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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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时任四处E科（主管国内反对者）科长的施伦堡间或会被授命一些国外任务，这是因为国内反对者大半与德国的敌国相联系。1939年9月间，我在明斯特办理一桩国防军将领里通外国的案件，施伦堡在附近的杜塞尔多夫。他曾问及这个案件的细节，并要去了几套国防军军装。文洛事件中他以“国防军总参军官夏梅尔”的假身份赢得英国间谍的信任，但据我推测，逮捕他们并非施伦堡本人的意愿。

　　3、只需要一些逻辑便发现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卧底是叛徒或卖国贼，但他的实质功能更类于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报，才能换得情报，这恰恰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是，直到次年不列颠战役开始前，施伦堡仍在设法把手下最优秀的卧底间谍派往英国；我也曾耳闻海德里希对施伦堡与英国人过于频繁的交往的批评。那么既然他希望与英方增进往来，逮捕文洛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层就无异于作茧自缚。

　　4、我在文洛事件后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这是因为我提供的关于国防军反对派的信息使施伦堡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这些信息是在此前的国防军谋反案中取得的。

　　5、我并不知晓被抓获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官下落如何。不过1943年时我与因为“黑色乐队”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神父交谈过，略知他在狱中的情形：彼时他正与同在狱中的白斯特过从甚密。“黑色乐队”大体上是亲英的，不过一位身陷囚牢的前军情五处官员与业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对派明目张胆地往来，可见二者的触角远未限于牢狱之中。

　　6、关于朋霍费尔、白斯特，或“黑色乐队”。从1939年开始，RSHA已经对“黑色乐队”了如指掌，1939年9月我办的案子即针对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当时已知道他与英国联系的细节。正是这些证据使施伦堡成功假扮了夏梅尔。不过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职，其后又复任国防军高层军官。这是施伦堡的直属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张。把文洛抓获的间谍投入集中营，是希特勒独裁的体现。

　　三

　　1、从1939年9月涉及国防军密谋案开始，我就与藏有众多“黑色乐队”成员的国防军分不开了。1942年后我成为RSHA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期间涉及了东线情报工作。

　　2、齐柏林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

　　3、就我所知，飞艇计划开始时，德国在东线已经转攻为守，不过一年前的快速推进中捕获了大量苏军俘虏，此时正直动摇期。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飞艇计划是从战俘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

　　3、很多集中营也兼做战俘营，当时人们不知道那里也关押犹太人，今天则以为它是专为犹太人而造。

　　4、飞艇计划的具体活动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即使它不涉及保密条款，每个部门也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一般而言，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这仅仅是我的推论。

　　5、飞艇计划是利用获释战俘到苏联境内从事地下活动，它没有屠杀战俘的理由。

　　6、我未曾听过战俘营里存在战俘非正常死亡现象。

　　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愿作出以上陈辞，已尽我所知，并力求准确。

　　速记人在第三段第6节末尾脱漏一句：你们是否听说过45年后德军战俘非正常死亡的传言？（手写，英语）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往日

　　狂喜可以是无比宁静的。让人获得解脱的不止超越体能的运动，把困惑已久的问题想出清晰而简洁的答案，人们便获得与俗利无关的成功感。如果答案甚至改变了既往的愚顽，它就直指向极乐世界。

　　在海德堡时我有幸遇到一位乐于辩论的朋友。二十岁上的粗糙理念被辩论反复打磨，对方的思维、措辞和辩论的手法、攻诘时的要害也被谨记在心。日后我们各奔前路，遇到更新的问题，仍能设想对方的见解。这些真正发生和想象当中的辩论随着经历而日渐精致，最终塑造了我们笃行的人生法则。

　　热爱思考的人很多，赖以为生的人则很少。对我来说，思辨的重要性不亚于德国猪肘。这不意味着放弃一半伙食来寻找思辨的话题，二者的关系就像空气与水。我惊讶于一些人能像空气兰花那样只依靠很少的水土便能生存，也惊讶于他们每以为只有空气是必要的。当你谈及阳光或知识、水源或思辨、微风或挚友、蜂蝶或快意江湖时，他们便嗤为不切实际；当你谈及泥土或家学，他们更横生妒忌。

