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生活-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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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走近那个窗户时，老头差点把妈妈当成了他的儿子，端个两米多长的木头方子正想往外捅呢！
我们走向了老头，他已放下了手里的方子，眼里的敌视慢慢散去。
门上的四块玻璃全碎了，窗户上也有两块碎的，留下了几小块玻璃茬子，像一把把的冰刀斜刺着。里面有两块木头方子斜插着，一口大锅和直径约一米多长的红色塑料盆吊在了上面，一条破旧的床单如旗子，悬在了上面，被风吹得直响，像是在投降。墙的一角立了几块长短不齐的方子，床的一头堆了几块用塑料布包裹了几层的砖头，他们的作用显而易见，是老人用来自卫的。外面的砖头也一定是他仍出去的了，他又怕这坚硬的砖头真伤了他的儿子，所以，他不惜工夫，左一层右一层地包那砖头。
妈妈拉了拉门，没开。妈妈善意地向他打着招呼，“过年好！过年好哇！”
老人的表情有些麻木，有些落魄，有些凄清。对于他，“过年”和“好”，还是能捆绑在一起的词汇吗？
妈妈把手从窗户中伸了进去，打开了门栓，但门还是开不开，妈妈又把头探了进去，见里面竟然上了一把锁！妈妈劝说着他：“大哥，你把门打开吧，过年了，我们给你拜年！”
老人说了几句。
“妈，他说什么？”对南方口音，我是历来少能听得懂，妈妈年轻时在南方生活过，她能懂点。
“他说他不开。”
“他咋不开门？”
“他说他儿子要杀了他，他不能开门。开了门，他儿子就来杀他了。”
老人为自己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人间地狱！”妈妈说，这是他的儿子给他造的。
因为我们要赶时间，不能耽误的太长，装完了书，便走了。
在路上，我和妈妈说：“这哪像个年哪！”
“他能不能吃上饭还两说呢！”
“妈，明天来时，我想给他带点瓜子、花生啥的。”
“他吃不了。”
“他能吃，过年了嘛！”
“你没看见他满口没牙呀？”
“……是，我还真没注意。那他能吃啥呀？糖？”
“糖能吃。”
“枣？”
“能吃。”
“还有啥能吃的？柿子？”
“能吃。”
当我们再次去库房时，妈妈将上述几样吃的和我们在超市买的现做现卖的蛋糕包好，想给老人送去。
妈妈到了老人的门口时，发现了老人的门上又上了一把锁——是在门外！
妈妈问他：“是你锁的吗？”
他说不是，是他的儿子锁的。
门里的一把锁是他自己锁的，门外的锁是他的儿子锁的，钥匙在他的儿子手里，如此，老人的房子真成了名副其实的监狱了！
妈妈把一包吃的及我和她凑的四十元钱从窗户递了进去。老人不要，妈妈松开了手，使它们落进了屋内的地下。
“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啊！”妈妈向他挥着手，并把微笑做得近乎完美，那也是妈妈想让他从那个小窗户中所能看到的人间尚存的温暖和爱，有爱才有希望。
“妈，他把东西又拿了出来了！”我看见老人的窗户处伸出了一只胳膊，上面挂着我们给他的吃的和钱。
妈妈向他说：“拿去吃吧！这钱，你想买啥就买点啥吃。”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衰弱，一声比一声凄凉。
妈妈向我说：“咱别管他，他就要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装好了车，老人的胳膊还在那举着，他的手勒出了白印，“我不要”的声音没有断过。
老人说，他不要别人的东西和钱。他有过钱，他的钱有一铁盒子，被他的儿子骗去了，不给他了。
妈妈坳不过他，拿回了它们。妈妈说：“穷人的骨气！一辈子也是个要强的人哪！”
“妈，咱们报警吧！让警察管管那个不孝之子！”
“不能管这事，警察来了，那老头的命运会更不好。”
“咱不能看着不管！”
“老头的儿子会恨，谁管了，他恨谁。他对别人不敢，他敢把气撒在他爸的身上，老头就更完了。别人家的事，咱不能管！”
那个儿子也有儿子，他咋不想想他老了的时候，他的儿子对他会咋样呢？
老人的儿子有着一副尖细的娘娘腔，每每用于与他的父亲的交流上，拔得尤为尖，尤为高。
这不，他来了。
