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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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败，从者四散。陈天平逃匿谷中，转投老挝，然老挝无力相助他复国，遂送陈天平到明朝。陈天平来到明朝后，当廷向明成祖哭诉：“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在确定了陈天平的身份后，明成祖决定帮其复国。次年初，明成祖先礼后兵，命监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诏问罪于胡汉苍，命他自陈其事。1405年6月，安南使臣随李琦等人返回，表示愿意返还以往侵占各处，“迎归天平、以君事之”。对于胡汉苍“甘心”将王位让人，朱棣自然十分感动，也对他作出了适当安排，特颁诏：“朕当建尔上公，封以上郡，传之子孙，永世无穷”。
然而1406年3月，明成祖命广西总兵、征南将军韩观派左副将军黄中、右副将军吕毅、大理寺卿薛品等人率官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过隘留、鸡陵，进至芹站时，却突然被安南军队包围。
一名安南将领隔涧遥呼道：“远夷不敢抗大国，犯王师，缘天平实疏远小人，非陈氏亲属，而敢肆其巧伪，以惑圣听，劳师旅，死有余责，今幸而杀之，以谢天子，吾王即当上表待罪，天兵远临，小国贫乏，不足以久淹从者。”
接着，安南伏兵并不与明军交战，只是突入队中，将陈天平虏走，黄中等人出于意外，又迫于形势，无力抵抗，只好眼看着陈天平被杀。
陈天平被杀事件的十五天后，明成祖得知此事，这位马背上得天下的皇帝顿时大怒若狂。7月1日，明成祖在奉享太庙后，返回奉天殿。他思虑再三，终于定下了出兵安南的决心。
明军出师一年，先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槛送京师。至此，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
……
历史上，安南事件的前期还算顺利。尽管明成祖的自尊曾经受过一点小小的伤害，但“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也足以对他受损的自尊进行补偿了。
问题出在后面。
别看安南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但自五代吴权以后，安南已独立成国。其实这也不是很要紧，毕竟云南也曾脱离中原独立成国，后来还不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惜明成祖将安南改为交趾后，派遣到当地的官员多为昏庸贪婪之辈，结果导致安南各阶层人民均群起反抗，安南自此进入多事之秋。
朱棣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对于收复安南却有着理直气壮的感觉，毕竟安南自汉唐就是中国的属地。
不过，占领安南容易（毕竟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太大），但是将安南完全融合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若是政策不妥，惹得安南各地起义此起彼伏，那样明朝在安南仍旧站不住脚，终究会落得元朝占领了中原却最终被赶走一样的下场。
按原来的历史，正式出兵安南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即便稍稍改变一下历史，保住陈天平的性命，以便能够借用陈天平的名义收复安南，那至少也要等陈天平出现才行。也就是说，必须等到1404年下半年。之前出兵的话，那就师出无名了。
安南的事暂时可以缓一缓，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西南诸省的事情。历史上出兵安南，好象因为征收赋税曾导致西南少数民族发生了小规模的叛乱。一方面，朱棣打算尽量避免那场叛乱，另一方面，朱棣还准备借助一下少数民族的力量。明朝的军事力量比安南强大不假，但是汉人军队不如西南那些少数民族适应安南的地理环境。将来在安南作战，如果有少数民族土兵的协同作战显然更好一些。
默默思谋了一会儿，朱棣缓缓说道：“太祖皇帝在《祖训录》里制定的民族政策核心是威德兼施，由此又引申出‘克诘戎兵’、‘怀之以恩’、‘以夷制夷’以及‘因俗而治’这四条具体安边措施。‘克诘戎兵’是指以强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怀之以恩’是指‘抚’；‘以夷制夷’这一措施是指，由于当地少数民族更熟悉适应当地环境，给予忠于我大明的土司更多建立武勋的机会；“因俗而治”这一条是针对已经接受了明朝统治的少数民族而言，也是怀柔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朕承天命，主宰生民，唯体天心以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因此，朕颁布爵位法时特意规定除了有禄贵族之外，还设立了有邑贵族的爵位体系。之前，朕为前往吕宋建国的广泽王朱允熥、怀恩王朱允熞、敷惠王朱允熙专门写过一本《海外建国需知》，里面谈到有邑贵族的爵位体系问题。海外贵族所拥有的最小采邑单位为庄园，而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则以山寨为主。因此朕规定：有邑贵族爵位体系以海外爵位体系为蓝本，依其规范类推。其区别在于海外最基本的采邑单位为庄园，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为山寨，北方游牧民族则为牧场。”
