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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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邓小平采取与西方和解的主要行动。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他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种批评显示了他的勇气。在与美国公开或私下解决棘手问题时，邓小平从来没有被指责为“对美国软弱”过，他的国内政策含有希望西方广泛参与中国现代化的成分；这使他的政治对手得以攻击他为了迅速发展经济而出卖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然而，指责美国软弱与姑息退让的是邓而不是激进派。苏联断言：国际安全的需要使中国必须尽快发展经济与技术；邓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和落后必须不断把苏联的这一说法放在心上。
由于没有受中美间政治问题的干扰，中美两国的贸易在70年代初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歉收）。7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减少；这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骤减；与此同时工业品的贸易额仍很低。虽然华盛顿在向北京转让西方先进技术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仍是中国工业设备和整座工厂的主要供应者。迅速增长的石油生产使中国石油出口日本的数量上升，偿还了这些设备所欠下的债务。但是，这些却使邓小平遭到了左派的攻击。
尽管有些严厉的批评；但邓仍然继续挑美国外交政策的毛病。毛使邓接受了他的政治开放方针；他曾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他认为美国未能有效地制止住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①这位主席晚年的思想一直很矛盾；他想反苏，而不愿付出意识形态上的代价。1975年1月，毛没有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措施。同时，毛却私下会见了保守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此人以反苏而闻名。毛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矛盾行为。毛认为，苏联的扩张与国内修正主义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没有必要区分孰轻孰重。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必要的办法和领导能力去巩固、完善两国的关系。邓指责基辛格和其他美国官员对苏联的不断挑衅所表现出的软弱，以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无能。但是，他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利境况。70年代中期，派系斗争剧烈，邓没有赢得谈判突破的政治自由。毛极为衰弱、变化无常；周自我引退，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活动，而邓则在全力对付着他的政敌。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毫无进展，中国人便无意看好美国的力量了。1973年石油危机后尼克松总统在政治上的失势；苏联在第三世界发展了势力；西贡政府的垮台：所有这些使中国人认为美国并非是坚强、可靠的伙伴。特别是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倒台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期待这一结局，但这件事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是消极被动的，它在战略上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与美国发展亲密关系对北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但其价值已大大降低了。
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邓第二次下台后，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黯淡无光了。为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总统不愿意为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而冒犯、疏远保守势力。任何进一步削弱美国与台湾关系的行动都会严重损害福特与共和党右翼的关系。为此，福特总统选择了不改变政策的方针。这种方针却遭到了北京重新得势的左派的攻击。7月，副总理张春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全然不顾周和邓先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尖刻地指责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甚至警告说中国很可能对台北动武。当两种政治制度均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张春桥的讲话明显地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滑坡，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1976年9月9日毛的逝世和10月份“四人帮”的被捕并没有立即改变上述形势。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党和国家高级职位的华国锋同时担任了中共党的主席和总理；但他缺乏决定外交政策的威望、经验和政治权力。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太大了，不可能采取大胆的战略行动。华当政期间，各派都在起作用；而在排除“四人帮”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而中国刚刚从几个月前的政治与天灾中恢复过来。推动中美和解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新上台的领导难以作出决断。毛死后苏联断然拒绝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世界秩序静止不变。
1976年 11月，北京全然不了解的一位民主党人当选为总统；这又引起了新的不稳定。虽然70年代中期中国与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关系愈来愈坏，但中国高级领导层对美国官员（特别是对基辛格）是非常熟悉的。水门事件已使中国人开始研究美国的宪法程序；总统选举也已使他们对选举进程的千变万化有了认识。由于两种制度和解的缔造者们都已退出了舞台，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需要重新调整的时期。
② 有关后一个问题的证据含糊不清。据一位参加了与中国人的讨论的美国人说，邓对基辛格说 “美国欠中国一笔债”，因为尼克松在1972年时曾承诺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完成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11页。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4—71页。
② 1975年7月10日《纽约时报》。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页。一位奉命为周写传记的中国人断言，在尼克松 访华期间，周的癌症就已十分严重了。作者们进一步声称，1966年以后，周就一直因心脏 不好而被困扰。方钜成和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115—116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67、69页。
② 同上，第692页。
③ 同上，第697页。
④ 同上，第68、694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52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7—70页。
② 同上，第56、67页。
① 马奎斯·蔡尔兹：“同周恩来谈话”，载《华盛顿邮报》，1973年5月26日② 本章节周的评论出自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 日），《北京周报》1973年9月7日，第 22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63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0页。基辛格并未注明毛的那次谈话是在哪一天，但却暗示是 在1975年底他几次会见这位主席中的一次。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了忧虑，也带来了希望。一方面，吉米·卡特总统不必背上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另一方面，这位新总统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北京不得不与基本上不相识的美国高级官员开展培养个人关系的艰苦工作。与此同时，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出人意料地出任总理和党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垮台，等等，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人事的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
