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自己-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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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是冻死了，还是去了别的地方，抑或回家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懵懂少年时（一）
大多数农村孩子没有机会上幼儿园，也几乎没有学前教育，所以上学前真是完完全全的无知少年。整天在山野间疯惯了，也不想被圈在校园里整齐划一地做操，或者背着手在教室听课，那多不自在呀。我们偶然无聊地三五结伴去学校外面看热闹，有时候听到教室里传来古里古怪的朗读声，好像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是什么话，只记住了“田面馍”（CHAIRMANMAO），哈哈，我们吃的苞谷面做的馍馍不是就叫田面馍吗？有时候透过学校的土围墙缝看见扛着木头长枪、带着“红卫兵”（卫还是繁体字）袖章练操的高年级学生，乐得你看我、我看你，推推搡搡哈哈大笑，直到笑得眼泪出来，简直要笑死了。真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呢，他们又不是解放军呀，还那么装模作样的。
一般孩子到七岁就该给送到学校去了，那么大的孩子除了能帮家里的猪羊找些野菜，挑桶水或者两个人抬一桶水，捡个柴火，拾个麦穗，掰个苞谷，点个蒜、拣点牙膏皮之类的破烂什么的，打点边边角角的下手，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干不了太多顶得住的事，疯在外面倒有可能时时会惹祸。对付这些野猫野狗一样的“小土匪”，一学期掏三两元的学费送到学校被老师管教，名正言顺地用教鞭打是最好的办法了，大人也落个省心。
那时候能让大人烦恼的事情，无非是这样的小破事：孩子去山上采野果蹭破了脸呀，去水里摸鱼被水蛭钻到小腿了，折花被蜜蜂叮了，被蛇咬了，爬树掏鸟窝扯破裤子了，捉牛虻被牲口圈的驴踢了，去河坝游泳丢鞋了，偷家里的零钱买东西了，甚至相互玩不到一起打破头了，把别的孩子的铁环钩子藏起来了，偷人家的玻璃弹子了，抢人家烟盒叠得纸三角了，或者偷人家菜地的西红柿了，甚至去邻村果园偷果子了，个别胆子大的去附近工厂偷小东西了……自家的皮肉衣物损失当然免不了孩子再挨顿打，大人自认倒霉，但干了偷鸡摸狗被人家找上门来，那就丢了里子又丢面子，免不了一阵热闹的连骂带打，顿时鬼哭狼嚎，鸡飞狗跳，小孩只知道淘气，大人却觉得臊脸。如果直接找到当爹的，基本二话不问，随便抄起家伙就下手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直到打红了眼睛。有时候打累了也会歇口气，啐扣唾沫，捋起袖子教训“你个小狗日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不是屁股痒痒了？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不一次把你的毛病取掉还怪了。”如果揪到当妈的跟前，大抵伴随着这样一通咒骂，都像一个老师教得一样如出一辙，“哎呀，把你个小短寿的，看我今天不把你的皮剥了，把你的腿打断，谁让你手长（chang）去偷人家的东西呢？家里什么没有呢？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呀，你咋不知道丢人伤脸呢？你怎么不早死了去呀，就当我没你这个娃。”为了证明大人并非没有管教，当着找上门来的人不管是当爹的还是当妈的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就是出手肯定更狠一点，给自己孩子看，也给人家看。讨说法的人一看这架势，便宜是讨不上了，只好说“算了，算了，别把娃打坏了。”权当上门找来出了口恶气。往往这样鸡零狗碎的事就像一阵风吹过一样，转眼间就成了半个村子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我听我爸说过可怕的事，一个男孩上树掏鸟窝，刚爬上去才张着嘴看究竟呢，鸟窝里窜出一条蛇钻进他的嗓子眼了，我听着直起鸡皮疙瘩，也没敢再问到底是真是假，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的事。不过这样的危险基本与我无缘，因为我像笨熊一样不会爬树。我看起来大大咧咧，其实是个外强中干的胆小鬼。伙伴们在麦场旁边的矮墙上健步如飞地跑了一圈有一圈，我战战兢兢上去没走几步就掉下来了。他们跳河坝上高高的水渠如履平地，我却吓得只敢从下面绕过去。那时候没见过几个车，走在马路上远远听见“嘀嘀”的喇叭声我就吓得定定站在路边，有时候还紧紧抱在路边大树背后等车开远，唯恐呼啸而过的卡车把我卷到车底。去井边打水我也唯恐水桶把我拽下去，尤其是冬天井台边结满厚厚的坚冰，又光又滑，我可不敢像姐姐一样若无其事地双腿跨开站在井口上，三下两下就提上来一桶水。在邻近几个村重复看了三四遍电影《农奴》，我只记得那是个阴森恐怖的电影，但好多场景都是闭着眼睛捂着脸看的，到底怎么可怕其实不知道。我不光是因为年龄小，还因为笨手笨脚，永远是姐姐他们的跟屁虫。跳皮筋我升不了几级就成了撑皮筋的，跳绳我跳不了几下就成了摇绳的，跳沙包、掰骨头、踢毽子这些要巧手巧脚干的事，我只有看姐姐变花样、显神通的份。
