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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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志气，钱少不怕，和平时期，军事领域一样可以大有可为的。他笑了，说：“怎么跟你爸爸一个样。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是安慰吗，还是解释？我后悔不该讲那么多，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9个月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裁军和“忍耐”。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军队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集中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加强国防建设也就好办了。”“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对此，军队同志表示坚决拥护，理解国家的困难，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但杨的讲话中到底还是用了我们建议中的一句话：“要实现我军建设指导上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能视同是军委接受了我们“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吗？感谢李希庚同志动了恻隐之心，从我们厚厚一大本建议书中摘出了这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段话理所当然地被总部印发的许多文件引用，形成了阐述战略转变的固定用语，战略转变因此而被叫响。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军官们应该是个安慰了。过了好久，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军委有的同志问我，大家都在说战略转变，怎么我就记不起是在哪次会议上通过的呢？”
前后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有：佟炜铭、章沁生、郑威、郭卫平、尹斌、廖世宁、邱晓光，以及《军报》的曾光军、李炳彦。后来父亲告诉我，张震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过你们这些同志。是的，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和平来到了。但军队究竟怎样利用这个难得的和平机会为战争做好准备呢？转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又该做些什么呢？今后军队发展的目标和道路又是什么？全军将士又应该怎样去奋斗？我们真的不满足仅仅“忍耐”两个字。
其实翻开领导同志的讲话，忍耐，仅是基于目前国家财政状况，中央对军队同志要顾全大局要求，要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军队建设要在国家大局下行动。但不知怎么搞的，忍耐竟成了军队建设的目标。面对即将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面对世界军队的高科技化，我们这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军队，该怎样面对挑战呢？作为一名军人，我们想听到军委发出的号令。仅仅停留在“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样概念化的口号上是远远不够的。但军委这次会议没有回答，或者说是回答得不明确、不鲜明。起码我是这样看的。
我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军队冬眠；国防工业又让人家拿走了，我们还能干什么？
父亲静静地听着，长时间的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的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制止我许多出格的牢骚怪话。我很难受，你们为什么都如此沉默？
军队建设进入了忍耐期。
大概是一个月后吧，他忽然找我去，说是抽个空子，谈谈你们的大作。我坐下还没张口，他突然发问：“你对今后的战争怎么看？”
我说，一句话怎么说得清楚。
“应该能说清楚，也必须说清楚。”
“你们提出的，抓住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这个机遇，积聚力量，这没有错；要制定一个统一全军行动的方针也没有错。但问题是，怎样准备战争？怎样建设军队？建设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的依据又是什么？”
他用手杖顿了一下说：“答案是，战争！”
“仅仅停留在战争可能推迟的结论上，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说的，未来的敌人是谁；在哪里打；打一场多大规模、什么样式的战争？我们基本的打法又是什么？这些关于战争研究的结论，正是今天我们建设军队的依据。但你们没有回答清楚，这也正是你们这个建议不足之处。你看，是不是这样？”
“精简固然不错，但精简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才是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呢？理由又在哪里？”
他开始详细地阐述自己对制定战略计划的体会：“一个好的战略计划的核心是对今后战争的认识。这个问题搞透了，军队建设的依据就有了。国防体制、三军比例、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型号数量、作战部队的编成等等，就有了依据。
最后才是实施计划。要落实就要有个步骤，先减掉多少兵员，先装备哪些部队，分几步到位，等等。对国防工业来说，上哪些，下哪些，按什么比例发展。现在我们是有点本末倒置，上来就讲给我砍掉多少多少万，那怎么行呢？消减兵员、调整比例、研制武器，统统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一句话，打什么样的仗，就组建什么样的军队，失去了对战争分析的结论，军队建设就失去了龙头，就是盲目的，经验主义的。
过去彭老总在的时候，我们也搞过。我们在脑子里对未来战争都有一个宏观构想，根据当时的战略环境，设想敌人主要来自海上，所以加大了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建设。后来批他的海防思想，就是指的这个。60年代转向北面，针对苏军作战的特点和三北地形，加大了战略纵深，组建机械化集团军。那时也困难，比现在还困难，但不是无所作为。毛泽东抓两手，原子武器，大办民兵师，就是基于对战争的认识，那时就是准备帝国主义对我全面入侵的。一个让你不敢打；一个让你打不起。
今后呢？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不是军委几个人能提出来的，军委只能指出这个方向，这应该是全军的任务，尤其是你们作战、训练部门应该拿出来的。”
“我已经老了，很多话，说了一辈子，也不想再说了。还是那句话，不要好高骛远，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
以我当时的心气，是不可能对父亲最后这番话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的。我只觉得有一种冲动，是啊，既然是名军人，就应该下力量把未来战争搞清楚。但这无疑是一座大山，不是几个秀才笔下的文章。它需要对世界发达国家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需要对近期几场战争的剖析，需要对军事前沿科学和发展趋势的了解，我明白面前这个任务的难度了。
我向胡长发部长和我的老局长佟炜铭谈起了父亲的思想。他们二位都是极富创新精神的前瞻型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总部机关工作的经验。他们表示，首长给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带有指导性的问题，你们战役训练要针对未来作战进行是天经地义的。过去光凭你们局自己搞不行，要扩大范围，发动全军的力量。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三项措施：召开全军第一次战役理论讨论会；通过高级干部讲座的形式把军事科研机构、院校、情报系统和各军兵种、各大战区组织起来，赋予他们相应的课题；组织各大战区、军兵种以未来战争为题目，结合各自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向进行演习和图上作业。胡部长说，从全军抽调力量，由你来组织，先集中搞几个月，争取拿出一个对未来战争的基本意见，然后作为全军战役训练和演习的依据，在实践中再论证完善。