不过，到这年夏末，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中国的政局已开始趋于稳定。1977年8月，虽然名义上由华国锋主持了党的代表大会，但是，邓小平的复出更引人注意，邓是在刚刚举行的十届三中会全上恢复职务的。华为中美关系加了温，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现存的军事威胁的消除如何使情况变得有利起来，华还引用列宁的话提醒他的同事：“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如果北京领导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动，那么，他们的期望很快成为泡影。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是，在新总统上任伊始的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更为重要。一位参加过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年，卡特政府“忽视了中国”。②确实，此时，美越关系的正常化是更优先考虑的政策。当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显然是向中国人传达卡特政府有意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国人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以及万斯坚持的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主张。③尽管国务卿重申了《上海公报》，并保证从台湾撤走美国的剩余部队，但是，外交部长黄华却认为，这些保证只是应付中国再三主张的实现全面外交关系的三个条件的外交辞令。④中国方面提出的三个条件是：华盛顿停止承认台北为中国政府；废除美国—中华民国共同防御条约；撤出美国在台湾的余留军事人员。同样，邓小平（在万斯到达北京的前几个星期刚刚复职）指责美国采取的新立场从福特政府的保证中退却了，卡特政府仿效“日本做法”，这种策略使东京在正式承认北京的同时，与台北仍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正如万斯所说：“看来中国人并不准备认真谈判。”①中国人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卡特总统有意将万斯之行说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邓）很快予以否认。在万斯访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发表了一些傲慢的言论，对美国关心他们“台湾的老朋友”表示不满，声称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仍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将“逼使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台湾这么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统一“非用武力不可”。②看来，中国对他们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的灵活性特别生气。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邓“由于新近复职，他的权力仍在巩固当中，因而不能贴出‘灵活’的标签来，美国必须毫不含糊地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对中国这一原则，他不能容忍有任何误解”。③同样明显的，中国人很快又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发起的缓和运动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的拥护者之一。根据中国一份权威性的估价报告，苏美关系的改善，既加强了苏联的力量，又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西方又出现了类似30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用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预见’来吓唬苏联。……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拼命散布‘缓和’幻想，竭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①与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样，北京决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竞争对手中选择已占优势的一方。1978年冬，中国曾两次向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人求助于世界观与他们较为接近的官员”。②邓十分了解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明显的个性差异及政策倾向。华盛顿政策制定者中间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国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万斯国务卿认为，美国有必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掌握平衡”。在万斯看来，与苏联搞好关系，以及签署长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认为，致力于与中国战略合作会激怒苏联，甚至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更为紧张。③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特别是前者）不同意万斯的观点。在国务卿看来，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各种“加强安全”措施（军事人员的交流，向中国转让技术，通过第三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方式的合作）只会警告而不会激怒莫斯科。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取得进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争辩说：“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向苏联显示，他们的主张是不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④围绕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120个大型工业项目，估计需要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约600—700亿美元用于购买进口的技术与设备。①尽管后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目标大大超出它的国力，但是，这项规划的目标意味着北京将向国外越来越多地寻求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1978年2月，中国便开始与日本签定了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其他方面的发展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在阻止苏联势力渗入第三世界方面不断受挫，使布热津斯基更加积极地制定有关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邓的权力也在不断巩固。中越关系的迅速恶化又提供了行动的契机。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中越关系几乎破裂。晚春时节，越南驱赶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中国后来断绝了与越南的所有经济与技术联系。7月末，中国发表声明说：“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东南亚和亚洲的‘前哨’。……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②美国对苏联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顾虑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担心联系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开始形成，其中包括美国。
中国的政策假定美国实际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温和力量：……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