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两类。
资料来源：
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5年》，第214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c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和b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业危机。③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④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①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表14　（1938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1940年，只有大约42000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1940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①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　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