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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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宣称“战争状态并不是开给总统的空白支票”。行政分支没有办法，只好单方面成立了简易军事法庭，负责受理被羁押者们的抗辩。那些军事法律师及后来加人的凯迪亚，挑战的就是这种军事法庭审理机制。为了更方便达到诉讼目的，凯迪亚与站友们挑选了一个威胁最小的囚犯，在阿富汗战场上被俘的塞勒姆·阿曼德·哈姆丹（Salim Ahmed Hamdan），他被指控为本·拉登的司机，但他根本不是一名恐怖分子，甚至称不上是战斗人员。
2006年3月28日，星期三上午，该案的言词辩论在最高法院进行。年轻的法学教授凯迪亚拥有一项重要优势——布什行政分支的极端主义主张，他知道多数大法官不吃这套，这类主张越偏激，越会给行政分支帮倒忙。这是凯迪亚第一次在大法官们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对他的对手，首席政府律师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来说，这巳经是第34次了。克莱门特一开始就说，国会早在批准对“9 · 11”事件作出回应时，就已默示认可了停发人身保护令的决定，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做法只有过4次。这些话把苏特气得恨不得从审判席跳起来。
“今天我们这场完美的辩论，是来争论美国国会是否有权采取停发令状这么大的措施么？”苏特问道，“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至少得慢一点儿接受您的观点，免得有丝毫怠慢。”
“好吧，”克莱门特回答说，“如果我们讨论的只是那些美国领土之外的人们……”
“等一下，”苏特紧追不舍，“令状就是令状！”
可是，在一个没有了奥康纳的最高法院，哈姆丹案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安东尼·肯尼迪那一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绝对是布什行政分支的盟友，斯蒂文斯、苏特、布雷耶与金斯伯格则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罗伯茨已从本案中回避，因为之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是由他作出的，并在其中支持了布什一方。）
肯尼迪向来对国际法有着浓厚兴趣，这个案子正好迎合了他的喜好。事实上，几周之后，肯尼迪又将启程前往萨尔茨堡，接下来，他将在2006年进行一次环球之旅：从华盛顿到夏威夷，为美国律师协会作一次演讲；再到马来群岛，与一位苏丹见面，后者同时也是一名法官；接着去迪拜出席一个有400名法官参加的会议；然后到伦敦的老贝利观摩一次谋杀案庭审；最后返回华盛顿。布什行政分支在哈姆丹案中的核心论点，就是《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尽管美国在很久之前就签署了这项国际法主要条约。
“好吧，让我们这么办，”肯尼迪对凯迪亚说，“如果我们只是讨论《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是否适用于此，我们何不将本案发回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让他们弄清这个问题呢？”
那样或许有用，凯迪亚答道。
“好吧，假设我们告诉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日内瓦公约》或国际法其他内容适用于……？”
肯尼迪摊牌了。在言词辩论之后的大法官会议上，他加入了自由派大法官一方，再次推翻了布什在关塔那摩的政策。6月29日，本开庭期的最后一天，斯蒂文斯发布了由他撰写的法院意见，强烈谴责了布什行政分支，措辞比最高法院两年前的判决更为强硬。他指出：未经国会批准，五角大楼不得单方面设置军事审理程序。同时，五角大楼不得忽视《日内瓦公约》的存在，相关程序必须符合公约规定。对这类争议，各级法院不得袖手旁观，不能等到这些囚犯被军事法庭定罪宣判还无动于衷。行政分支今后必须依循宪法行事。斯蒂文斯的判决意见仍维系了过去的克制风格，他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布什的观点近乎违法。《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本案”，他写道，哈姆丹必须由“具有文明人类所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的法庭”来审判。
反对派的回应仍然是强词夺理，一如共和党人在2002年、2004年及2006年政治选举中的伎俩。托马斯认为判决“强烈削弱了总统对抗与击败致命的新敌人的能力”而且破坏了国家“阻止未来袭击”的能力。肯尼迪、苏特和金斯伯格加人了布雷耶的协同意见，在这份意见中，布雷耶显示出罕有的直率与雄辩，他援引了自己刚刚离去的盟友奥康纳的一句名言：“最高法院的结论最终基于一个简单的立场：国会从没有给行政分支开过‘空白支票’。”