说起打水，实在是让我畏难的事。我只敢偶然伸头看看井底，黑幽幽的水光一晃一晃，不知道到底有多深，反正我不敢跨在井口上汲水，轮到我汲水，我都是站在井台下把水桶扔下去，晃几下装了水，把铁桶顺着井壁一点一点拽上来，井绳又湿又滑磨着井口，只听得铁桶和井壁的石头磕磕碰碰，丁零当啷一路作响，提起水桶一看，最多只有半桶水。我小姐姐很见不得我这样缩手缩脚的样子，她一声不吭提起半桶水倒下去，再提上来满满一桶水。我俩用一根棍子抬水，但往往还在井边就闹别扭了，我真的觉得抬水有点费力啊，不是找茬说棍子没在两人中间，就是嫌她个子高抬得高，水桶滑得离她远了，离我近了。她不爱说话，每到这时，只是狠狠瞪我一眼，一把抽掉棍子扔到一边，一个人提起水桶。她当然不可能直直地提起一桶水走回家去，左甩一下，右甩一下，一路摇晃着，我讪讪地拎着棍子跟在后面。眼看水也洒出来了，她的裤腿鞋子也泼湿了，我赶紧上去嬉皮笑脸求饶“还是我们抬上吧。”我知错了还不行嘛？我姐是个犟驴脾气，她看都不会看我一眼，咬着嘴唇，挣红了脸提着水桶回去，她也不告状，但我妈一看架势自然免不了臭骂我偷奸耍滑，我姐也会一整天再不和我说话。
我小姐姐大我两岁，她只上了两个月学就死活再不去了，据说是因为老师提问答不上来害怕，起初家里人以为过几天想通就去了，也没太当回事。没想到过了一周老师找上门来，我姐姐只是躲着不见，老师走了我妈说起上学的事她气得满地打滚，哭天抢地，不管说啥反正是不去上学了。眼看我姐晃了一年已经八岁了，七六年春天开学时家里人不知怎么想到我了，这个小泼皮好像胆子大些不太怕生，那就陪着姐姐上学去吧。等家里人共谋做了这样的英明决定时，我这个主角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我还没到上学时间，姐姐逃学像逃监狱似的，凭啥要把我早早关到学校去？好日子为啥提前一年就要结束呢？
我二姐是从村里学校的高中生，她根本不会想到要征求我的意见就拖着我去学校报名。我只是反抗，嚎啕大哭了一路没有用，棉袄袖子都快被眼泪抹湿了，眼看到学校了，我拿出耍赖的本事，上身死死抵着学校的围墙，墙上的土屑都被我的棉袄蹭得簌簌掉落，我真恨不得贴到墙上，那样她就拖不动我了。不知道学校里到底什么样，反正我不想进去。当然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还是被领去报名注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二姐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学生，看你的机灵样将来肯定能像她一样。”
高年级在校园里的教室上课，一二年级没地方，被安置在村里解放后没收的地主家小二楼里。我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和一块墨汁染的小木板，与一群和我差不多拖着鼻涕的孩子一起，坐在木楼的空房间开始了作为学生的生涯。我还不知道从一到十怎么数，在课堂上数着竹段开始认数，竹段是我妈才从扫院的大扫帚上截下的。第一节课就来了下马威，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厉害的数学老师因为我算不出数让我伸着手心挨教鞭的情景。那是个从城里下放来的老太太，姓朱，头发花白，有点微胖，眼睛小，嘴唇厚，她眯起眼睛骂人时眼睛格外凶，嘴巴也格外毒，其实光她那一口威严的普通话就把我们这些满嘴土话的乡里娃给镇住了。二姐说别看她人厉害可是课教得好，但因为我脑子反应不快挨了打，想起这个数学老师我就害怕，也从此怕起了数学。
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据说落实政策回城了，我再也没挨过哪个老师的打了，其实我好像也就被她打过那一次，但实在印象太深了。我们换了本村的民办教师，他只是完小毕业的，也就是只上了五年级却给我们教三年级的数学，经常讲到一半讲不下去，到别的老师那里问清楚了再接着给我们讲。他除了要教课也要种地，不知道教课和种地哪个是主业哪个是副业，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学生就担负起批改作业、甚至批改试卷的任务，我当然经常是考完没多久就知道自己的分数了，但我对数学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全公社的数学竞赛得了二等奖，从没得过那么丰厚的奖品，两本牛皮纸的笔记本，两打铅笔，还有一个稀罕的铁铅笔盒，绿色的背景上面左边是个小姑娘的笑脸，右边是一朵金灿灿的向日葵。刚等我从主席台领奖下来同学就围上来看热闹，我小姐姐自然也在围观者行列，没想到班主任老师过来拍拍她的脑袋她说“看啥呢，你是姐姐，你都没得上。”姐姐一下子羞红了脸，我也觉得非常难堪，捏着手里的东西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幕一下子刻在了我心里，我不能怪怨老师不该这样说，当面厚此薄彼，我只能暗自想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因为学习好翘尾巴，我不能伤害我姐姐，让她受刺激。我后来参加作文竞赛好像还得过一本《小海马奇遇记》和一本《小灵通面向未来》的书。（话说多年后我上高二文科班的班主任温老师是教数学的，他对我很赏识也期望很高，我为了不让他失望，重新燃起对数学的兴趣，激发了学习数学的潜力，以至于他后来在教研室里逢人就夸文科学生没见过我这样数学好的，他绝对想不到我曾经很害怕数学，对数学也不是很感冒。温老师正当盛年时因为白血病已经去世多年，但他对我的厚爱依然让我难忘。）
