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坐牢-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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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电话铃又响了。
“这个忙看来你还是非帮不可。我这里接待了一位女同胞，他丈夫在美国遭到陷害，被捕入狱，需要法律帮助，我们不能不管。可我又不认识美国律师，而且我知道在美国请律师需要很多钱，谁能请得起。你在美国留过学，会英语，懂美国法律，……”
“不，不，我真的不懂，我到美国只不过是玩儿了一圈，瞎混了一年，还没有找着北呢就回来了。我不是不帮忙，确实是难以胜任。”
“你就别推辞了。”
“——好吧，让我先见见这位当事人再说。”
她，三十五、六岁，长得端庄而质朴，一身职业妇女的装束。说起话来沉稳而坚毅，又不失成熟和自信。
她递给我她丈夫写给她的三封信。信纸上的字迹密密麻麻，看样子是为了节省信纸，避免超重。第一封信的前两句话写到：“此时我非常想念远在地球另一半的你。先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和老傅遭人陷害，已身陷囹圄。我非常愤怒，我们绝对是清白的、无辜的，绝对不会作违反法律的事。”另一封像是公开信。信的第一句写着：“所谓我王诚勇贩卖人体器官一案，完全是一个政治阴谋、政治骗局。我现在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
信的内容很长，我无心让她等我仔细的看完信，就对她说：“你先把情况谈一谈吧。”我一边听着她的诉说，一边翻看着信件。
落入圈套王诚勇于1983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到陕西省检察院工作。1989年为支援海南调到海南省检察院分院工作，任民事检察处副处长。他一直工作努力，曾多次立功受奖，1996年还被评为全国五千杰出青年之一。但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在1995年的一次正处长的竞选中意外落选。这对于一直雄心勃勃、争强好胜的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眼看着仕途无望，他心灰意懒。于是在1996年8月辞去了检察院的工作，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想多挣点钱。当时海南的经济正因治理整顿而陷入低潮，半年的时间里，他无案可办，无钱可挣。这时他又萌生了出国镀金闯天下的念头，想到美国拿个洋学位回来，到时候路就宽了。1997年5月8日，他和妻子以商务考察的身份到了美国，住在纽约的华人聚居区——皇后区法拉盛。
光阴似箭，两个月的签证期一晃就要到了。回国吗？当然不能。他们狠心撇下刚刚一岁多的孩子来到地球的另一面，并不是来度假、旅游、散心的。但是，找机会上学也好，找机会挣钱也好，必须先想办法解决身份问题，在美国合法的呆下来。
一天，他们在街上偶然见到了一家叫“和顺发出国人员服务中心”的店面。想起令他们头疼的签证问题，不由得推开了写着对中国人来说很吉利的　“和顺发”三个字的那扇玻璃门。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台湾人，中文名叫蔡宽雄，英文叫弗兰克。他们向蔡宽雄说明了来意，请他帮助办理B1商务签证的延期手续。蔡宽雄向他们拍了胸脯：“我的合伙人是位很有名的白人律师，叫瑞保罗，与移民局的关系很熟。你们的事没问题，保证能办成，而且时间短，费用低。”说着接通了瑞保罗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了浑厚的男低音。他汉语说得很地道。保罗答应接这个案子，并建议他们接着就办“绿卡”，价格优惠。
于是，他们在6月10日与“和顺发”的蔡宽雄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是王诚勇起草的。从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不愧是吃法律这碗饭的，协议的条文对他很有利。双方约定，“和顺发”为王诚勇夫妇办理签证延期，直到取得“绿卡”，所有费用一万美元，先期支付一千美元，“绿卡”办成后再支付余款。如办不成则扣除基本劳务费二百美元，余款退还。根据蔡宽雄的要求，他们提供了身份证明、简历等各种文件，其中包括王诚勇在检察院时的工作证。通过这些文件，能够知道他在中国当过检察官的身份和经历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
7月6日，保罗忽然传来两页传真要王在上面签字。王诚勇不懂英文，他的妻子在国内是英文教师。妻子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份参加“中国民众党”和“太平洋灯塔会”的宣誓词和登记表。宣誓词宣称，“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众党和太平洋灯塔会。我拥护该党和该会推翻中国共　产党，推翻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和基本原则。……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怎么能够没有造物主呢？造物主就是上帝。因为共　产党不接受对上帝的信仰，奉行无神论，所以我反对共　产党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存在。我们要努力在中国实现宗教自由，使中国人学会享受幸福生活，得到高尚的精神，作为人自尊地生活。……”妻子告诉他，这是个很危险的文件，签不得。
