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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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5—1926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年10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4亿人中的3。95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100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400万。①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③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①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月的立场。把当时革命成就的70％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　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作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　1979年第1期，第33—51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①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　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1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　的政治思想》，第153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　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21—31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页。
②　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年），第121—12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②　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卷，第33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　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18—20页。
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页）中，　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　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卷，第　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　段在第20—21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0—21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　1984年第　1期，第178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　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　卷第57—69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②　《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②　《毛泽东集》第1卷，第65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在《法学研究》第　46卷第　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　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42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262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③　《新民学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