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祖母淡淡地叹了口气，似乎也没放在心上。然而第二天，祖母的病情急转直下，当附近的乡村医生束手无策时，父亲已经慌了手脚。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祖母临终时的情形，和半路上我可怜的父亲叫天无力的绝望与苦痛。当时父亲和姑姑用板车推着祖母沿着弯曲的山路正一步紧似一步地往医院赶……祖母终于来不及抢救，死在了半路上。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2。墓畔回忆录（3）
……
我对自己严格到残酷的地步，我只许努力学习，不能有半点偷懒与欢娱。上完晚自习，我甚至会爬上教学楼的楼顶，在黑漆漆的夜幕里朝着生养我的村庄跪拜。为我死去的祖母默哀，并藉此鞭策自己负重前行，使受伤负罪的心有所慰安。
……
徐志摩说：“所以不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大变的人们，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几分墙内的动静，但总是浮的浅的，不切实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此时我才明白其中的深意。在人生或许空虚的幻梦中，祖母的死，毕竟是陡起的奇峰，开始激励我这彷徨者，使我渐渐感悟到一些幻里的真、虚里的实，并在这片痛苦而宁静的天空底下，穿越人生的浮华和肤浅，开始我真正生命的历程。（《祖母坟》）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亲爱的读者，我不能说这寥寥几段文字能准确反映我在乡村寂寞而清贫的生活，但它扼要且真切地记载了我的一段心路历程。而且，在那个动荡的、高唱《驿动的心》的年代里，我内心所受的煎熬事实上远甚于此。感谢生活，这段痛苦的经历并没有擦去我内心的明亮与自由，而是让我切实地体悟了底层社会的艰辛，一代代勇往直前的奋进与担当，并由此视同时代的所有奋斗者若当年之我，心怀宽容与慈悲，理解他们的成就与挫折，以及所走过的弯路。
祖坟偎依着村庄
我的祖母被葬在这个村庄的几棵古树底下，这里算是村庄的“公墓”了。相较于那些地震波一样向外扩张的大而无当的城市而言，乡村世界的一个美好就在于“祖坟偎依着村庄”。站在自家屋顶上，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切生命，以及他们最终的归宿。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我时常在巴黎城内的几个墓地里徜徉流连，久久不愿离去之原因所在。巴黎不仅让我体验了镂刻千年时光的城市之美，也让我看到了“祖坟偎依着村庄”的乡村之美与人道之美。
若干年后，在我真如祖母所愿，有了一些出息时，我也曾经多次想过为祖母修一座坟、竖一块墓碑。然而，每要行动之时，总又少了些动力。这自然不是受制于我的懒惰与漫不经心，而是因为我年少时在乡村的一些所见所闻。
小时候在老家周围青石墓碑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多半不是立在坟地之中，而是被附近的村民就地取材，或被支在水塘里用来洗衣服、铺路或是被砌了猪栏。如此悲凉的光景，甚至不若武林豪杰墓之“无花无酒锄作田”。而这种身不由己，对未来的不安，在我读到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时更是心有戚戚焉。
在《墓碑》序言中，作者深情地谈到自己的父亲，并且“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杨继绳也一直想给自己的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每当想起家乡1958年以来的那些墓碑的命运，总也免不了打退堂鼓：“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所以，与其如此，不如在心里为先人立碑，“至少它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如果能被诉诸文字，当然更好，因为“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原谅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谈论自己过去的一点心事。透过它，您也许已经支离破碎地了解到我，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平凡生命，如何因为年少之时的家庭变故，完成了自己鲜为人知的成年礼；如何因为要担起一户贫穷人家的生活重负，放下锄头与诗歌，从寂寞自在的乡村遁入城市；如何将这时代的贫困与不公的罪恶，简化为加诸一己之身的责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还将与诸位一起见证的是，近百余年、六十年、三十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乡民，各自通过怎样的方式一次次离开他们爱与恨交织的土地，留下如今一个个偶尔喧哗却常年空空荡荡的村庄。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
“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近百年前，一位农民向社会学家费孝通这样感慨。
同样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里，农民王龙和阿兰将土地视若生命。由于农产所得的银元没有其他安全的投资渠道，又怕遭人抢窃，王龙认为只有把钱变成地最值得、最安全。任何财产都会遭到抢劫，只有田产与大地同在，不管有哪方强盗来犯，都夺不走土地。王龙一家人逃荒归来后房子遭破坏，用具被偷光，只有荒芜的土地安然独存。他趁农时播下良种，当年就得到很好的收成。所谓“Good Earth”，就像女人的子宫一样，可以播种孕育。
自古以来，农民相信传给儿子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是地却取之不尽。农民占有土地的动机也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农民想不到的是，这强盗抢不走、窃贼偷不走的土地，在特定的年代却可以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
奈伯斯的葡萄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在百年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 Macgowan）有这样一段感叹：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相较“波茨坦磨坊主”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言，这里的奈伯斯算是上了《圣经》的“钉子户”了。
据《旧约·列王纪上》记载，耶斯列城住着一位叫奈伯斯的平民，他的葡萄园靠近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宫殿。有一天，这位国王对奈伯斯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它靠近我的宫殿。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如果你要银子，我可以折价补给你。”尽管国王彬彬有礼，开出的条件也不薄，不过奈伯斯却以“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一口回绝了他。扫兴的亚哈只得回到宫里，茶饭不思。一位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铁血国王竟然败倒在一位平民的葡萄园外，怎不令人懊恼？