哈姆丹案控辩双方均承认该案至关重要，这倒不仅仅因为那些关塔那摩囚犯可能面临死刑，事实上，这起案件关系到如何在反恐时期解读宪法含义，尤其是在最高法院的转型阶段。“任何地方，包括本院，都不存在阻碍与国会沟通的紧急情况，司法分支坚持认为，把相关问题交给国会解决，绝不会削弱我国的危机处理能力，”布雷耶写道，“相反，坚持上述做法，将以民主方式增强我们作出最佳决策的能力。对宪法的信念与信仰，必须通过民主方式来体现。今天，我们最高法院正在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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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块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诏书的石碑。但是，由于这块石碑同时刻有同一段文字的三种不同语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数千年的埃及象形文的意义和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罗塞塔石碑”也被用来暗喻要解决一个谜题或困难事物的关键线索或工具。
听证会结束后，司法委员会主席斯佩克特对阿利托的回答表示满意，他认为阿利托在堕胎问题上比约翰·罗伯茨更加坦率。但司法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则发表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阿利托的回答“空洞无物”，又说“我们将一直发问，直到问出他对美国人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所持的清晰立场为止“。
特德·肯尼迪之前曾对媒体表示，选择阿利托是“不明智之举’’。肯尼迪说，他对阿利托的资历和能力没有异议，但美国在民权和女性权利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这个关键时刻，人们不需要一块“绊脚石”。肯尼迪甚至放出“狠话”：“虽然宪法赋予总统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利，但宪法也赋予我们权利，必须对此人进行独立、严格的审核。”
10名共和党委员全部投了赞成票，8名民主党委员全部投了反对票。
对质条款（Confrontation Clause）：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以下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
红弥撒（Red Mass）：指在宗教会议、民事法庭、国会等开端时主祭神父身穿红色圣衣作的弥撒。
老贝利（Old Bailey）：即英国的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根据1834年的《中央刑事法院法》设立，负责审理发生在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埃塞克斯、肯特和萨里郡的部分地区的犯罪案件。因该法院坐落于伦敦的老贝利街，人们习惯以“老贝利”作为该法院的代称。
第25章 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最螅ㄔ河邢钛有嗄甑拇常灿行麓蠓ü俾娜危敖旱拇蠓ü俣蓟崆鬃宰龆侔煲淮位队缁帷Ｓ捎谧罡叻ㄔ航暌恢蔽从腥耸赂妫庖淮骋驯幌兄枚嗄辍２还�2006年夏天，布雷耶正式宣布，他将复兴法院传统，以宴会形式欢迎阿利托加人。最高法院许多资深员工也非常看重这项传统，对能够承担宴会安排任务，他们都由衷感到高兴。为营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夜晚，他们甚至提前对宴会流程进行了多次预演。
10月6日，星期五，在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奏响的美妙乐曲声中，历任大法官夫妇陆续进入最高法院大厅。此时此刻，整个法院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家庭。出席宴会的宾客包括桑德拉与约翰·奥康纳夫妇，以及瑟古德·马歇尔与波特·斯图尔特的遗孀。最后，在用甜点之前，布雷耶起立致祝酒词。
“萨姆，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迎你，”布雷耶说，“我们非常高兴为你举行这次宴会。但我不得不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今晚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友善待你。但是，他们今后也有可能站在你的对立面，会反对你的意见，会拒绝在你的异议意见上签字。这可是一个很难伺候的群体。”
在枝状大烛台闪烁的亮光下，客人们满脸疑惑、面面相觑。
“在这里，你需要的是一个朋友，”布雷耶接着说，“你需要有人站在你这一方支持你——是打心眼儿里真正地支持，而不是像围在这张桌前的人们。”
