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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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道：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60％的精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1927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30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20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与第3和第10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20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①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致革命的胜利。于是，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②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1930年初，当他开始制定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共产国际1930年6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7月23日，因为这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3章）。
因此，1930年6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声称，虽然1929年4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1930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1945年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1930年春，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1930年初毛泽东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1930年10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10月7日，毛泽东的队伍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出现。”毛泽东1930年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想听到的意见，因而1930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1930—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东，他在30年以后声称：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已做分析，1923至1926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1930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9月长沙的撤退，标志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1928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本，是1934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1938年，他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泽东著。①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情报的结果。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1968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在1927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1936—1938年写有关军事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②总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