就在国王亚哈一筹莫展时，王后耶洗别为她的夫君宽心：现在以色列全国都归你治理，你只管起来心情畅快地去吃饭，我一定能让你得到他的葡萄园。随后，王后就以亚哈的名义给耶斯列城里的长老贵胄写了封信，要求他们构陷奈伯斯并置他于死地。这些没骨头的长老贵胄果然依计而行，最后以谤渎神和王的罪名将奈伯斯拖到城外一个水池边用石头打死，流在地上的血被一些闻腥赶来的野狗舔净。就这样，在王后的帮助下国王得到了奈伯斯的葡萄园。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2）
既然是圣经故事，接下来该上帝出场了。由于国王夫妇杀了人又得了平民的产业，上帝将不幸的预言带给了亚哈和耶洗别——“狗在何处舔奈伯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这一切最终无不应验。
几年后再次与亚兰人征战时，亚哈受重伤大败而逃，最后死在战车上。部下将他埋葬后把战车拉到当年打死奈伯斯的水池边，准备洗尽车上的污血，这时一群野狗赶来争舔车上血污。亚哈死后，其子亚哈谢继承王位，然而一些年后亚哈谢手下的一名将军起来造反，夺了王位，将亚哈谢杀死，并赶到耶斯列城把当年设计杀害奈伯斯的王后从窗子扔下被马踏而死，结果她的尸体被野狗吞吃……
伴随着物权意识的觉醒，今日中国人更愿意从物权而非报应或者神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故事。然而，即使是这样荒蛮的岁月，我们还是看到了以色列国王当年的闷闷不乐。亚哈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就在此前曾率兵与亚兰人恶战一场，杀死了十几万亚兰士兵，大胜回朝。不过，在内政上亚哈显然还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做一位理直气壮的“抄家型选手”，其治下的臣民也没有像陈丹青所说的那样做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至少像奈伯斯这样的平民知道向国王说不。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能够对权力与资本单方面或联袂入侵稍作抵挡者，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祖坟算是一个。小堡村村民之所以保护住了村边的几棵古树，便是仰仗了树荫底下的一片祖坟。当然这只是一种盲目乐观。回顾中国历史，在权力压倒一切的时候，这些“死人之家”（祖坟）和活人之家（屋舍）一样，虽然能抵挡岁月流逝、风雨相袭，但只要“国王的卫兵”一到场，便立即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麦高温继续谈到当年中国民众对政府是何等畏惧：有位祖上颇为风光的中国学者，为抗议工程队在他家祖坟边装电线杆子，于是跳进刚挖的坑里，表示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坟与家族的荣耀。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中国官员过来只说了几句话便一切over了。他走到坑边，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对坑中人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
短而有力的话让这位中国学者如梦方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鞠一躬，为后者三言两语救了自己的命而感激不已。随后，满身尘土的他默默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此时讨论这位中国学者如何不顾国家建设或过于自私，显然是无的放矢，没有抓到重点。
相较这位不知名中国学者面对王权时的哑口无言，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到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来，并且不时发出关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获得土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几十年前的土改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集体化却变戏法似的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然而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大规模的强烈反抗？为什么农民没有权利离开脚下的土地？而这一切，在当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3）
政争年代的土地革命
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寄托之所。而在改朝换代的年代里，土地更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筹码。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莫不与打破既有土地分配格局有关。而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平均地权既是革命者的最初梦想，也是动员农民拥护并参与革命的集结号。
1921年中共建立之后，一直以工农同盟为其革命主力。1927年，在国共合作及共产党积极组织农民运动的前提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能够攻克武汉、南京及上海等长江以南地区。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以“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贫下中农的支持。直到抗日前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采以“二五减租”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政策。
检讨蒋介石政权如何失去在大陆的统治，除了时代的因缘际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高度重视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至少是没有及时推动土地改革。年轻的共产党能够在三十年代前后在赣南建立起红色苏维埃政权，同样在于他们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国民政府，作为一个精英政府，虽然内部有些人士认识到，必须组织农会以巩固下层基础，尤其要实行“二五减租”，以争取农民支持，但是实际情形是，党内有的主张土改的青年激进分子被以“共产党”之罪名逮捕下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1928年10月颁布《训政纲领》，成立五院，实施以党治国的所谓“训政时期”，党中央即制定土地法原则九项，交立法院于1930年制定《土地法》，同年6月30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此将成为国民政府实施平均地权政策之正式法令。直到1936年才公布《土地法施行法》，由于未施行土地测量与登记，土地法仍是一纸空文。一方面，自是因为国民党丧失了当年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因为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历史一次次证明，革别人的命不易，革自己的命更是难上加难。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