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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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显然是靠不住的。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漫可爱。要是看见那番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对于这段公案，我后来找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老先生，他的观点是“我站在胡适一边”。　

二是董时进反对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前后，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即使不去通读该信全文，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2）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该文即系该次座谈的记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的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在1949年12月间寄出的这封信里，董时进向毛泽东提出，“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而不是让有地者惶惶不安的土改。更何况，基于此前共产党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若是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在后来的书中，董时进谈到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信中的内容，同时不无感叹地谈到这封信的石沉大海——“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毛泽东）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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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的确有点寒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却会对此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曾经翻译过雨果的《九三年》的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联系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教授，他已年届八旬。以下内容根据我们的聊天记录整理而成，读者可以借此简单了解董时进当年的理想与生活。　

我父亲是1950年（大概是八九月）离开大陆的。乘火车自上海经深圳到了香港。离开大陆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共产党不接受他领导的农民党，因为共产党此时代表了农民，而农民党因为我父亲帮地主说话反倒成了地主党；二是他不同意毛泽东的土改政策，给毛泽东写那封信后受到了很多批评（可我不记得我父亲受了批判）；三是他已经感受到了解放后他最不愿看到的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我父亲没去台湾，因为他不是国民党，而且在香港属于“第三势力”的人士比较多，说话、谈论都比较自由。　

我没有和我父亲一起去香港。他是一个人先去的，不久后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当时我在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念书。1950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以家人团圆为由，跟家里的一位朋友赶往香港。由于不会说广东话，我进不去香港（九龙新界）。那位会说广东话的朋友就先进了新界，然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正好我父亲认识当时正在香港做研究的加州大学中国史教授　Joseph　Levenson　夫妇。多亏他们的帮助，我才进了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1951夏季我们一家到了美国，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带居住。最开始我父母和在大陆的亲属偶尔还有点书信来往。后来，由于有各种运动，大陆的亲友就不敢再通信了。我父亲在美国的生活极为简单，来往的人里主要有胡适、蒋廷黼、赵元任、张君劢、张禹九（张君劢弟弟）、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鉴治等老朋友，此外还有几位他以前的学生。他那时候的收入几乎全靠写作和演讲；谈的主要还是些中国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做过美国政府农业方面的顾问，我想是一些人的想象。他只是在加州大学做过短时期的研究。　

在当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都是难民，在念大学或是才开始工作，少有能力资助他。初来美国生活不易。刚到美国时我去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学院　Manchester　College　念书，有点奖学金。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没多久我又回到了加州。那时正值韩战，美国军方需要大量汉语人才，我就开始受雇于美国陆军语言学校，专门教美国军人汉语。那时我们中文系有近九十多位教员，系主任是音乐教育家李抱忱。这样就解决生活问题。另外就是我母亲也画油画赚点钱。她曾经跟徐悲鸿学过画，参加过画展。我们还开过一年的小铺子，卖点吃食，勉力维持吧，算是没赔也没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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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常外出演讲，我父亲到过美国很多地方。奇怪的是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去台湾，虽然国民政府内有不少他认识的人。大陆开放后我父亲回国几次，对于大陆的开放改革抱以很大的希望，结果使得台湾方面很不高兴。我父亲去垫江老家看过我祖母的坟墓，不过据他说坟墓是地方当局临时做的！　

说到江西，我父亲是1934年到的南昌，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农业院在南昌城外三十华里的莲塘，那里建得很现代化，有自己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据我现在的了解，那个农业院可能集中了那时中国最优秀的农业研究人员。好像当时国民政府也想把江西建成一个模范省。据我母亲说，我父亲最先“改良”的事情就是停止每周一的“纪念周”。你知道什么是纪念周么？就是全部人员集合在大礼堂或是操场，升旗、念总理遗嘱、唱国（党）歌，然后是“领导”训话或是讲话。我父亲最讨厌这些，所以一上任就把升旗、“纪念周”等活动全部取消。国民党也没管他，那时江西省的省主席是熊式辉。记得有一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看农业院，从此我父亲跟林森结交得很好。在抗战时，我们还去过住在歌乐山的林主席的家。　

另外，我知道的就是我父亲做院长时很严肃。有一次农业院一个同事结婚，众宾客闹新房，热闹得很。可是我父亲一来，就没人闹了。他要大家闹，可是没人闹。他待了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他一走，大家就又开始闹了。我记得我母亲四十岁生日那天院里的同事（都是我们的伯伯、伯母、娘娘）来庆祝。好热闹，好开心！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那么开心热闹？因为我父亲外出不在家。　

再后来，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农学院恐无法继续维持，我们一家便在1937年陆续离开了。经长沙、武汉乘船回到重庆。我父亲留在莲塘直到年底。说到抗日，当时的南昌市长朱有骞是我的舅舅，他是工程师，做过南昌市工务局长，好像也协助过建立马当要塞，抵御沿江上来的日本军舰。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你文章里写到的我父亲跟胡适辩论抵抗日本的事，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现在看来，我站在胡适那边。我从小在北京上幼稚园，就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不过什么是军阀，我就不懂了。反正知道日本不好。有一次在北京跟父母游中山公园（北海？），看见一小群穿着很整齐的人，说是日本人，我就要去打他们。记得战争开始，那时我才八岁，就开始每天看报，看挂在父亲书房墙上的中国地图，了解战争情况。　

那个时代，我父亲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很难说简单。我父亲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20岁左右到美国留学。你在《两户人家》可以看到，他在去美国前依父母命结了婚。我母亲两岁时就做了孤儿，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好在有姑父熊希龄的照顾。她先是嫁给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四川人。可是我母亲到底是五四时代的人，认识我父亲后就一定要跟我父亲结婚。那是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农学院教书以后的事了。当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都很反对。由于姑父熊希龄的原故，在北京时她一直和几个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就连跟我父亲结婚以后也是如此，生活得极为愉快。我母亲去世前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顺便提一下，熊希龄的事可以说的太多了，他的一生很值得研究。他的大女儿熊芝嫁给我的舅舅朱霖。熊芝的英文名是　NORA，是易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