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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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计划的起草者或许希望靠石油减缓一下萧条状况，但如已指出的，这个愿望是徒劳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类制造品呢？该规划要求生产更多的钢材和机械，然而，中国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典型国家是那些更发达的工业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余的便是消费品了。消费品是刺激中国的邻国——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出口的驱动力。
中国对物质刺激的重视，也助长了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中更重视消费品的倾向。如果新增钱币什么也买不到的话，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毫无意义。事实上，货币收入增长，而消费品生产却没有增长，这是反生产性的。不仅私人消费没有增加，配给已有的产品也得紧缩，不是正式紧缩（发配给票证）或非正式紧缩（排长队）。
因此，在十年规划的目标和正在出现的外向性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战略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随着1978年的进展，或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或是始终意识到这个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权，或是两种人都有，不论是哪种情况吧，1978年12月做出决定：调整工业发展的重心，至少是暂时地调整。
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了即将到来的政策。在公报中，讨论的一半以上的经济议案集中在提高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问题上。①更重要的是，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陈云在1961—1965年期间，是恢复政策的设计者；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作过一个重要讲话，提倡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和限制过度的集中化。②当50年代引进苏联式的工业战略时，他虽是经济领域的中心人物之一，但人们都知道，他对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危险作出了敏锐的评价。
1979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新的重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要求人们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首要的重点。就其发生的变化而论，1979年重工业的计划增长率为7。6％，低于轻工业8。3％的计划增长率。③重工业的投资也从1978年占总投资的54。7％缩减到1979年的46。8％，而全部投资额仍保持在与1978年相同的水平上。
计划指标并不总能使人们了解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优先地位。但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
所谓“调整时期”前三年的有关数据列于表17中。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前三年中，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在1981年实际上也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是出口的增长。在1952—1978年间，出口增长率仅为年均7％，而就其实际增长而言，它应该更低。1979—1981年，名义上的增长率是原来增长率的4倍（每年29％），而实际上差将近1/3（每年18。6％）。①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其中，纺织品是最大的项目，但绝不是唯一的项目。在出口物资中，“工矿业产品”份额的数据（不包括纺织品）从1978到1980年，从占总出口量的37。4％升至51。8％，这不仅是由于1979年石油价格提高的缘故，而且也是诸如自行车、缝纫机、瓷器甚至机床三类产品出口扩大的结果。②到1981年，出口额升至国民收入的9。5％，将近前20年出口额的两倍。③此外，中国不仅从日本和西方，而且还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通过开放，中国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
军费开支也稳定下来。与越南的战争，造成1978和1979年军费开支的短期暴涨，但到1980年这项开支便缩减到70年代中期的水平。军事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项，但花费大宗资金增加过时的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技术，以便进而能奠定先进武器体系的设计和制造的基础。这个重心上的明显改变的部分原因，或许是中国有意识地要沿着它的东亚邻国的发展战略方向进行，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仅是投资的效益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可以设法从管理改革上解决而不致造成工业重心的改变。但管理改革并不能克服这个事实：中国的能源产量不足以维持一个高速增长的重工业战略。
调整时期第一阶段的经济指标
表17 （1979—1981年） 单位：增长率（％）
在1952至1978年间，能源生产总量每年以10。3％的速度增长着。煤的生产的增长率较为缓慢，但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庆、胜利和其他油田的迅猛发展足以弥补了煤的不足。在1978至1981年间，能源总产量的增长实际已处于停滞状态，这三年中的增长率仅为微不足道的0。2％。早先几年忽视勘探工作、忽视发展新煤矿，以及忽视修建能将煤运往能够利用它的地方的铁路，都是造成这个重大损失的原因。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还是继续坚持以往低效率的重工业战略，1978年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只有转向单位产量耗电量较少的消费品工业部门，并对高效能源设备进行投资。计划制定者还着手于一项重要的投资方案，开发新的石油和煤的资源，发展一套支援运输网络；但是，这些投资即使是有大国际能源公司的参与，在80年代中期以前也是不能获得多大益处的。因此，调整时期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战略及其贯彻过程中的错误和低效的最终产物。
① 该十年计划于1975年夏由国务院讨论，此后，计划草案虽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但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毛去世之后，该计划经修改提交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参见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0期（1978年3月10日），第19页。
② 就其他方面的来源而言，这个说法是以1979年江苏省统计厅在南京提供给美国经济代表团的简介为依据的。
① 美国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的钢铁工业》。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北京 周报》第52期（1978年12月29日），第11—13页。
②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 这些数据来自余秋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 1979年6月29日， 第1、3版。
① 我们至今仍无一个合适的价格指标能用来缩小中国这整个时期中的外贸数据。1979—1981 年间实际意义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5页。
② 1981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1981年和更 早几年的类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③ “国家统计局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82—83 页。
加速工业增长（1982—1987年）
