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生活-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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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快去劝劝吧！要出人命了！”我说。
隔窗观望的许诺说：“大人管孩子，最好别去劝，越劝越完！你想想，他是爹，他能把他的亲生儿子整死呀？”
“他这样管，孩子白天上学，能有精神吗？”
“恨铁不成钢呗！老两口开那个店，一块一块地挣，能挣几个钱呀！盼着孩子长大了能有个出息呗！”
父母不成功，为什么偏要把希望转寄在孩子身上？
无论那个父亲对儿子吵得多么凶，那个母亲和女儿像是从屋子里蒸发掉了，我们听不到她们的任何声音——不许劝架，可能是他们家的家规吧？
腊月二十七，伊江开车带我们去黄果树瀑布。
我晕车，就闭着眼睛，迷迷糊糊的，快到地方时，大脑里突然出现了一汪清水，水旁有大小不等的石头，有干草，还有一棵树等等。
到了地方，大家下车了，伊江买了全体的票，我们顺着路走了下去。
走到半上腰，我突然停住了，我被看到的一幕场景镇住了，它不是什么特别的景，正是我在车里迷糊时，头脑中出现的景！我已经走过去了，我说：“不对不对……”我又往回倒了两步，“就是它！就是它！”我向他们说，“这就是我刚才脑子里出现的景！你们看，这水，这石头，这草，这树，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差！”
有几个过来看的，他们乐了乐，又往前走了，只有我还在那惊叹着。
在我的身上曾有几次奇怪的事。
在1984年，我们进行高考之前的体检时，班里的学生都在医院的一个屋子里，量身高，量体重。测握力时，工作人员给我了一个工具，让我用最大的力气握。我一握，表针就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了。
工作人员说，“这表……这表咋……你再用另一个手握握。”
我按她说的做了，表针还是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了。
她拿去看了看，说：“这表坏了？”她向一个同事喊，“表坏了，再换一个吧！”又向在她身边站着的我们班的一个男生说，“来，你再试试，看是不是坏了。”
男生一握，表正常。她又找了几个人来试握，表都正常。再让我握，表还是从一头跑到另一头。表是好的，差异的是力气。
她指着我，大声地向我们的班主任说，“你们班，她的力气最大！以后再有出大力的活，都让她干吧！”
整的我这个不好意思呀！如果是男生，说你力气大，是好事。我一个女生，弄出个“大力士”的名，我自己都不能接受。
她问我：“你在家是不是啥活都干？你干啥了练成了这么大的力气？”
我像一只受伤的鸟一样说：“我没干啥呀……我妈也不让我干活呀，净让我学习了……”
我的力气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次，我的手心和脚心热，热得我难受，尤其是在来月经之前，热得更甚。正好炕上有淘气儿他们学校发的做实验的材料，他不用了，我拣了起来。有一个像手电筒上那么小的灯泡，还有两个特别特别细的电线，我想：我把它们接到脚上吧，看是什么样。我把电线的一头接到了左脚心上，一头接到了右脚心上，同它们连着的小灯炮竟奇迹般地亮了！哎呀我说这个可挺好玩！我把脚心上的任何一头的电线拿开，灯泡也自动灭了。试了几次，都是如此。我又在我的手心上试了，同样的结果。
再有一次。我在家里看了一上午的书，想休息休息，就躺在了床上。大脑里出现了不太蓝的天空，还有几片云彩。我去了一趟外面的厕所，往回走，快走到门口时，一抬头，惊呆了！房顶上的天空和我刚才脑子里的分毫不差！
我们在一个单位卖书时，院里有几棵外表像迷彩服一样色彩的树，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身旁的一棵树的主干上，有一条一寸长的口子，像是有人故意用刀划的。我想摸摸那伤口，往它的近前走，离树有半尺宽时，我的心里突然像有人用刀子在剜，疼得我倒退两步，捂着心口的位置。咦——不疼了！我又想摸那树上的伤口，走近了它，还没等摸到，心又像被人剜了，我一离开那棵树，疼痛感就不见了，几次试的结果都相同，如同当初有人划它的感觉让我体验到了一样。之后，我实在是怕那种疼了，才不敢试了。
你说怪不怪？怪，又说不出原因来。
黄果树瀑布高七十四米，宽八十一米，是我国最大的瀑布，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它既有奔腾跳跃、声震山谷、气势磅礴的赫赫雄威，又有“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青潭似淀何须缸染色蔚兰”的款款抒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飞流千尺，声声不息。