　　只有戈壁上的动植物才这样坚忍而冥顽，但生活在温带大陆气候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当中，有着富饶而强大的国度的人们，竟也认定存在“低层诉求”和“高层诉求”，又对后者敬而远之。富可敌国的人训诫子嗣务要子承父业，而不是开创自己的理想。

　　如果信念是一种奢侈品，那么我就是个富翁。奇怪人们认可前半句话，却推导不出后半句的逻辑必然，因而我只能与很少的人分享这快乐。

　　我们谈及时代的涡旋。那时化学重新臣服于量子物理，后者却又遭受政治的攻讦。折弯的真理是否仍是真理，臣服的学术是否仍是学术？我的朋友引述了一句古代箴言，“没有一个屈膝的人是日耳曼人”。

　　那是在海德堡众千条小路之中的一条上，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行走当中交换思维，共同成长。时代因此而前进得更快，我们也更早地度尽青春。拿人和真理作比是错误的，因为不屈膝的人未必是握有真知。

　　“但追逐真理的是人，到处闲逛当然也有在路上捡到金子的可能性，但你总不会因此每天闲逛。”那个有着一头总也梳不平的蜷曲头发的人靠在山径壕沟般深陷于地下的岩壁上，显露出常有的欢愉。

　　相对于个体短暂的生命而言，这个思维是有意义的。正是“我”在追逐真理或任何种类的道路，“我”必然会考虑世界般宏大的理想是否在我有生之年，愿意垂顾于人类的窥探。

　　“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和创世传说，亲爱的逻各斯。是你我和众人在选择世界。”

　　“那么学界今天的样子，”

　　“如果有人能把执权柄的人赶下去，就能改变它。”

　　我们的谈论时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化学家放弃了他们捕捉到的量子世界，物理学家继续前行，但无法让自我的内心超越宗教般的经典物理。守旧的思想统治了学界，正如守旧的军人及其模仿者统治了德国。

　　“但既然我们选择了秩序。”

　　所以是纳粹上台，而不是社民党，也不是德皇威廉复辟。

　　“我们选错了。”

　　这时离战争爆发还有四年之久，而《纽伦堡法》已经订立。

　　“为什么？”

　　如果没有秩序，德国仍在消沉于二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莱茵兰不会收复，萨尔不会回归。

　　“连你也回到经典物理学了吗，逻各斯。我们所处的当然是低速的宏观世界，但讨论人与社会时不妨引入微观世界的数理思维。的确每个人都在谨慎选择自己的道路，然而每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做布朗运动。秩序是机械主义的思维，孔德和兰克以及一切试图用必然性解释人类社会的学说都已经失败了。你自以为贯彻到社会当中的个人理想，只是丁达尔效应。”

　　怎么能相信这些文艺但毫无逻辑的说法呢，起码丁达尔效应和爱因斯坦理论所应用的领域就相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巫师。”

　　他笑得无比灿烂。

　　“你没有发现我们的元首是另一个巫师吗。”

　　我眷恋那些无所不谈的日子，让思维前进到边地，濒临于真理和谬误之间。心智由此成长，此后我不再需要附庸于他人的理念。很多人把盲从视为虔诚，然而我找到一条出于内心的独立之路。

　　是的，我参加过青年团，投身于纳粹党中，参过军，也曾供职于这个国家最阴暗的暴力机构。但信徒和自由骑士的区别是，前者对他托身之外的其他组织和理念怀有狭隘的仇见，而这仇见根植于冥顽。信徒每以为思辨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他们变得无所适从，我并不需要这种外在的权威。

　　那些美好的日子从未离我远去。当我心生疑惑时我总是能设想一个对话方，在正与反之间辩难。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在交锋当中找出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早已无法用前辈的任何经验来揣测的世界当中，我凭借基本的逻辑向前走。

　　五十年后会有一群感伤的知识分子前来问询，“20世纪是怎样的世纪？”但这一次的答案会与前一次不同。他们会看到一代代的人在这个出离于经验的时代里勇敢前进，走出一个迅速脱离于近代，乃至脱离于当下时空的世界。