懵懂少年时（二）
我刚上学识字的时候；最早学会的几个字是“毛主席万岁”；我有点笨拙；诺大的田字格竟然装不下一个“席”；那一竖总是要不听话地伸出格。不过我好像不满足于每天小和尚念经一样就念书本上的几个字，但除了课本也没有太多书可看啊。等我粗识几个字；能找见的书不是《打倒孔老二》就是《兽医手册》或者《海霞》之类；倒是我爸从单位带来看完被我妈糊墙的“参考消息”报纸上还经常有一些新鲜事。有一次大概是在暑假，睡醒午觉我睡眼惺忪地趴在炕上看墙上的报纸；看来看去发现了一个不能理解的问题；“某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某某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不论是横着排的还是竖着排的都有这样类似的标题；我扭酸了脖子横看竖看也不明白隆重是什么呢？是北京的一个地方吗？要不为啥什么会议都是在“北京隆重”召开的呢？
我那时只听说北京是首都，有毛主席，有天安门，不知道北京是不是有个叫“隆重”的地方。我去过的地方除了我们村的角角落落，就是去过邻村看电影，去过市郊的姑姑家，再远一点的舅舅家，城里还去过我姨家。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外面还有些啥地方，“隆重”到底是北京的啥地方？
我正在那里想入非非，极力想从字里行间再看出点名堂，就传来我妈尖利的喊叫“还不从炕上死下来给猪喂食去”；我如梦初醒似的，悻悻地翻身下炕；对着廊檐下一堆已经捂得有点发热、散发着轻微霉味的菜叶乱剁一通。除了拱着空食槽嗷嗷大叫的肥猪，绕着烂菜叶嗡嗡乱飞的苍蝇，没有人理会我的迷惑。
我后来终于借到一本《新华字典》，才知道“隆重”是什么意思；（形容）“庄重盛大”，例如“某某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天哪，这原来是一句格式句！我怎么那么不开窍呢，它是个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啊，是说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氛，我怎么会以为它是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固定地方呢？哎，终于知道“隆重”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脑子还是有点转不过弯，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会议都是“隆重”召开的；有没有不“隆重”召开的呢？这个怯怯的问题我从来没敢问过任何人，百转千回，几乎要烂在自己肚子里，好像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在学校唯一发愁过的事是填表，不但要填姓名、性别、民族、住址之类，还有一栏叫做“家庭成分”。听我妈说起，我爷爷曾经雇过几个长工的事在划阶级成分时我家差点被定为“上中农”，我妈为此逼得上吊喝药抗争过。我入学后文革已接近尾声，虽然“成分论”不再大肆宣扬，火药味不很浓了，可是毕竟和同学不一样啊。每次学校填表，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嘻嘻哈哈地填家庭成分“贫农”，而我要填“中农”，心里充满羞辱。有时候我还心存侥幸自作聪明地写个“下中农”，离“贫下中农”只有一字之差，尽管这一个字的距离难以逾越，但好像这样就可以拉近点和同学的距离。我总要躲到后面等着最后交表，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塞到最下面，这是我最早的自卑，也是在学校唯一的自卑来源，一种无形的东西像个紧箍咒，就是那样折磨着我未经世事的幼小心灵。可能我比较敏感，我小姐姐好像没有这样为难过。我后来倒是忘了什么时候不再填家庭成分了，罩在心上的乌云终于散去了。
我那时真的很无知，也干过好些荒唐好玩的事，有一次我竟然无所事事地拿着钥匙去捅插线板，差点没给电死。我种过苹果籽，但它没像向日葵一样再长出一棵苗来，倒是随手扔在花园里的桃核、杏核都长成了小树。看着筷子在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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