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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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北的战略价值终于得到了领导层的认同，我想，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父亲欣慰的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温饱，然后呢？是被认同、被承认。
刘少奇在皖东北和父亲相处的那段日子，正是急切盼望黄克诚到来的日子。他给毛泽东发电：“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刘少奇的焦虑跃然纸上。
又过了三个月，6月20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344旅和新2旅共12000人终于来到豫皖苏首府新兴集，与彭雪枫会合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黄克诚来了，但又在彭雪枫的津浦路西住下了。彭雪枫哪里能让他走，他胸怀大志，图谋向西发展，拿下整个河南！他们对皖东北没兴趣，更不要说是到苏北去了。究竟是谁的主意？现在各有各的说法，但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少奇急了。29日，刘少奇电告黄克诚做东进准备：“20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
于是，历史的剧目又一次重新上演，路东路西之争再起波澜。
彭雪枫起草了一份电报，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想法，即：在解决目前反摩擦问题上向东为有利，但从与敌伪顽长期斗争看，则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需有山地作依托，因此，黄部应该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
黄克诚也正有此想法，他根据华北的经验，平原游击战需要有山地作依托，提出皖东北地区狭小，不如向西发展打通联络。彭黄商定，东面既有张爱萍部，自己不如先完成向西发展的任务，以实现毛泽东早些时候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构想。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份电报。他们敢对中原局的最高决策者的几次指示置若罔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翻开1940年6月27日中央军委的来电：你部“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他说在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明确了黄克诚南下的任务：“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注：《张震回忆录》170页）他们的意图仍然是看好中原，向西发展。至于向东图谋苏北，可以从山东方面派出，即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
这，就是尚方宝剑。
刘少奇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他的复电是：你们的建议为全国政治形势所不允许，不能采取此方针。他从维护和遵守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后形成的战略格局着眼，于7月15、17、18日又是连续三封电报，责令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入皖东北。
再折腾就要出麻烦了，抗上，闹独立性，这顶帽子也不是闹着玩的。黄致电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服从中原局胡服（刘少奇）指挥。黄把电报给彭看后，将5000人马留给彭雪枫，自己带着其余7000人，于8月7日到达皖东北。
父亲的部队编入黄克诚的队伍，番号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他要随黄克诚东征了，他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当初调给我的张太生团还给彭雪枫。我要走了，将这个团齐装满员，完璧归赵。”我问，你舍得吗？父亲感慨道：“在那个年代，创建一支部队不容易，有感情是自然的，但那是党的部队，是人民的，个人不能去争这些东西，拥兵自重，有人栽跟头就栽在这里。”我知道，他这话是有所指的。
转眼就两年了，就要告别他亲手开辟的这块土地。当年他孤身一人，而现在呢？站在他面前的是一支由皖东北子弟组成的军队。曾和他一起创立这块基业的战友江上青将永远长眠在这里。他们还会回来吗？
4个月后……