　　1947年11月1日

　　☆、未来

　　【原文】

　　“你今年25岁，战争结束时你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会拥有你的未来。”

　　成为死囚的今天我想起这位长者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他心焦于我所涉足的地方，而我满怀自负。今天我回想起他的时候已经32岁了。他留在东欧的雪原之下，我不断滋生的岁月很快超过了他伪造的年龄。

　　你今年25岁。

　　25岁时我认为能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无往不利。现在我也拥有清晰的头脑，而失败并不是我所造成，但当时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则再也得不到了。

　　自由、集体、实践理想的机会、人间的温暖。

　　如果我没有在推动战争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现在就能以反战者的面目成为社会一员。找一份工作，拥有家庭，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

　　但那会是怎样的国家？会更像威廉时代，更像古代，由特权阶级把持的那个脓血满身的帝国。我和生于一零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反对那些采用卖国手段来反战的人们而成为“战争犯”，我与这些顾及自身远多于大众的国家代表们的分歧永不更改。

　　于是当德国变成罪恶的代言者，我也就是为虎作伥的罪犯。浅显的经验主义思维夺走我应有的一切。

　　现在我行将赴死，却回想着1940年的岁月。那时我是安全局局长的得力部下，跟随他单刀前往明斯特，将涉嫌通敌的西墙总司令捉拿归案。刺客般简洁的手法，所有少年期待的冒险。那时我也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有一位深知我性格的弱点，并加以斧正的长者。那也许是我最好的年华。

　　在两年牢狱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情绪紧张中，我总是设想他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对我投以关切的目光。那些用生命历练出来的灼见，用生命交换来的生命，是我从陌生世界里得到过的最深刻的东西。

　　1947年11月7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这位国防军军官名为汉斯？莱曼，生于1899年，父辈是阿尔萨斯的农民。1930年后他供职于总参谋部，负责后勤运输，1942年死于东线。

　　加兰先生未注其姓名，他对那些渊源颇深但又试图逃避的人往往如此。这段日记简略，但或许这已是他最大限度的坦诚。

　　☆、世界

　　世界是一种经验。人文学家将人类经验总和划归为世界的全貌，心理学家则提倡个人经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特感知。他们都假设世界的边界乃在于人类总体的认知，却罔顾个人智力与生命有限。

　　个人能够谈论的世界仅仅是他所知的一切，因而只需拥有一门能够解释其个人所有经验的语言，就能获得安宁。但真正得到它的人无不被奉为圣贤，可见此道之难。多数人反而去寻求敷合于他全部语言的世界，因而败阵于能力的有限，时运的不济，悲剧的笔法由此诞生。

　　写这番话前我也沉浸于悲剧意识当中，过往的追求已成罪愆，曾经的信诺都已荒废，但现在我明白悲剧无非是信仰与生活悖离。不应该自绝于生活，因而不应该承担由思维与现实的脱节造成的痛苦，这让我倍感轻松。

　　我不需要所谓总体的“世界”，能被限制的只是身体的自由，语言和思想则能超越四维空间的桎梏。

　　这半年来我过得不太坏，重新看起求学时看过的论文，回忆往事，追溯我的所自，在所有的个人经验里寻找我的世界。它在我读过的那些清晰而睿智的数理论文里形成了最初的边界，又在我所投身的浑浊时代当中被赋予丰富内涵。我所走过的阡陌、见过的树木、赏看过的风景、一再想起的片段，无不是将我如此塑造的世界本身，我成为怎样的人，就必有怎样的归宿。

　　1947年11月15日

　　☆、时代

　　最近我在逐步整理思绪。其过程颇类于收拾屋子，将过往的信札捆好并束之高阁，只留下生活所需：一套被铺、两套衣物、三餐定量、四季虚度。生活像被奥卡姆剃刀割过，凸现出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生物体，我们需索不多，作为有灵，则妄想无限的自由。所幸思维无须倚仗同等丰富的物质，只要人还在生存，它就自然生长。

　　思维使人成为能反躬自问的造物，这既是悲剧的来源，也是至福的起点。身体下坠时思维仍能架空其上，二者的隔离造成了文明中不朽的精神，古今莫不如此，未来或不以为然。我站在一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