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幽灵-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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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郑文光的回忆，他的科幻创作起源于1954年。当年，在感受到科学普及读物受到读者强烈欢迎、“美国”和苏俄作家“阿&；#183；托尔斯泰”的科幻读物也十分激发读者兴趣的情况下，他开始科幻文学创作。郑文光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短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是一部在当时看来“科幻构思”和“文学描绘”都相当出色的小说。小说的出版还引起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在这样的成功鼓舞下，郑文光又赶写了《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等几个短篇。其中《太阳探险记》中，人们借助宇宙飞船到达离太阳前所未有的接近程度，以至于几乎被融化在其中，成为另一个伊卡洛斯的神话。
早期的郑文光科幻小说明显地使人感到，他在同类作家中属于文学功底深厚的一员。这种文学功底来源于童年的教育、对书籍的爱好和个人在文字操作领域与文学感受方面的天才。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文学功底，使郑文光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在艺术水平上的先声夺人状态。与词语的连接和气氛的构造相比，郑文光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技术建构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恰恰相反，其中的“科学技术”描绘显得相当简单化和概念化。
郑文光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深知在读者的表面欢迎之下，隐含着相当大的个人创作的危机。他只在大学的天文学系正统地学习过一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对自己的天文学知识欠缺感到不安。在一段关于郑文光与中国原子武器秘密科研小组的领导人之一邓稼先的见面回忆中，郑文光写到：
一天晚上，我因为的被子破了，不得不动手自己缝补。正巧让邓稼先看见。他走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看你的样子，针线活蛮拿手的嘛！”
我让出床的一部分，让他坐下。相互寒喧认识了一下，我继续工作。他又说：
“出生于越南？天文学家？好哇！”
我赶紧声明，我的天文学，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天文，算不上“学者”。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听说你搞科学普及，必定是知识面非常广博，学习的东西无所不包吧！”
“也许将来能这样，不过现在还不行。”
这段谈话虽然发生于1951年，距离郑文光创作《从地球到火星》还有3年，但从之后他的工作繁忙程度来看，他的确没有更多时间将自己的知识补充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这样，《从地球到火星》本身就给郑文光的未来生活制造了一种束缚，那就是如果想继续****读者的需求，继续赢得读者的爱戴，他必须在科学技术建构上下更大的努力。
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郑文光的主要业余工作一是四处进行天文学讲演，二是研读学术著作以创作大型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所有这些活动在潜意识的水平上，都可以看作是作家为提高天文学与其他领域的技术素养所进行的疯狂努力。想要清晰良好地回答讲演中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要求讲演者对科学问题的把握极端娴熟。而从文学水平上看，当时的郑文光对创作一部伊林式的作品已经绰绰有余。这样，他全部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自己对科幻文学中的科学技术建构的技能，尽快发展起来。
1956年3月，郑文光在《读书月报》上发表文章谈论科幻文学。全文始终围绕着这类文学作品的科学性和幻想性进行论述，而对科幻文学中的其他内容的关心，远远地抛在后面。他写到：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深入地洞悉物质世界的秘密，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从而也提供了，人类运用数千年间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更有效地利用、驾驭、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比如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等等，原来只是古代人们的朴素的想象，可是电视，无线电话、飞机的发明已经使这些幻想变为现实。
又比如飞到月亮和别的行星上去，深入地球内部，到海底去旅行，改造整个地球的气候，征服疾病和死亡，移山倒海等等，也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美好的理想，在目前，虽然都还没有实现，可是，科学的一日千里的发展已经昭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在一百年前看来还是很狂妄的幻想一定会实现的。
这是科学幻想小说产生的基础。如果说，过去人们只能够借神话、民间传说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憧憬的话，今天，人们就可以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去幻想明天。
对科学建构的强烈关注终于在今后的岁月中得到了收获。1956年，郑文光在无意中听说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需要科幻文学时，旋即响应，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创作短篇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
《火星建设者》是郑文光3年多科学建构技能补课的优秀答卷。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第一次在郑文光科幻小说中达到了平衡。小说以一个人类大同的未来为背景，将世界各国青年团结一致开发火星的壮举写得恢宏壮阔。以火星独特自然风光为基调，以征服火星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独特事件为契机和转折，人物的命运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自然的反扑过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笔者认为，《火星建设者》是郑文光科幻创作中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第一次达到平衡。作为一个科幻文学作家，他感到了一种心力之间的完全****。小说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在国际青年联欢节上获奖。
随着郑文光逐步向文学领域中的靠拢，他的社交领域逐渐展开。科学家在他的交往名单中逐渐减少，作家逐渐增多。1956年3月，他受邀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不但见到了当时文学界享有盛名的老舍、茅盾、夏衍等老一代作家，更加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但却思想深刻、文学建构力无法估量的一代新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
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这是让人相当激动的一个星期，是充满欢笑的一个星期，是疯狂的一个星期，也是我觉得相当不可自制地喜庆的一个星期。这个会议对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随后的30年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作家逐渐上升为中国文学的主要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深度和艺术探索上都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时常回忆起这次会议，更为能结识如此众多的文学天才而感到****。
如果说《从地球到火星》的成功使郑文光看到科学建构力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及后来转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则引发了他对自己文学建构力的担忧。在远离科普领域中所遇到的这些人正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在接触着新的时代，和他们相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以及隐含在这一切之后的“人生哲理”一下子变得失去了原先的色彩。会议给了郑文光一个新的机会审视自己的作品。他逐步发现，天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倾斜。自己曾经在科普界力克群雄的文学建构力，在文学领域中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而科学技术的建构到反而成为了可以无关痛痒的部分了。