他的一只手拎着一个带嘴的铝壶，一手插进裤兜里，踱着方步，从他自己的家向老人的屋子走来，离着十来米远，就哇啦哇啦地嚷上了，听那语气，像是在说：“你这个老不死的，还不赶快来接我！”行至近前，他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门外的一把锁，退后两步，做了个“稍息”，脖子用力向后抻了抻，使他的声音传得更远些，向他的父亲实行每日例行的“喊话”政策。无论他喊什么，他老爸守着固若金汤的“城堡”，就是不出来。他被老头的沉默激怒了，操起一根木头方子（这个院子里是不缺这个的，随处即是），狠命地从窗户中捅了进去，上下左右乱捣一气，就如捣蒜，恨不得要捣出泥来，那管致命不致命啊！也许他玩的就是心跳，要的就是致命吧！被逼无奈，老人的方子也捅了出来，两根方子交叉与窗户口，一时竟分不出胜负来。
一六九
他边打边问：“你开不开？！”
老人边阻击边答：“不开！”
他有些低估了他老爸的战斗力，他捅不死他爸，也赢不了他爸，奈何不了。
“我不打你了，你开不开？”
“你不打我了？”老人不大相信儿子的话。
“是，我不打你，你开不开？”
“你不打我了……你先放下方子我看看。”
他把方子撇向了一处，“我放了，你也放！”
老人迟疑再三，也放下了方子，并开了门里的锁。
“开了吗？”他问。
老人答：“开了。”
“开了怎么还打不开？”
他把手从窗户中伸进，拉开门划，用力一耸，将铁门拉开，甩向了墙，发出了“咣当当”的响声，又有两块玻璃被他弄碎。他从地上操起一个木头条子就冲了上去。
老人被他的举动惊吓住，幸好手离方子不远，伸手可抓——老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那儿子还没有疯狂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他略一停顿，做了一番思量：他拿的是“轻型武器”，老人拿的是重型武器，双方交战，他必定要吃亏。于是他说：“你放下！”
“你放下！”
他用木头条子敲砸着吊起的大塑料盆子和铁锅，边敲，边用娘娘腔骂，像在说：“你把它们给我拿下！你看谁家吊着它们过？你自己看看，谁家吊了？……”
他仍下了木条子，老人也仍下了方子。他站在门外，看着他的父亲迟缓地卸下了盆子和锅。床单仍挂着，老人没听他的，因为它多少可以挡点风。
他的一只脚刚进屋，就扭身出来了，站在外面又是一顿骂。像在说：“你把它拿出去！放在屋里干什么？拿出去！拿出去！拿出去！……”
在他的威吓下，老人端出一个盆来，里面有屎和尿。老人的一只手的虎口处还在淌着血。
他狂喊：“你把它倒了！你把它倒了！倒出去——”
老人清理完了盆子，他又嚷了一句。老人拿出一个暖壶，把它放在屋内的门槛上。
他大叫：“把盖子打开！”
老人打开了暖壶盖，他站于门外，往暖壶里倒热水。一父一子，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有点热度的，恐怕只剩下这烧开了的，却不再发烫的水了。
倒完了水，他又向老人喊了一句话，然后摇着刺耳响声的铝壶走了。
老人靠着门，伸出了头，看着他的背影，足有半晌，才拿出自己的上了渍子的小铝盆及一个歪了把的勺，向他家的方向走去。他也出来了，手里也拿了个盆，两人在路中相遇，老人的盆在下，他的盆举得高高的，向下一倾，噼里啪啦地，连饭带菜，从半空中掉进了老人的盆里。那饭是牙口好的人爱吃的硬米粒，那菜也没有切，足有半尺多长，炒得断生。老人向嘴里扒啦了一口饭菜，用满口牙床“嚼着”，一下，两下，三下……一口饭，要嚼上几分钟，才下咽。
过了初十，院子里的人多了，那儿子也不给他老子上锁了，老人偶尔插着门，偶尔也打开门，但精神却远不如从前了，常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有时，也发出阵阵的怪叫声，手上、脸上、身上的伤不断，肿了，冻得发红，上半身躺在床上，下半身当啷在床下，这个姿势能保持一个上午不动。
老人的儿媳个子不高，梳着短发，肥粗，长了一脸横肉，脸色发红，眼大如牛，厚嘴唇子。老人去打饭去，我们常听到这悍妇的吵骂声。老人的气是少不了受的。
老人的孙子到处乱跑，但是，他们住这儿院里一年多了，我没看见他去他的爷爷房间一次。
妈妈说：“出去要饭吃都比这强！吃儿子那口饭，难哪！”
老人的玻璃已碎了十多天了，还没安上。我遇到了房东老刘，想请他给安上。
老刘说：“不能给安！他儿子说了，他爸有病，精神不好，安了，他还是砸！不用安。”
欺骗！我见证了那一幕幕，事实的真相，我看得最清，可老刘为什么还信那儿子的呢？
那儿子会说普通话，他可以向能听懂普通话的大多数人讲他的父亲，栽赃他的父亲，混淆视听。而他的父亲却不会说，无法和人沟通，任由他的儿子信口雌黄。
只有一天，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老人坐在板凳上，他的儿子站在他的身旁，两人说起了什么事，都在微笑，我看到了老人发自内心的笑，看到了人性中最善、最美的画面，定格了，并成为永恒。我路过他们，并在心里祝福他们和好相处。
没过多久，老人的房间里空了，连床都撤走了。