1941年1月4日晚，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和32集团军上官云相调集了7个师8万余人，将新四军军部和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团团围住。战斗极其惨烈，新四军浴血奋战七个昼夜，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几天后，1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直指华中。邻近的汤恩伯9个师10万兵力迅速前推至涡河以南的涡阳和蒙城地区，挤压彭雪枫退出豫皖苏边区。皖南的惨剧就在眼前，彭雪枫岂敢怠慢，4师做好了全力抗击的准备。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危机。自父亲走后，日伪军借国民党大举压境、我首尾难顾之际，长驱直入，乘势夺占了我根据地首府青阳；盘踞在洪泽湖的伪顽匪三位一体的地方黑恶势力也卷土重来。
蒋介石觊觎华中这块心腹要地久矣！他要挤压共产党退出华中。国共两党的对抗一下子冲上峰顶。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的“我军敌后抗战进入了今后两年的最困难的时期”。
华中局发出指令：“必须坚持华中阵地，决不退让，也决不能向华北、华南转移。”（注：《新四军战史》217页）
战云密布，形势严峻。华中局命令我父亲立即率部回师皖东北：“肃清当地土匪和顽固武装，建立根据地，并保障皖东北与彭雪枫之后路。”（注：《华中局1941，1，22电令》）
在离开了皖东北的4个月后，父亲又带着他的几员大将赵汇川、李浩然、沙风杀回来了。在回皖东北的路上，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父亲所在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9旅。后来，父亲习惯于把整个皖东北时期统称为九旅时期。
自从归了3师，真是把他给憋坏了。父亲的个性和黄克诚完全两个样，黄老成持重，我父亲年轻气盛。“卧枕宝剑夜有声”，他说：“我就是一把剑，青萍剑。”这回，统领他的九旅脱离师部，回师远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下山之猛虎，可以杀个痛快了。
首战青阳告捷，皖东北震动。63师战史记载：“根据地的人民比过年还高兴，肥猪、鸡蛋络绎不绝送来慰劳部队，到处是祝捷的鞭炮声……”当地遗老有做诗的：“兵分八路打青阳，小丑岂能再跳梁。”盼新四军如盼云霓。
战史评价，青阳一战是分水岭，在这之前，九旅只能算是个游击兵团，现在它可以打运动战，也可以打攻坚战、阵地战了。华中局给出结论：“九旅已经成为了我正规化之党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紧接着是泗县、宿县、宿迁，还有什么吴吁子、大柏圩子、刘圩、张小坝，等等，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地名，一路打将下来，势如破竹。收复失地还不是目的，这帮鸟人，不给点颜色，不知道爷爷的厉害！
父亲这次回师皖东北还有他更大的野心。
稍事休整后，九旅会同配合作战的2师5旅一个团，发起了洪泽湖之战。父亲指着照片回忆说：“看！我发明的钢板划子，两侧铺上钢板，船头架上高射机枪，这就是我的‘艨艟斗舰’。”有些老同志回忆说，高射机枪可厉害了，是从鬼子的飞机上拆的，只是子弹不多，张司令舍不得，每次调上去，非得他亲自批准。
你想，双方百余条战船，还不把个洪泽湖打得昏天黑地。老爷子惯于用诗记事，在此一年前，他记述的是：“跃马扬鞭去，随员三五人……我部无大炮，攻坚暂不能。”而今天，他写道：“神兵夜昏重宵降，分兵扫遍落叶纷。”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我说：“看来你的心境前后大不一样了。”他说：“你再看看我写的战洪泽湖一首。”在这首诗里他用了：“蛟、蛇、蟹、鳖一网绝。”他说：“这四种东西是什么，知道吗？蛟，大蛇，很凶猛，是指日本鬼子；蛇，很滑很毒，是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是螃蟹，到处横行；鳖，藏头藏脑的，专做些龌龊之事，和当地的水匪湖霸一样。”嘿！你别说，还真挺形象的。
40多年前的事了，他讲到兴起时，把手一挥：“搅得它昏天黑地，那些乌龟王八蛋被我一网扫尽！”
快90的人了，难得这样兴奋，我赶快给老爷子助兴，在一旁帮腔：“正如曹孟德所言，我视袁军如土鸡瓦犬耳！”我们父子二人哈哈大笑。
从艰难中走过，老爷子有理由骄傲。
皖东北虽处战略重冲，但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洪泽湖平定后，一下子把皖东北和淮南的路东区、苏北的淮宝区和淮泗区连接起来了，使洪泽湖成为华中根据地的内海。不仅可以避开敌人路上的封锁，使华中各战区间通过水运实现兵力的快速集中和转移，同时也消除了对西作战的后顾之忧。
如何经营这一大片根据地呢？父亲的考虑是：“我自知不懂得地方工作，同时也分不出更多的精力来搞政权建设。我知道2师有几个老红军，郑位三、邓子恢（注：邓曾在5支队工作过，改编后，5支队并入2师），专门搞这方面工作，很有经验。想来想去，还是得邀请他们来，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打鬼子，抓好部队建设。”