原估计工业调整时期将贯穿整个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但结果却是，只有1981年一年，总的增长才减到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调整指标（即工业增长每年仅为 4％）。①到1982年，中国已处在持续80年代大部分时间中的经济繁荣的早期阶段。
由于几个事件的干扰，这个调整计划刚一提出便被废止。首先，在1980和1981年已经下降的能源生产总产量，在1982年恢复增长，而到1984年，能源产量的年增长率已超过9％，这个数字可与70年代初所达到的增长率相媲美，直到1986年才降回到仅为3％的增长率。近海地区并无重大的石油发现，也没有发生使能源产量重新增长的其他方面的突破。能源的增长是大力发展原煤生产、运用引进的技术从现有油田中开采出比以往所探明的可能性更多的石油、水力发电的适度发展，特别是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完成的结果。中国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所能供应的限度，但这种过度需求是苏联式官僚指令性经济的一个特征。
表18 外 贸 的 增 长
具有同样或更大意义的是放松了对中国工业外汇的限制。中国扩大出口的最初尝试，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在1978年之后的三年中，出口在名义上翻了一番多，尽管进口迅速增长，但到1981年贸易赤字已被消灭，并在1982年出现了大量顺差（表18和表20）。出口的增长是扩大制造品出口和油价上涨的结果。简言之，在油价下跌以及石油出口随之下降之前，石油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1/4（参见表19）。
表19 中国的进口结构
除了扩大出口外，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为大规模的旅游业敞开国门。最初，这些借款来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援助性信贷的形式。1980年，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银行同意向中国提供第一批贷款。①此外，中国还决定同意外方以合资和其他方式直接进行投资。同意合资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必须正式拟订合资法、新税收法以及能保证将外方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中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引入其他法律。然而，却没有一部法典能充分保护外国投资者，使之能避免那种绝大部分投入的资金由国家分配而不是由市场自由获得的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可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仍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以期在将来获得利润。但是，直接投资最多的却是香港，而且其投资主要投向与这块殖民地相邻的广东省。在80年代初期，基于文化、语言和家族纽带的私人关系恐怕是更好的保护，比国家不成熟的法律更可靠些，也可避免与政府做生意的不确定因素。
为中国贸易逆差支付的资金
表20 （所有数据均以百万美元计）
如表20中的数据所示，当中国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很小的时候，每年从旅游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中获得30—40亿美元。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82年超过110亿美元，1983年更超过140亿美元。尽管借款额增大，但中国仍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净贷方。由于调整政策，中国投资减缓，而外汇又如此迅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积累了多于它能有效利用的外汇。由于有了积累起来的外汇盈余，再继续维持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率的指标，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工业增长
表21 （1981—1986年）
最后，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领导层竟发觉自己正处在80年代初期农业繁荣的时期。在两个极好的年景之后，1980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年农业产量回升，随后，在1982和1983年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关于增长率上升的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农业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农业是消费品工业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业出口是外汇的来源之一，农业进口是外汇的主要用户。例如，中国粮食进口从1979年的880万吨增至1982年的1610万吨，但1985年便减至仅为600万吨。①仅粮食进口减少这一项便节约了10亿多外汇。
对经济上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时，又实行进一步下放经济决策权——包括投资分配——的政策。②例如，在1971—1979年间，对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对不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的2倍。相反，在1980—1984年间，对预算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依照预算运行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要高40％。③因此，早在1981年便已开始的重申中央对投资的控制权的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对投资的控制权的话，我们就很难弄清这怎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纯利润。中国取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由于较早放权促成的。况且，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拥有大型企业的那些部门中。在1982至1986年这五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以上，是来自集体的而非国营的中小型企业，工业产量全部增长的1/3，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企业。
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开始于50年代，但由于大跃进（1958—1960年）的失误，它的发展夭折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再度努力发展农村工业，以向农业提供诸如化肥和水泥之类重要的投入物资；这在有关农业发展的部分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80年代初的农业工业化，与先前的尝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新兴的农村工业，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最大的自成一体的中心在上海、无锡、南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江苏省南部地区。这些新兴工业多数与城市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分包合同关系。重视这些小规模生产，并非意味着这是调整时期重视消费品做法的延续。重工业方面的投资仍低于先前的水平，但鉴于轻工业增长率降至与1966—1978年接近的水平，重工业的产量跃居前茅。（参见表22）
表22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产量与投资（％）
1981至1986年，中国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这种发展速度难以持续下去。归根到底，对1984年和1985年工业特别迅速发展的限制来自外汇。在198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开始迅速下跌。只是通过大力扩大海外借款，才使外汇储备没有下跌到7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低水平。结果中国外债总额增加了，到1987年已达200亿美元。
通过年进口量的大大增长来刺激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而已。而供应方面的问题，则是1981年后中国出口减缓造成的。1986年以后油价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而是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