保罗追来一个电话，向他们解释说，这个组织的人员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成员，势力很大。加入这个组织才可以在短时间内拿到“绿卡”。
王诚勇当然不那么容易上当。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向保罗说，虽然他辞去了公职，但他仍热爱他的祖国，也不反对共　产党，不愿出卖民族利益。宁肯不要“绿卡”，也不会加入这个组织。
保罗变脸了。他威胁王诚勇，“你不签也没有关系，你的签字文样已经在我们手里，可以扫描到我们组织的文件上，然后向公众公布。同时我还要向移民局告发你，说你非法居留，让移民局把你遣送回国。你一回去，共　产党就会抓你坐牢。”王诚勇对保罗的威胁并没有放在心上。还戏谑的说，“行啊，国家领导人的签字你也很容易搞到，你也可以把他们的签字扫描到你们的文件上，说他们也参加了你们的组织，你们的组织不就更壮大了吗！”
过了几天，保罗又打来电话，口气变软了。“那个组织你不想参加就算了，不勉强。”随后保罗说给王诚勇找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是任纽约某大学的亚洲法律问题咨询员，月薪三千美元。后来又说给他找了一份美国联邦法院的工作。王诚勇知道自己是谁，他的签证已经过期，没有工作许可，英语又不通，连生存都有问题，哪有那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保罗说的纯属无稽之谈。
由于王诚勇的岳父岳母身体不好，孩子没有人照看，王诚勇的妻子只好匆匆回国。
几个月过去了，签证延期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绿卡的事更是遥遥无期。保罗说，只要把办理签证的申请手续递到移民局，签证过期也没有关系。
眼看签证延期无望，加之妻子已先期回国，王诚勇惶惶不可终日。在美国，不用说生存不容易，就是合法地留下来都非常困难。他也打算打道回府了。
此时，保罗开始和王诚勇商量合伙做海南的咖啡生意，还煞有介事地给他在海南的家寄去了咖啡样品。在他们之间的谈话中，保罗不断强化绿卡的重要性。谁不知道绿卡的重要，但王诚勇深知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后来，保罗又动员王诚勇办理荷兰“绿卡”。他说因为荷兰和美国是互免签证的国家，办了荷兰“绿卡”，与办了美国的“绿卡”是一样的。他又说，要办荷兰“绿卡”，首先要对荷兰的某个机构提供帮助。他还说，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叫阿鲁巴，是荷兰的领地。阿鲁巴的一家医院以做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擅长，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因此需要大量的人体器官。“你在中国作过检察官，能接触死刑犯。如果你能提供死囚的器官，阿鲁巴医院就可以为你办理荷兰‘绿卡’。”王诚勇的回答是，“我早就离开检察院了，而且这种事情在中国是不允许的。极个别的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批准。这事根本做不成。”“做不成你也要假装能做，先答应他们，他们就会给你办‘绿卡’。等‘绿卡’拿到手，你不为他们做事他们拿你有什么办法？”
王诚勇被说动了。他把已经订好的2月13号的回国机票退了。——13号正好是星期五，他的朋友都说两者碰到一起更不吉利，很多起空难都是这个日子发生的，王诚勇正想换个时间回国。
1998年2月6日，在保罗的安排下，王诚勇与电话那一头自称是阿鲁巴医院的洪主任进行了三方电话交谈。他哪里知道，这次谈话被对方秘密的录了音。
2月12日，保罗发给王诚勇一份传真，通知了他与阿鲁巴医院“洪主任”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2月13日上午十一点，保罗和王诚勇与“洪主任”在纽约市50街的圣卡罗酒店（SAN　　CARLOS　HOTEL）会面。“洪主任”递上他在阿鲁巴医院工作的名片，上面印着他是阿鲁巴医疗中心透析中心的主任托马斯。李，保罗说他自己是阿鲁巴医院的法律顾问和合伙人，也递上了名片。
“洪主任”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国际医学医疗服务及培训合作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乙方（王诚勇）海南检察官将任海南省公检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筹备委员会主任”，“为美国等地肾病患者提供在中国的器官。甲方（阿鲁巴透析中心）协助乙方招收和安排到中国接受肾移植的美国患者的医疗服务及康复。”“乙方负责与海南中国公检法和医院的联络及配合并保证肾脏的捐献来源。”“甲方同意在收到乙方可行性报告后两个月内一次性付费两万元，该费用为乙方在中国海南省有关公检法及医疗方面开展基础工作之用途。”