张震那时已调到国防大学任校长，他说，就到我这里来吧，我把帅园给你们腾出来。帅园，刘伯承元帅曾在这里住过，现在是国防大学最漂亮的地方了。张震开玩笑地说，你们年轻人在这里研究未来作战，肯定可以获得先人的灵感。
在后来的几年里，以突发事件和局部热点地区军事斗争和作战行动为背景的战役演习和学术研究在全军陆续铺开。
在父亲临退休前的一个月，我把研究成果《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任务与战略指导》摆在父亲的桌上，这是一本集全军智慧的论文集，由迟浩田总参谋长作序，熊光楷、贺承选、廖锡龙、刘存智、张序三、糜振玉等对世界军事动态和我国周边热点地区的未来作战提出了建议。父亲一边翻看一边说：“是送给我的礼物吗？”他概略翻了一下，又说：“这么一大本子，我看不完，还是有空听你摆摆龙门阵吧。”遂大笔一挥，在封面上写道：“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这才看到，桌上放着他的小孙子画的贺卡，噢！今天是他的生日。
早在一年前，1986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我参加文件起草。我问父亲，你准备讲点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拉个提纲？
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还是准备一个好，万一推不掉呢。我说，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把下面部队反映的问题汇总了一下，要不你看看？
他说：“不用了，问题不在下面。”
在我国，国防部长是个政府职务。军队领导人的职权是按军委分工确定的，父亲只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在这样全军性的会议上，他讲点什么呢？讲国防工业，不如回你自己那摊去讲，讲捧场的话，又多余，想想，还是沉默的为好。
但和我预料的一样，与会者一致要求父亲“讲一讲”，其他军委领导人都讲了，国防部长怎么不讲话？杨尚昆也说还是讲一下好。盛情之下，他还是那个习惯，掏出一张在日历上扯下的纸片。他这次讲话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题目是“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
我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民富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不错，国防建设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度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绝不能说，待有了钱，即可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即使卖给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限制。”
“国防建设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财力，没有较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国富民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逐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然后他就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为题，分别阐述了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国防教育；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同时专门就研究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阐述。
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想起早在1982年，他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听到一些言论，引起了我的警觉，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搞不好，会犯历史的错误。”
7 老革命面前的新问题
中国这条大船在改革的大潮中搏击，舵手邓小平驾驭着它，迎着滔天的巨浪向前猛冲。他义无反顾。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两放”，即“放权让利、放开搞活”，也就是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个人，下放财权和管理权。“两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百分之八到十的高速增长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但反映到国家财政收入上，却出现了“两个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收入的萎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一便是中央财政无力负担维持人民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邓小平在讨论军费时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不上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注：摘编自洪学智《深切缅怀小平同志对军队后勤建设的伟大功绩》）这是实情。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数字看，军费支出由1980年的15％跌至1992年的7％以下。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发达国家国防支出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低于10％的，多数超过15％。
经费紧张成了当时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第一批暴富起来的人们在沿海特区灯红酒绿的生活，对钱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样的传播开了。但谁能料到呢，一夜之间，党政军大办公司之风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国。随着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思路的提出，经商之风愈演愈烈。
客观地说，导致军队经商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当时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很难说得清了。张震的回忆录中说：“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
对军队经商，据我知道，一开始大家热情都还是很高的。我曾和父亲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人不光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嘛！军队有的是有利条件，不信干不过地方。这也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嘛！再说，国防工业可以搞民品，搞军贸，军队为什么就不行？
“胡搅蛮缠！国防工业和军队不同，它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部门，军品订货吃不饱，理所当然应该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项目。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搞核电站？从性质上说，军工企业发展民品、以民养军，不属于党政军经商的范畴，这和党政军机关做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嘛！至于国防科工委机关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许的！我要查他们，有没有这种事。”
辩论到最后，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脸一沉，喝道：“混账话！”
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