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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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好的地方看，可能有对于人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文革灾难实在是太气愤了，他要找出有责任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就我这个人已经折腾了十年，折腾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已经清楚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常识界限。这我需要给广大网友说明一下常识界限，直到现在大家说来说去，说我有事情的，一定不是文革的时间界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几段，文革因为大家好多人没有经历过，我想说明是这样，就是在非常糟糕的时候，是所谓造反、夺权、武斗这样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就是最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斗、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等，这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段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政，这个时候文化相对宽松，号召教授们开始复课，学校里面开始编教材，有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极左派容不了的，所以后来产生了批斗。大家讲来讲去始终是在中间这段时间，就是开始文化有点松动的时候，周恩来他们提倡复课，提倡编教材的时候这段时间，大家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漫长的造反、夺权、武斗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不出余秋雨有一丁点的缺点？还有在漫长的批斗、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时候，也说不出余秋雨一点缺点。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你抓住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时候那段比较松动的时期大做文章是历史的颠倒，我不是为自己洗脱，我为历史说明白。当时周恩来 、邓小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很多，这是第一个界限。
第二个界限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说你编过什么教材，参加过。是，但是直到现在没讲出有一句话是有明确的政治问题的，一句话也没有讲出来，你看多少年了，说来说去只是说这个什么组织，那个什么组织，说来说去，这个说也是说不明白，因为我们只能看一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害过人，这个人有没有从他的手下写出过不好的文章，这没有。
第三个常识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的父亲打倒了十年，如果当时我真能有什么作为，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父亲救出来，因为他关系到我们家的温饱，所有的工资是他一个人赚的，他还关在那，我的祖母，我的妈妈，我们的全家都在饥饿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责任，也是我天天想的问题。但是外面这个路线、那个路线对我来说非常遥远，我想的是下顿饭家里怎么吃，想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和这个有关的是，在当时什么组织会纵容一个叫做打倒对象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常识。
最后一个常识大家想一想，我担任一个高校的领导，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各级组织审查一个人能不能任职主要看文革表现，有年龄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参加过造反队，大概那个时候也不能做科长，那么严密的审查，而且时间那么近，当时八十年代中和那个很近的时候，大家还同仇敌忾，记忆犹新，你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忘记，只要有一个小条子说你做过坏事、你就不能任职的情况下，我相信我做那么长时间的干部，上级机关没收到过一张条子吧？这些都是常识问题，怎么可能三十年过去了，突然发现了这个人，一个文革的时候还只有十九岁的人那么多的问题。这可能吗？这里面有一些常识问题，大家能够理解，要我来辩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理由就是辩的任何的证据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辩的机制，评判机制、验证机制都不存在了，报纸上这个人出来说，那个人出来说，有一个前提，这个人是不是和我有特殊关系？比如是被我撤职的，比如是由于我的原因他没有评到职称，大家都不会做这个验证。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知道了，文革十年的灾难，一定是整人，害人，揭发人，批判人作为它的主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延续这样的灾难，文革开始的时候，是追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开始的，无限夸大，几十万件冤假错案，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幸好我们到了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会因为在揭发的时代，使我们再像我爸爸一样被关起来，受皮肉之苦，不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感谢这个时代。
网友：针对您的文化现象，有些媒体称之为逗哏和捧哏，你始终站在逗哏的位置上，您怎么看那些捧哏的说法呢？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1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2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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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他的意思是这个事就像一个群口相声，你站在一个逗哏的位置上，但是那些捧哏你有欣赏的吗？
余秋雨 ： 我不太注意，我写那么多的书，那些书抄一遍就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注意，一定不能走那么多路，也不能写那么多的书，所以我确实不注意。所谓余秋雨，我把我的名字看成一个抽象的名字，因为我真的确实不太注意，有关谁说什么，谁说什么，一般是电话里有人告诉我，我知道一点，具体说我的文章我都没有看，包括最近有调查我都没有看。
网友 ： 对攻击您的人您对他会和解吗？
余秋雨 ： 不存在和解，我从头到尾都是原谅。比如有一个攻击比较多的人，我在法庭里面我要求赔了十六万，那个人比较清贫，我一分钱没有让他赔，让他在法庭上向我道歉，我原谅他了，我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我都原谅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好心，攻击了我那么多年一两个人，我大概在文章当中连他的名字没有提过，其实老的攻击我的人，我还帮他们的孩子做过事情，我告诉他们不要告诉爸爸，我帮你做这个事，我真是原谅，我不是故意表示出大度。
理由呢？因为我爸爸在文革结束以后，原谅了一切当时哪怕是打他的人，他原谅了，他觉得这是民族的灾难，我们不要追究在个人头上。所以我对这些人，我也这么想，不是他们故意使坏，是民族的一种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敏感，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特别是关心他人的事情，关心他人遥远的事情，而且特别关心不认识人的事情，特别关心那种无法验证的事情，而且当这种事情一旦来了以后，情绪激昂，这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原因，我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中文系毕业，这有一个特点，他们缺少严密的科学训练，不是法学系、新闻系或者经济学系，不是，是中文系毕业有一些特点，他们在课堂上学会了叫虚构、夸张、抒情、排比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用到社会批评上来了。我一定要劝这些人，社会批评和你在中文系里所学的那些手段其实是完全不能连在一起的，真正连在一起，随着我们国家法制的健全，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网友：在文革中您躲进家乡藏书楼里读书，您给我们讲一讲那段经历给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余秋雨 ： 当年我们编教材，我参加的教材组是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教材组，当时也会有左的影响，当时毛主席号召学报重新恢复，给学报一些文章，突然传来消息，很好的在走上正规的情况下，说邓小平批判了，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的路子是对的，我就躲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小屋子里面，不看报，不听广播，发火，在这个地方身体也不太好，当时我早年一个老师带我说干脆回家乡吧，大城市不能呆，他们都有意见，他已经被上海赶走的。