这时候，通往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撞开，一只浑身绿毛、紫色睫毛，身着费城费城人队球衣的巨兽冲了进来。它是阿利托最喜欢的棒球队的吉祥物菲尔·凡纳提克。这只可爱的大怪物笨拙地走到阿利托面前，给了他一个熊拥抱，然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留下现场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
这次对阿利托的欢迎晚宴显示出，新任首席大法官到任后，伦奎斯特时期那种同事之间的活络气氛正逐渐复苏。罗伯茨对新同僚们十分友善，与他在司法委员会接受听证之前没什么两样。他态度谦和，乃至略显恭顺，以一种公允持重的方式管理着最高法院。当年，伦奎斯特正是凭着这样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大法官们的一致好感。在会议模式上，罗伯茨也沿袭过往惯例，任何人若想作第二次发言，必须确保之前每人都有一次发言机会，发言时间也比伦奎斯特时期有所延长。与伦奎斯特一样，罗伯茨在分派意见撰写任务时十分公正，无论是重大案件，还是谁都看不上的“蹩脚案”，分配时都一视同仁。在向国会呈交的年度司法报告中，首席大法官重拾被搁覃多年的一项重要议程，积极呼吁国会为联邦地区法院与上诉法院的法官加薪，这可是自由派大法官与保守派大法官们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此外，罗伯茨曾在多次演讲中倡导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在他看来，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最好体现，就是受绝大多数大法官认可的“窄”的判决（当然，最好是所有人一致同意）。
可是，表面欢快的气氛，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承诺，反而使人们忽视了对罗伯茨法院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的关注——司法判决。我们已经看到，乔治＿ W。布什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简直是一段灾难之旅，总统与共和党在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上接连受挫——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社会保障、移民改革、中期选举，以及部分人事提名。但是，起码有一项经营多年的重大事业遂了他们的心愿，那就是：改组最螅ㄔ骸Ｐ碌淖罡叻ㄔ汉芸旖靡幌盗信芯鲋っ鳎�2006至2007年，它巳经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机构。
局外人比大法官们更先意识到最高法院的转变。
在他们眼中，转变的第一个明显标志，来自最高法院近些年审理的第一起校园隔离案件。在路易斯维尔市，各个学校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之前都实施法定的种族隔离。甚至在最高法院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后，肯塔基州的官员也与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拒不遵从布朗案的判决，直到1970年代还维持着按学生黑闩肤色划分校区的制度。但当整个社会最终开始依法行事时，路易斯维尔市开始面临一个尴尬问题。由于黑人和白人居住在不同区域，当地学校如果按学生离家距离远近划分校区，将导致一些学校全部是黑人，一些学校全部是白人，这就很难保持校园内的种族平衡。为此，当地的学校董事会决定实施1980年代中期的一项计划，以保证学校学生的种族多元化。根据新的招生计划，学生种族将成为招生时的考虑因素之一，每所学校的黑人学生不得少于15％，不得多于50％。一些家长质疑这项计划的合法性，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当地学校董事会无权在校区分配时适用种族标准。在另一起案件中，类似招生计划在西雅图也受到抨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起校园案件看上去都很简单。下级法院已经指出，学校的招生计划符合奥康纳3年前在格鲁特诉博林杰案的判决中确立的标准。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一样，路易斯维尔市和西雅图学校董事会认定他们是为了促进社区的种族多元化，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像密歇根大学那样，把种族作为选择学生的考虑因素之一。但2006至2007年间的最高法院，已不再是2003年时的最高法院。路易斯维尔市学生家长的律师们一路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阿利托通过参议院确认那个月，家长们正式向大法官提出了调卷令申请。律师们提出的问题直接冲着奥康纳留下的法律遗产：“是否应……推翻格鲁特诉博林杰案？”调卷令申请获得批准。
与许多卸任大法官一样，奥康纳只能坐视现在的最高法院处置她确立的先例。退休丝毫没有达到她预期的效果。奥康纳离开最高法院的主要目的，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