听完朱棣的旨意，朝堂上“圣上英明”之类的褒誉之词赞口不绝。
这时，文渊阁学士胡俨站了出来。
“皇上，有禄贵族之所以能够获得爵位，或者是流血流汗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或者是殚精竭虑虑苦耗心血地办差获得的。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土司首领未立寸功就能够获得高官厚爵，微臣担心此举会令文武大臣们寒心愤懑。”
听完胡俨的话，朱棣不由一怔。这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站了出来。
“学士的手伸得太长了吧？此乃礼部之事，与学士何干？”
胡俨大声抗辩。“大臣不言，小臣岂得亦不言！皇上，李尚书忝居高位尸居素餐，又逢君面谀，乃是一个佞臣！”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至刚确实可以算作是佞臣。但是若说他忝居高位尸居素餐则有些过分了。李至刚还是有能力的，他的毛病在于凡事都喜欢考虑朱棣的想法。凡是可能惹得朱棣不高兴的事，李至刚从来都是不会说也不会做的。这样的大臣多了，朱棣或许会迷失自我。但如果身边没一两个这种讨人喜欢的大臣，那么皇帝在工作时也太无趣了。
朱棣横眉居高临下，很不爽地瞪了胡俨一眼。
“胡俨，朕且问你：古代有没有类似有邑贵族的制度？”
胡俨迟疑了一下。“大约周朝的分封制度与有邑贵族制度类似吧。”
“不错，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在这种分封制度之下，领主们在自己的采邑之中拥有充分的行政权力。那么，这种分封制度有什么缺点？”
“……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减弱，大小诸侯不听皇命相互攻伐……”
“正是如此！那些地方朝廷本来就不曾直接管理过，实施有邑贵族制度对朝廷而言并没有任何损失。反之，古时狄夷叛乱常有擅自称王者，结果星星之火弄得烽火遍地——实施有邑贵族制度，可削减狄夷的凝聚力，将来即便有个别小首领叛乱，也不至于形成糜烂局面。朕创造出有邑贵族制度，既符合大小相制的原则，又有利于以夷治夷。夫以夷攻夷，古有成说。使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一爵，要在有实效耳！”
胡俨涨红了脸，低声说道：“臣愚昧，请皇上恕罪。”
胡俨退回了官员的队伍之中，户部尚书骞义又站了出来。
注1：生活在开发程度较高、土地较为肥沃地区的少数民族汉化速度较快，若干时间后便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了，只有居住在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地区的少数民族才能长期保留民族风俗。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自然环境大多都相对较差。
注2：可以理解为中央特派专员，官阶很低，权力不小。行人司司正正七品，行人司里的普通办事员就是“行人”，只有正九品。
第五章 西南政策（下）
“臣有事要奏。”
“有邑贵族的爵位高低由所辖基本采邑数量以及男丁数量决定。据臣所知，这些数据均由狄夷自行上报。不知朝廷何时派遣专员前去核查？”
朱棣摇摇头。
“太祖皇帝在立国之初便编制了详尽的赋役黄册，然后又规定必须定期补充修正该册。赋役黄册里面记载的人口，也包括当时臣服于中央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虽说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补充修正的工作也未必做得特别细致，但朝廷仍然掌握着大概的数据。只要误差不是太悬殊，就由得他们去吧。”
“这如何能行？若是地方土司多报人口，则抬高了他的爵位。或者为了少缴人头税，他也可能少报男丁数量。总而言之，朝廷还是派专员前去核查为好。”
朱棣失笑。这个骞义确实有才干，对于地方土司多报人口或是少报人口的利弊，想的却也大致不差。
“骞尚书多虑了。有邑贵族有着军役义务，若是胡乱虚增管辖男丁数量，那么兑现军役义务时，必然自食其果。”
“少报人口确实可以少交人头税，然而朕以前就宣布过：凡大明帝国臣民，不论良贱都必须在赋役黄册中登记。赋役黄册中未曾记载的人口，均属于逃奴，任何人都有权将之捕获作为奴仆。如果有邑贵族瞒报人口，那么未在赋役黄册上登记的男丁其法律地位便是逃奴。中央政府自然不会为深山老林中的‘逃奴’大动干戈，普通的汉族百姓也不敢为了蝇头小利而深入荒芜之地去招惹有邑贵族。但，有邑贵族的邻居们会对此熟视无睹吗？没由头时他们相互之间也时不时打打冤家火并一下，有了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充分理由后，他们会轻易放过？”
见大臣们纷纷沉思，朱棣暗叹一声。
