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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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授课内容陈旧、老化，跟社会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人类已进入21世纪，闻传播业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可是学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还在重复那些讲了几十年的东西。新闻评论学研究，关注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政论家和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作品风格、写作特点、主题思想不厌其烦。梁启超的评论确实写得漂亮，我们应该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是什么风格，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这些知识在新闻史的课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里都有论述。这种重复学习又有多大必要呢？新闻评论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一下当代新闻评论新的发展趋势和其承担的功能呢？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8）
现在连中小学都提倡研究性学习，我们的大多数课却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有一门课主要是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作品，按说，这门课完全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记者进行研究，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讨，既锻炼大家的科研能力，又有思维的碰撞和交流。可是，这门课的教授方式还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
这种课听起来不但乏味而且收获甚少。到了第二学期，逃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各忙各的，“出国派”时间用在考托考G上，“实践派”整天忙着在外面兼职打工，既锻炼实践能力，又解决生活费用。少数立志搞学术研究的同学，精力也没放在课堂上，而是转移到了图书馆。我开始失望，我问自己，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仅是为了一纸文凭，浪费这三年的时光值不值得？
导师是什么，导师应该是引导我们走进学术研究之门的人，应该是经常能给学生以指导的人，应该是经常与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学术切磋的人。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从导师那里得到切实的指导呢？且不说导师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导师有没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探讨都成问题。我的大学同学晓寒，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和导师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过节在饭桌上进行的。晓寒的导师带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职务，根本就无暇顾及每个学生。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认真严谨的导师，还不时地抽查我的读书笔记，或是要我汇报生活和学习情况。不过，他老人家也经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没有多少时间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学。想当年，我带你大师兄时，每两个星期就要谈一次话。”最近，打电话问候导师，导师抱怨说，他现在带的学生比我那时多了一倍，“到毕业的时候，连每个人的论文认真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招生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可是研究风气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培养计划，每个学年我们都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据我所知，我们班有一半同学的学年论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当时帮老师做了两个课题，最后就当做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应该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
可是现在，毕业生论文大都是粗制滥造之作，既无新的创见，又无学术价值。我一位师姐关于第四媒体的硕士论文被答辩委员评价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长时间写的吗？一个星期。她一直忙着联系出国，哪有时间专注于论文，她是在网上找的资料，“再找一个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组织好”。
这位师姐说，“答辩委员都是我导师亲自请的，能为难我吗？”她还说，“他们都不太了解因特网。”
那时，我对师姐的话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过一遍后，才知道，硕士论文，真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到了研三，大家忙着出国、忙着找工作，论文只能凑合。在校图书馆，我查阅了不少学长的论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维，简直就是资料的堆砌，有些连错别字都没有改过来。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论文都能顺利通过。没有哪位导师会卡自己的学生。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一般都由导师选定；答辩时，答辩委员们也会提一些问题、挑一些毛病，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学硕士学位”。在外面等候的导师也就进来表示感谢，然后大家共赴学生准备好的宴席，皆大欢喜。
说实话，我们也想好好做一篇论文，毕竟是对自己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总结，可确实身不由己。我的论文着手比较早，开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开学，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也做了一些调研。但一个半月之后，随着校园招聘会的开张，我就踏上了求职路，论文只好暂时放下。12月份，在导师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个提纲，做了开题报告，但元旦前后正是招聘高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上，论文再次搁置。
春节之后，工作还没有着落，只好一边参加各种考试，一边写论文，直到四月中旬才把论文初稿交上去。这在我们班还算是比较早的，有位同学五月份才动笔，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也不客观，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认为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距离很远。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级专业人才。
读了这位研究生的信，人们不能不追问：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无庸置疑，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它应该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而决不应该是批发知识的场所。大学给予学生的应该是能激发人创造力的知识，而决不应该是陈旧知识的拷贝。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的环境与氛围，大学成了令许多年轻人失望的地方。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大学，潜心地寻找理想并时刻准备实现它，但是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启示，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有的人则随波逐流、玩世不恭。