后来我来到奉化的半山腰里一个书楼，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藏书楼，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那不是一般的所谓养病，因为那个上面没有吃的地方，没有喝水的地方，日子非常难过。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一些古书，这些古书对我有一些净化心灵的作用，一下子我安静下来。那个时候外面可能是一片喧嚣，我也看不到什么报纸，非常安静的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我很奇怪，是不是上天给我一种预先的启示。这个民族虽然现在一片混乱，批来批去，好像会有让这些古书重新发挥光辉的时候，我当时懵懵懂懂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一头钻进去了，看了很多书。我相信我后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是和这一段苦读有关系的。一直到整个灾难基本结束，我才下山，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们如果有年龄大些的人知道，其实真正要清查的问题，往往就发生在我在山上这段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两方面斗争最激烈，我完全在山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另外这个事情对我有很好的启发，我觉得人生可以不断地换，但是每次换有静读的时间，安静阅读的时间，所以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又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国外的经典，在文革后期读的是中国经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钻研国外的经典。一次次的钻研，使我好像在###当中没有很好完成学业的人，又自己给自己安排几次上大学的机会，这个大学就是使自己找的那种大学，心灵的大学，所以我很感谢那座山，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更感谢那个藏书楼。
网友：伴随着您各个时期的出版作品都会有很多的批评者和相当多的批评文章，但是您作品只要一面世都销量相当惊人，这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 ： 批评是一件好事，中国其实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人们对于我的作品本身的批评，而不是对于你的过去的历史的臆想、猜测，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文学批评，应该面对作品。
但是批评者，也带来我们对批评界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希望大家了解广大民众现在心里想接受什么，大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这些书的接受者，好多人虽然不在文化界，他们都还是有文化素养的，也就是说辽阔的土地产生了一种文化饥渴，这么大的文化的需求和小小的批评圈子产生很大距离。我这么说能不能被网友接受？我和批评者有距离，批评者和读者有距离，而我恰恰和读者群关系比较密切——这样一个关系。
这并不是说我写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和文化界之外的广大的民众对话，我这个目的我想已经达到了。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您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山上静读，现在又有一种说法，您要从文化界归隐、封笔，很多网友对此不太理解。您写得那么好，为什么要封笔？
余秋雨 ： 两个原因，每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有抛物线，起点上面可以落地了，就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已经大体完成了。我不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我也不是哪个协会里面的人，我是一个教师，我已经通过我的脚步和我的笔考察了中华文化，比如我写了《文化苦旅》，同时我又到特别危险的地区去考察了中华文化和古文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就写了《千年一叹》，然后又写了中华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对比，又写了《行者无疆》，我自己在写的方式——从旅行的方式、实际考察的方式写文章这样一件事情我大体完成了，我自己给自己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点。
所以这点希望广大网友能够原谅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无限制的延绵，我当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人家也认为我学术势头最好的时候，我就停止学术研究了。后来我不做高校领导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你做得最好的时候，我也就不做了。我想要中断一件事情，让它变成良性中断的，一定要在它最好的时期中断，不能在它已经衰变的时期中断。一旦衰变开始，你的中断就带有某一种不好的结果。所以我总是在比较好的时候中断它，这点希望网友能够理解我。
当然还有一个附带性原因，我确实不喜欢这几年来，文化的破坏机制超过了文化的建设机制这样一个现实。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实了，我也看到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里边，破坏的成本远远低于建设的成本，建设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成本、生命成本，各种各样创造的成本，如果要损害它一点非常简单，而且也很难受到惩罚，他们讲错了也不检讨，人们也不批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代价。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我如果始终在这写啊，写啊，写啊，正像网友讲的，每篇都会一成喧嚣的话，文化建设造成的结果就变得一片是非，这个是非你说有的人会搞得清，但是也有很多读者会迷惑，我不愿意给读者带来那么多视听上的干扰和思维上的困惑，这样的话比较好。多少年以后人们慢慢的明白，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还是太少，成果还是太少，无论如何要让建设者，让探索者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而不能好像是十个指责者，一个创造者，是这样的比例。
大家想想多少年来，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大家能接受、和我们经济发展能够成正比的文化成果究竟有多少？我不能说我的书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常识不对了，一个人好不容易有点创造，十个人，百个人都在指责他。
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此坚强，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如果他没有权利背景的话，他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有家人，他有很多很多亲戚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虽然是会离开和告别，这个是我对于通过网友、很多读者一个告诫——就是容忍吧，你想我们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杰出的人。大家知道像海明威这样的人，他的毛病太多太多了，贝多芬也有很多毛病，如果有无数的指责者对他们的一个毛病进行劈头盖脸的指责，这块土地上永远一没有海明威这样的人，永远也没有贝多芬这样的人。
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接纳大家不熟悉的文化创造，要接纳你不适应的文化创造者，一定要学会这一点。这些话我继续在写一本书，我的书不重要，因此对我的骂也不重要。为什么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