旧时的中国如同一盘散沙，中国人就像鲁迅笔下的人物，愚昧而麻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战胜外来侵略者的。迟浩田同志曾对我讲过他的亲历，在他的家乡山东招远，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从地方官吏到普通百姓，全跑了，一个县啊，挤踏死伤者无数，其实来了多少鬼子呢？一个小队。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府，把农民从阶级压迫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所特有的做法。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觉悟的民众意志；人民，是不会为一个残酷压榨他们的政府而战的。父亲说：“这就是政权建设的意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比，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差距，也是战争观上的差距。
毛泽东批准了父亲的提议。《邓子恢传》记载：“张爱萍知道，邓子恢在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派邓子恢到皖东北主持党政工作。5月2日，毛泽东电函陈毅、刘少奇，同意张爱萍的请求，调邓子恢赴淮北路东主持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注：《邓子恢传》270页）
父亲说，邓老（邓子恢）在他心目中就像是一个“宽厚的长者”。
他回忆道：“邓老是坐船从洪泽湖那边过来的，带着陈兰（夫人）和孩子，跟着一个挑夫，一边是烧饭的，一边是孩子。我们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他住。”
真是少有的怪事，只听说要部下的，很少有要上级的。
时局如棋。皖东北这边发展得有声有色，可在路西的彭雪枫却经历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预料中的风暴终于到来了。
就在彭雪枫准备迎战汤恩伯压境的大军时，突然间，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逼近的国民党大军全线溃退。什么原因？原来，1月24日，日军向汤的侧后发起了豫南战役，集中五个师团兵力（一个师团约两万多人），分三路向豫南挺进，拉开了架势，企图于平汉路以东，将向东北挺进的汤恩伯、李品仙部15万人一举围歼。面对日军的攻势，汤恩伯立即放弃对我的进攻，丢下豫东、皖北的大片土地，望风而逃。
大军压境，可瞬息间，又销声匿迹，战局的转换，扑朔迷离。
这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局面居然顷刻间摆在眼前。日军打通平汉路南下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一切正如预料的那样，国民党果然慑服于日军的威势，丢下大片国土逃遁了。大三角的战略关系惟妙惟肖。是彭雪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先，还是中央、毛泽东、华中局急不可耐了呢？这段公案今天已经说不清了，也许都有一点吧！据老同志的回忆：“1月28日晚，我们接到刘少奇、陈毅发来的急电……命我部集中适当兵力控制某些战略要地，积极向敌后发展。之后，我们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我们准备两个精干的支队，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开展游击战争……2月2日，中央连发三电，强调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2月3日，华中局和军部也两次电催。”但我还看到另一种说法：“纵队首长向军委建议，抓住当前时机，挺进豫西、陕南，建立战略支点。”
2月3日军委复电：“你们应即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在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华中局同一天电告：“不可进得太猛，不可专打顽军，否则会失败。”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进占被国民党放弃的失地，而不是专门去打击他们。这是一个政策界线，听得出，上面使用了带有警示性的语言。
但事实是：2月4日，4师10旅一部已渡过淝河，11旅31团则渡过涡河，至2月7日，4师主力已进至阜阳以北、以东和东南的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线。显然，这就和国民党军靠得太近了。
这的确是彭雪枫的风格，兵法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4师主力迅猛前出至上百公里之外，根据地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还多。但是，他们忽略了，兵法上还说：“兵不厌诈。”在没有与敌主力决战之前，占据过大的地幅，绝非是件好事。
果然，两天后，2月9日，怪异的现象再次出现：日军突然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追赶，迅速撤出战区，放弃了涡阳、蒙城等地，日军声势浩大的“豫南战役”就像泡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