有人尖锐地抨击目下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硕士学位本身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大学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也许，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混日子，谁都不想做一个腹中空空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学校园里会弥漫着这种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为什么偌大的校园难以放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那位学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却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他说：“我的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尽管校方在介绍里称之为综合性大学，事实上是，我们除了应付考试，文、史、哲、经、法的书籍一概拒之门外。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像，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实在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发时间：背烂了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寒冷的夜里无休止地自习却依旧什么也不懂。身边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来。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完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只短短几十页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直到麻木，丧失激情。我终会离开我的大学，而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同样的悲剧还在继续。”当明白不能学到多少真本事时，他们走出了校园
每个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两天班。他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一大早就起来，匆匆赶到车站去挤公共汽车。易民是某大学在读研究生，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上班的地方在亚运村附近。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是从研二上学期开始的。易民的本科是在东北一所大学念的，学的也是会计专业。毕业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里却有点虚，因为他觉得学了四年，虽然书也读了不少，考试成绩也都说得过去，但对这门专业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懵懵懂懂。
考研的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做出的。他说，我不想报考本校，在这所学校呆了四年，我已知道，即使在这里再呆三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那里的学术空气太沉闷，而且那些老师思想陈旧、知识老化。举个例子吧，有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声望的老师，居然连上网查资料都不会，他给我们上课时，拿出的参考书还是80年代的版本。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9）
易民决定报考北京的一所学校。他认为，北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中心，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跃，学术空气一定更浓厚，视野也一定更开阔。经过几个月的拼搏，易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进校没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课程与本科生的课程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应该有的梯度；老师还是那样照本宣科地满堂灌，学生还是那样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让易民失望的还有带他的导师。他的导师是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博士、后来留校的新秀。按说，这样的导师应该有真学问，有真见识，应该思想活跃有创见。可是易民听他讲课，常常觉得一堂课下来所获甚少。导师上课时，要么是先吹嘘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他最近又会见了中国经济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与某某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讲一通经济界或金融界的轶闻趣事，博得满堂笑声。往往讲完这类“课”，一堂课就过去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念教材。
这一届，导师共带了五名研究生。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导师将他们都喊到家里，师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饭菜，大家围桌而坐。席间，导师对他们说：“最近我接了一个活儿，是编写一本教材，你们一人编写一章，最后交给我，由我来统稿。”
“我们行吗？”一位师妹问导师。
“怎么不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编写了好几本书。资料可以去图书馆或网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学接受了任务后，就泡进了图书馆。他们将有关资料都检索出来，然后复印、剪贴、装订，一本所谓的新教材就编写好了。他们将“书稿”交给了导师。不久，那本书果然出版了，编写者的名字是导师和一位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几个参加编书的同学每人拿到了300元报酬。
按培养计划规定，在校期间，易民他们必须有两篇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否则不能拿到学位。研一下学期，易民想写一篇论文，确定题目之前，他很想得到导师的指导。可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导师，导师都说没空。
一天，易民拿着论文提纲终于在教学楼里堵住了导师。导师将他的提纲草草看了看后说：“你要注意两点：论文的角度要巧妙，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所引用的资料要新，要去网上找。”说着，导师将提纲塞到他手里匆匆地走了。易民愣愣地站在原地，想想导师说的那两点意见，是没错，是很有道理，但是，那两点意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他并没有就易民的论文提纲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易民很失望，也很苦恼。他觉得如果这样学下去，到毕业时，除了一张研究生文凭，除了装了一脑袋死知识，很难有能在社会立住脚的真本事。读了研究生，他不但没有成为研究型人才，出去后，恐怕连一般的会计、出纳的事都做不了。
易民从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口里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直悄悄在外面兼职，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也为将来就业积累资本，因为用人单位一般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还得知，这种在外面兼职的现象，不但他们这个专业有，其他专业也有，研究生中有，本科生中也有。这在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师兄告诉他说：“如果你去中关村找工作，那里的老板不会问你的成绩怎么样，而会问你会干什么，以成绩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师兄还告诉他说：“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光环，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本事，那个光环很快就会破灭，很快就会消失。”师兄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