从对科学建构转向对文学建构的关注，必然受到许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为文学领域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比科学技术领域要大得多。1958年，在狂热的大跃进风潮中，郑文光开始了完善文学建构的第一次尝试：将政治内容引入科幻小说。1958年第23期《中国青年》杂志开始连续发表郑文光的科幻小说《畅想曲》。但整个连载只进行了两期便宣告中断。
《畅想曲》无疑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从已经发表的两个部分来看，它的失败在于对政治环境过分关注，这与郑文光的本性极不相附。郑文光不是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作家。从他选择的文学道路和他作品的内容、个人性格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早在他参与文学创作的开始，他就醉心于关于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描述方面的写作。他11岁便写过有关星空的秘密与星球相互碰撞的科学读物。在他对个人生活的早年回忆里，谈及与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接触的内容比谈及社会生活的内容要多得多。他有一种对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所能创造的奇迹的无限崇拜与信仰。他喜欢用眼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全身的感官去观察世界上出现的一切奇妙的事物，感叹它们、崇拜它们、信仰它们。在与人的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敏感性上，郑文光承认他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人。
但是，和所有这些东西比起来，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听关于英雄的故事。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中又有那么多使人感动的英雄壮举：关公、岳飞、李逵……再后来，还有鲁迅。这种从小对英雄的崇拜，在今后的一生中一直支撑着我的生活追求，可以说我的一切成功和失败都源于这种英雄主义情结。
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以及对人类生活中英雄主义的偏好，造就了郑文光个性中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浪漫主义只适合于简单的科学技术领域和童话的世界，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活面前，作家的个性与极力进行的“文学追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40年之后，郑文光写到：
从我自身的角度讲，我觉得《畅想曲》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它其中没有幻想。如果说其中写到的“可视电话”或者“按电钮喝牛奶”一类的东西可以算做幻想的话，那我的幻想力是完全萎缩了，因为当时的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一亩地可以产粮2万斤的神话；任何一个城市居民，都了解10年内中国一定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预言。面对这样的想象，我的科幻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更多的问题，还出在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处理上。在这方面我显现出相当的无能。当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都已被翻译成中文，两人的作品相互比较，我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本。威尔斯以社会分析为主，他的科学幻想主题也比凡尔纳的主题缥缈得多。两相对比，我更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社会生活的幻想性。
《畅想曲》的失败，并没有使郑文光放弃丰富自己文学建构的努力。但是，这种失败促成了他的严肃思考。那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所能立足的位置。在1958年的狂热时代里，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轻易处理好“伟大领袖******”的位置，他就是万人瞩目的中心，是人们无限崇拜、高喊“万寿无疆”的中心。但是，对于一部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学作品来讲，这个简单的问题本身便显得异常复杂。到2000年，毛泽东的年龄将达到107岁，在这个年龄、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伟大领袖是否可以“万寿无疆”，这便成为了一个必需回答的严肃问题。同样，对国际运动的走向上，也存在着许多相当难于预料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郑文光科幻创作发展的阻碍。
50年代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也强烈地阻碍了郑文光的创作。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人为设定的富于政治性的禁区逐渐增多。这其中，对心理学的批判可能使郑文光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因为心理学家曹日昌是他多年的好友，更是介绍他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的引路人。另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批判是米丘林主义与摩尔根主义之间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郑文光看到，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一场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是非功过”或者“宇宙大爆炸学说是否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性”的运动极可能在天文学领域中发生。在这种对科学问题政治化的风潮下，集中专注于科学技术建构或文学建构的努力都将是十分艰难也十分危险的。郑文光开始了科幻文学创作领域中漫长的蛰伏期。
在《畅想曲》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无法定位自己的科幻文学写作方向。我当时构思的故事，讲一个人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头发全部变成了红色，一种奇怪的变异正在他的身体上发生。这样的开场白，是否是我对过往的政治运动的恐惧？抑或是对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感？故事继续发展。主人公身上的变异逐渐增多。他的嗓音正在变化、他的四肢也在变化，他的手现在已经长到无法控制的限度上。手的变化一定是人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一个手过分修长的人难道不是他阶级成份的反映？主人公在恐怖的联想中决定逃走。他离开城市，奔向乡村，但是，他越跑，变异得越利害。他背后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一对巨大的肉翅展露了出来。
到今天我也不能肯定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将向如何发展。肉翅代表的是不是人类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肉翅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对个人独立和整个社会能够脱离沉重负担的幻想，而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
我的创作最终停止下来。1961年不是一个产生科幻文学的年代。或者说如果在这样的年代中创作一部如此题材的科幻小说，将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太多的扭曲。我记得当时我设想了几种补救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是设想这样的变异来自外星人的控制。我认为这也许是个极好的、用技术掩盖社会内含的方法。但是过后我才发现这样的改动也将是行不通的。因为既使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叶菲烈莫夫曾经大写外星人，但国内科学界早已接受了一种据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定论，那就是根本就不可能有外星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关于外星人的故事，都有可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的体现。
从1960年到1966年，郑文光停止了科幻文学创作。他参加了多次下放劳动，足迹遍及山东、辽宁等地区。断续中仍然写作一些报导或报告文学、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