除了我们，游人没有几个了。
从北京来的电视台的人要在这里录制节目，听说我们也是来自北京来，格外的亲切，邀请我们去当观众。
哇！要上电视了！
我们雀跃欢呼！
一五四
我们欣喜若狂！
所有的疲劳顿时消散，快走到出口的我们又连蹦带跳地转至山下。
女演员们身着艳丽的苗族服装，上面绣制了高山流水、冰壶秋月、琪花瑶草、鸾翔凤翥等富有民族风情的图案，头上的华美的银饰品随着轻风和舞步，发出了清脆的悦耳声。
“我的领子怎么样？窝没窝？”拿着麦克风的主持人问摄像师。
“没问题，来吧！”
“‘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春节将近，这里的芦笙跳起……’不对不对！重来……‘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春节将近，这里的舞蹈跳起来了……’错了！落了一句……‘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这里的芦笙吹起来了！舞蹈跳起来了……’完了，‘春节’又没说……”
扛着笨重机器的摄像师忙出了汗，主持人过意不去，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你别着急，放松点儿，只管说，说好为止。你别管我，咱们回去再剪。”
主持人又背了一遍，“‘……芦笙吹起来了！’……哎，芦笙怎么没吹呢？”
“吹芦笙！”摄影师向前面的一位负责协调的人喊。
芦笙吹起来了！
“这个节目不得录一个上午哇？”我对瑾儿说。
“观众看的是成品，实际上呢，就像你们写文章，改了修，修了改的，重复多少次才能整好。幕后的这些，观众就看不着了。”
“来来来，你们上去几个，跟着跳吧。”那个负责协调的人叫我们，他很健谈，与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
“我们不会。”
“跟着转圈儿还不会吗？来吧！”
女演员把我们拉了上去。
“你也上啊！”协调人对着伊江直说。
“不，我不行，我……我……我给他们照相！”伊江找到了不跳舞的借口。
跳了两轮儿，我们似乎跳出了那种韵味，能跟着拍子上踢下踹了。有两个老外也加入了其中，摄像师围着我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录个不停。舞毕，老外把小费给了吹芦笙的演员的手中，引来阵阵掌声。
伊江跃到了前面，与几个女演员站在一起，像领袖那样，把手伸过头顶，“瑾儿，给我和她们照一张。”他引了个头，我们纷纷效仿，。演员们很配合，脸上始终挂着笑。
“你们等着回家看电视吧。”那个协调人说。
“啥时候播呀？”我们问。
“今天晚上差不多。我们回宾馆，剪辑完了就发过去，今天不播，明天肯定能播。”
多风光啊！这对于我们，可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啊！
打电话，打手机，我们以这种便捷的方式，把这个消息传遍祖国各地的亲戚们。
“爸，我上电视了！今晚看‘新闻联播’吧！‘新闻联播’里没有，再看‘晚间新闻’。”
“妈，你要是想你儿子，今晚就看新闻吧！七点，一台。”
“你告诉二姨和婶儿，今晚看新闻，有我。”
“……跳舞，跟苗族，在黄果树瀑布。”
“老婆……”
回到家，我们成了新闻节目的铁杆观众，楼下把门的老头儿朝我们发出了干咳声，那是一种警报——烦我们了！烦烦吧，电视，我们是看定了！
连着两天，国内、国际的都看到了，怎么连我们的影儿都没有呢？在别的台播了？不能啊！送的片子太多，没选上？有可能，就像投稿，你投了，人家未必能选你，有的作品比你的更好，更重要，更合时宜。新闻的时效性强，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九了（这一年的春节没有三十），今天不播，就不能再播了！
家里的人打来电话，问我们：“为什么没播？”
不播就不播了呗，问啥呀！
别盼了，睡吧！
夜里，我被瑾儿叫醒，“大姐，伊江他们几个还没回来。”
“几点了？”
“十二点多。”
“干啥去了？”
她不说话，穿上衣服，“鼟鼟鼟”地出去了。
“你上哪儿呀？我跟你去呀？”我追着问她。
“不用！”
“鼟鼟鼟”，她又上来了，用手机打了个电话，下去了。
一阵脚步声把我惊醒，瑾儿回来了。
“找着了？”我问。
“找着了！”
“哪儿呢？”
“还能上哪儿！饺子馆，喝呢！”
“喝啥呀！叫他们回……”
伊江和其他几个人进来了。
瑾儿说伊江：“愁不愁哇？还喝！”
伊江：“你呀，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