王诚勇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合同是一口陷阱。但再麻木的人也会觉得这份合同不对劲，更何况学法律出身的王诚勇。于是他在合同上大杀大砍，将什么“海南省检察官”、“中国公检法”和“中国海南省有关公检法”等等字样统统删掉，然后签了字。此后，“洪主任”将合同传真回去在电脑中进行修改打印。下午五点，双方又在修改后重新打印的文本上签了字。
修改后的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的目的是本着医学及人道的考虑，为中国境外的患者提供在中国获得器官移植的服务。”“乙方在中国海南省之主要工作为，与中国检方的有关部门和医院联络及配合提供并保障肾脏的捐献来源。乙方同时负责美国患者在中国的肾移植手术的联络及医疗工作。”“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署后四十五天内向甲方提供可行性报告，调查费美金五千圆，在签约后一周内支付。”“甲方同意在收到乙方可行性报告后三十天，向乙方一次性提供美金二万元，该费用为乙方在中国开展此次工作之开办费。”“乙方同意在收到上述提供之款项的三个月内，向甲方提供肾脏来源、医学安排及手术费用等方面的工作报告。”修改后的合同实际上成了委托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合同。
会谈后，保罗又对他说要再和阿鲁巴医院的另一名主任谈一下，“表现要跟今天一样，无论他们要什么，你都答应，说得要跟真的一样，他们马上就会给你办‘绿卡’。”
2月17日晚和2月19日晚，保罗又在事先安排联邦调查局秘密录音的情况下六次给王诚勇打电话，大谈人体器官买卖。
2月20日下午三点半，王诚勇按照保罗传真上约定的时间、地点到纽约来克星顿大街的默雷山饭店（Murray　Hill　Hotel）与对方第二次会面。去之前，保罗一再要求叫上王诚勇的朋友——法拉盛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傅行琪。进入房间后，保罗将他们介绍给据称是阿鲁巴医院的另一名董事“乔”（实际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埋伏在隔壁的房间，时刻监听、监视着他们的谈话和会面，并进行了秘密录音、录像。其间保罗两次以冲咖啡为幌子出去与隔壁的特工联络。当他们认为已经得到了有关的证据以后，特工们突然冲进房间，手里拿着手枪、手铐和逮捕证……。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后面有着深层的政治背景。王诚勇所面对的，不仅是保罗、“洪主任”和联邦调查局，在他们背后，可能还有美国国会中的某种政治势力。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案子，也是一个责任重大的案件。一个律师恐怕一辈子也难碰到。显然，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
在法拉盛我去美国的签证因签证官对王诚勇案件的了解而办得十分顺利。
5月11日下午，夕阳中我和在我们律师事务所访问交流的美国律师皮特走出纽约肯尼迪机场。王诚勇的朋友大潘携女友LC到机场迎接我们。我们随他们来到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住在大陆东北人开的小旅馆“东北人之家”。
法拉盛是纽约第二大华人区。街上店铺的招牌几乎全是中文繁体字，攒动的人头几乎是清一色的黑头发。此外还能见到许多韩文，据说近年来韩国人也向这个亚洲人已成气候的地区大举进军。所以与其说是华人区倒不如说是亚裔区更确切。
大潘看起来有些抑郁，英语说得不太好。LC的英文没有问题，据说她是法拉盛一家医院的翻译，听口音我觉得她是台湾人。他们都是王诚勇的好朋友。王诚勇落难了，他们都想尽力帮助他。
从大潘那里我得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证据材料：王诚勇与蔡宽雄签订的办理签证延期和“绿卡”的协议书、“和顺发”收到王诚勇一千美元的收据、移民局要求王氏夫妇补充材料的通知、保罗传真的加入中国民主党和太平洋灯塔会的宣誓书和登记表、保罗两次传真的与阿鲁巴来人会面的通知、化名“洪主任”的吴弘达伪造的阿鲁巴司法部对托马斯。李的身份证明以及王诚勇与托马斯。李签订的“国际医学医疗服务及培训合作合同”等等。这些证据基本上能够把事实过程贯穿起来。大潘说，这些材料是王诚勇让人捎话叫他收起来的。但在没有王诚勇的明确指令以前，他只能提供复印件，不能提供原件。我奇怪，为什么FBI没有把这些材料搜走呢？大潘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晚了一步。
在法拉盛，我还见了王诚勇的同案被告傅行琪。虽然他嘴里说的是上海普通话，但你初次见他会觉得他是东北人，高高大大，脸庞长得有点像抗日英雄赵尚志。他三十五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93年到美国，有“绿卡”，在法拉盛经营一家洗衣店，王诚勇夫妇做过他的帮工。他已于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十万美元保释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