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处于贫瘠的土地之上，为了争夺生产生活资料难免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若是因为瞒报人口而遭到攻击并被褫夺贵族称号甚至被灭门灭族，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朱棣并不在乎有邑贵族报出的数据是否会有误差，只要有邑贵族做的不要太过分就行。毕竟水至清则无鱼。
反正，这种有邑贵族制度在没有触动少数民族贵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能够比“土司制度”更有效地把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政权的组织系统。
颁布有邑贵族制度的时日尚短，因此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的效果自然也就尚未表现出来。待日后有邑贵族制度越来越被少数民族贵族首领所接受，那么中央政权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管理自然也就更加有效。
少数民族多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一旦发生叛乱暴动之类的事，派遣大军围剿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有时候因为地势的关系，让官兵正面攻打天险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只能将之围困。而持久战耗费的人力物力更多。更有甚者，叛乱的少数民族干脆往深山老林一钻，根本不和朝廷的军队交战，那便更令朝廷头疼。
一旦有邑贵族制度为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完全接受后。若再有暴乱，只要一纸诏书，命令附近的有邑贵族尽军役义务，利用他们人地两熟的优势，便可以达到迅速剿灭叛乱者的目的。
为了激励有邑贵族完成军事义务的热情，朱棣决定采取两个措施。其一是允许有邑贵族可以缴纳“盾牌税”顶替军事义务，当然，“盾牌税”的额度会让有邑贵族认为完成军事义务更合算。第二个措施便是允许土兵们“自抵贼巢，所得贼财，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得抽分科夺，及所俘获贼属，许得变卖”。也就是说，允许土兵抢劫并贩卖人口。至于说攻克的地盘，但凡平定一村一寨者，即将该采邑奖赏给占领者。在利益的驱使下，相信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首领以及普通战士会非常乐意为国家而战。
从利益角度考虑，实施了这两条措施后，有邑贵族也会自发地紧盯着邻居们是否瞒报人口、少缴赋税之类的违法行为。因为，一旦发现邻居有违法行为，该有邑贵族便会打着大义的幌子攻击对方——一方面可以免缴“盾牌税”，另一方面还可以掠夺人口甚至抢得对方的有邑贵族头衔。
朱棣并不担心有邑贵族首领之中出现传说中的天才，打着大义的幌子合法兼并附近的领地，然后对中央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因为，封建采邑分封制度天然便会削弱宗主对其附庸的控制力。若宗主造反，附庸固然可以根据封建契约为其提供兵力，但凭借“大义”的名义反过来攻击宗主同样也是一种选择。毕竟，中央政权可以开出“提供钱粮以及消灭叛逆后依其功劳大小，将造反者的采邑及爵位作为奖励”的条件，只要中央政权自身并非极其虚弱，相信绝大多数附庸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况且，朱棣还有一个杀手锏。根据《爵位继承法》规定：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也就是说，一旦高级的少数民族首领接受中央册封时，为了让后裔能够继承爵位则必须将子侄送到藩学或国子监就读。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意图叛乱之前，必须考虑到自己继承人的安全。当然，考虑到吴三桂造反时也没把吴应熊的安全放在心上，因此将继承人掌握在手中并不能保证有邑贵族绝对不会叛乱。
事实上，一旦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真的叛乱了，将其继承人杀掉泄愤只是下下之策。最好的办法是褫奔叛乱者的贵族头衔，然后将该头衔册封给某个忠于大明的继承人——叛乱者的儿子尽量不予考虑，反正根据《爵位继承法》的规定，有邑贵族五服之内的亲戚都拥有继承权，择其忠于大明者即可。这时，可派遣新册封的爵位拥有者前往叛乱地区。在获得了朝廷资助的相应钱粮之后，新的爵位拥有者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必然会招兵买马、拉拢叛乱者的下属，与叛乱者战斗。
朱棣之所以花费心思创造出有邑贵族这一制度，除了希望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为即将发生的安南事件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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