“啥叫该管？啥叫不该管哪？”瑾儿仍在气头上。
“我办正事儿呢！”
“深更半夜的，你办啥正事儿呀？你有啥正事儿呀？”
“饺子馆里有电视，俺们等着看新闻呢，演咱们了！”
“几点了？！有啥事儿你告诉我一声不行啊？”
半夜无话。
伊江醒来，闪雷问他：“你昨晚喝多了吧？电视里真演咱们了吗？”
“真演了！”
“演谁了？”
“……大姐、瑾儿、桑林、往根，还给我和丁一乾一人来了一个特写。”
“有我吗？”这是闪雷最关心的。
“没有。”
“咋没我呢？我跳了！”
一五五
“你是跳了，但你没跳完，不是喊了一嗓子又下去了吗？就演你下去后的那段，他们和老外跳舞的那段。”
“我靠！白忙活了！”
“我啥样啊？”我问伊江。
“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我给了他一掌，“说！跟生活中的我有啥区别？”
“没区别。”
“你们呢？你们啥样？”
“还那样。”
“啥时候演的？”
“昨晚十二点钟的新闻。”
我们表演的节目，可能只有这几个出去喝酒的和那些严重失眠而又有幸能掰到这个台的人看到了。我们和我们的亲戚们都没有看到，全国有多少人能看到呢？让天神们统计去吧！
过年了。
戈舟行做了几道大菜，伊江买了几瓶本地产的名酒，我们用装书的箱子搭了一个大平台，上齐了烟酒饭菜，大吃二喝了一顿。
包饺子成了我们的难题，没有桌子，没有擀面杖，没法弄。
我们与老戴的人商议好后，带上了拌好的饺子馅、面粉、碗、筷子，上他们那儿了。
他们的条件比我们的好多了！房东家有一张平面光滑的桌子可以当作面板；摊开包书用的崭新的牛皮纸，可把饺子摆在上面；擀面杖嘛，向房东借。房东说没有，他们过年吃汤圆，不吃饺子，更没有擀面杖，不像我们北方。闪雷把拖布把儿截下了一块儿，洗干净了，用来擀皮儿。我们最称心的是，房东给提供了一台大彩电，可以看晚会节目了！
我们使不惯蜂窝煤，火上的慢，一大锅水烧了快俩小时了才开，煮好的饺子供不上吃的。吃饱一批，换上一批。
吃完了饭，晚会演完了，也该告辞了。
到了我们的住处，桑林要给他的父母拜年，他借来了顾长歌的手机，“妈呀，爸，我是桑林。在家干啥呢？咋不说话呢……掉线了！
“……爸，妈，我是桑林……咋又掉线了！”
第三遍打了过去，手机里传来了一位女性的甜美的声音：“对不起，你拔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您稍后再拔。Sorry……”下面就是听不懂的“鸟”语了。
“他妈的不顺当！窝囊啊！”桑林气得直摔手机。
“有啥窝囊的！”往根说，“打不过去就叫‘窝囊’啊？”
“大过年的，那我还得咋窝囊啊？！”
“线路忙，你打不通，白天再打呗！”
“不行！我必须得打通！我要是打不过去，我爸我妈守在电话边儿，不带睡觉的！”
两点多钟，打通了，“爸，妈，我是桑林。强打过去……我着急，出去喝了点儿酒。你们在家挺好哇？我哥我嫂子也挺好吧……我在这儿也挺好的……过了年，我二十二了，老大不小了，你们不用惦记我……”
正如他所说的，他的父母没睡，一直守着电话。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的爸爸那么刚强个人，掉泪了！
丁一乾和牛儿谈上了。
桑林对丁一乾说：“你吧，要想找，找个正了八经的处着。你说你跟牛儿，她有对象，你也有对象，那边不黄，这边儿还扯着……”
“俺俩谈好了，在这儿，维持现状；到了北京，就当不认识。她陪我遛，陪我玩儿。你好哇？湘子要书，想起了你；不要书，你是个啥？连个电话都不带打过来的。”
“不求天长地久，但求只有一宿”，这句爱情宣言是桑林给丁一乾和牛儿总结出来的。
两人互相揭短，因为这个，几次擦出了危险的火花，幸好我们劝得及时，没酿成大祸。
湘子是桑林在安徽卖书时认识的，她是在读大学生，有手机。几天的时间，两人的感情急剧升温，并呈如火如荼之势！桑林的朋友的手机，成了他与她联络的通讯工具，晚十点以后，基本上变成他的“专机”了！发短信不解渴，直接通话，聊上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儿，漫游费骤增。
桑林背着手，在屋里不停地走动着，“她现在干啥呢？这他妈的怪我呀！当初抓点儿紧，至于闹心吗？”
“咋抓紧哪？”往根问。
“那天也倒霉！我领她回旅店（员工们包住的地方），门上锁了，我忘带钥匙了。我把锁别坏了，进了屋，紧张啊！这哪儿是处对象啊，快赶上谈判了！没唠上几句，就听见走廊的那头有人敲门。糟了！是不是查房的来了？我的身份证丢了，没补呢，怕公安局堵着俺俩，说不清道不明的。我带着她，着急忙慌地逃了出来。那几个人哪是公安局的呀，是住店的。俺俩都走到楼下了，就别回去了。嗨，别提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把他调走了，两人就此分开，电话打得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