老人病了？住院了？走了？没了？……
遇到老刘，问他，他说：“他儿子让他回老家，他脑子有病，能在北京呆吗？去他闺女那了，他还不爱走呢，硬劝的！叫我说呀，早该回去了！”
丁一坤说：“对父母不孝，我最看不起这样的人！朋友谁敢和你交？你对你爹妈都不行，谁还能交透你？”
妈妈对丁一坤大好起来，说他是个有良心的人。
说完他们，我又闯祸了！
当我被强令制止再向前开并听到了狗的哀叫声时，我想：坏了，我把狗给轧了！
小狗只有一个月大，黑色，四个爪子带黄毛，它已瘫倒在地，轧伤的腿抖着，它的眼睛看着瘟神似的车，恐惧着。
我，一个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踩的人，却用一台大车轧伤了一只小狗，我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我用什么办法才能弥补我的罪责？
“小狗，对不起，我让你受伤了……”我的眼泪在转，“小狗，我不是成心的，我真不成心的……”我如一名被囚的战犯，向小狗低头认罪。
小狗的脖子上有一条长链子栓着，在库区的院子里，肯定是有主人的。我问：“这是谁家的狗？”
一位中年男人蹲下身，看着小狗。
我问他：“是你家的吗？”
“啊。”
“对不起，我把它轧了。”
一七0
“不要紧，不要紧。”
他淡化着狗的伤情，试图减轻我内心的负疚感。他反复地抚摩着小狗的头，以给这只遭此横祸的狗以抚慰。
他是一个好人。
我对小狗说：“小狗，你要吃什么？酸奶，面包，还是火腿肠？我给你买。”
这时，一个吊眼的妇女像救火似地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把我家的狗给轧了？！”
我说：“是我。”
“哎呀我的小狗哇！这是一个朋友送的，我们家的孩子最疼它了，整天和他玩！”她又冲向了我，“你怎么开的车？！我家的狗好好的，你凭什么给轧？！”
“我不是……”
“你还想抵赖？！”
“是我轧的，我没想抵赖。”
“你还有理了？！”
“我……”
桑林说：“这院子又是车，又是人的，你咋不把狗栓起来？”
“栓了！这不栓了吗？”她理直气壮地把狗链子的这头搂到了那头，栓的那头却早就开了，狗可以带着链子到处跑，这有些让吊眼妇女泄气。
桑林说：“你这叫栓了？栓了，狗咋还跑车底下了呢？”
中年男人加重了语气，用安徽方言说了他老婆几句，又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你们走吧。”
桑林说：“正好我们要上班，怕晚了，回来再说吧。”
我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动车前，没有认真看；车身高，车头大，看得远处，看不得近处；往前移车时，车里正放着音乐，我把它放到了最大，以至于小狗连叫了几声，我都没听见，还在往前开；地面太乱，到处是他们堆放的木板条子，即使有一条狗在地面上走，也很难辨认；没有把狗栓到安全位置。
出了院后，我向桑林说：“我上小卖部买些吃的吧，给小狗补补。”
“你先别买了。你买了，小狗也吃不着，你没看见他们家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呢吗？买回去，那女的也得把东西给她的孩子吃。”
也是。
晚上回来时，我找到了他们家。吊眼妇女正在做饭。
“你丈夫在家吗？”
“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
“打酒去了，快了。”
“我和你说吧。狗的事，你们看，怎么处理？”
我的兜里揣了一百块钱，我事先想好的是：如果在一百块钱之内，能把这事解决了，我就自己掏这个钱了，不声张了。平时，我们在外面出事故的钱，伊江都给报。
她犹豫地说：“怎么处理……我老公没来呀，等他来了再说吧。”
旁边的一位很壮实的妇女和吊眼妇女像是老乡，她们操着相同的口音。壮实妇女插了一句，我没听清，请她再说一遍，只听她说：“给一百块钱！”
“给一百块钱行吗？”我征求着吊眼妇女的意见，她是狗的主人嘛。
吊眼妇女说：“二百块钱！你给二百块钱吧！”她说的铿锵有力，字字入耳。
“二百块钱？”这个数超过了我的预想。
“来了，我老公来了！”吊眼妇女说。
我走上前去，和他说：“你媳妇说要二百快钱！”
他没说“可”，也没说“不可”。
我说：“我兜里的钱不够，我取钱吧。”
我回去就和大伙说了这事。
桑林说：“你去问问她，要不要拳头？讹谁呢？给啥钱？不给！”
伊江说：“一只小狗，又不是什么名犬，值二百块钱吗？”
我说：“要不，我和他们说说，给一百？”
桑林说：“一百块钱也不给！你给她钱，她能给狗花呀？狗本身就有治愈能力，磕磕碰碰的，好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