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人生智慧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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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

——“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看来真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哲学无用。但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将毕生的精力都用于学习和研究哲学，冯友兰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本意为“爱智慧”的哲学寻求的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而所谓的“知”，便是真理。在求知的本性面前，人们不会先衡量真理是否有用，然后才决定是否要继续下去。

真理是一种本性，是全人类都在寻求的目标，不管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如何，这一点是不变的，因此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是可以相互借鉴。于是，冯友兰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同时，也遍览其他国家的哲学著作，从中了解真理的模样。

为了让哲学爱好者更好地了解哲学，冯友兰先生还特别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钻研西方哲学。他甚至专门为此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形式逻辑；第二，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哲论；第三，精读三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专论：一形上学，二人生论，三认识论；第四，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西洋哲学史。

显然，哲学就是冯老探寻真理的途径。但真理不仅仅存在于哲学当中，正如冯老所言：“科学之目的在求真。”所有人类的文化，几乎都是朝着真理的方向而去的。真理所能给予人的，或许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知道事物变化的常理，人的思想就明智，明智的人就得以避免偏见；没有偏见，人的思想才能全面；思想全面才能胸怀广阔；胸怀广阔的人得见真理；得见真理的人将持续不败，终身也不会跌倒。”这便是伟大的真理。但真理却不像太阳一样，会直接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是害羞的小姑娘，总是躲躲闪闪地生怕别人认出它。

有这样一个关于真理的故事：真理和谎言一起去洗澡。谎言趁真理没注意，偷走了他的衣服。真理洗完澡上岸不见了自己的衣服，只见谎言那肮脏的衣服堆在岸上，他当然不屑去穿。从此谎言就罩上了真理的美丽的外衣，而真理却是赤裸裸地。

每个人都想要追求最纯粹的“真”，但这个“真”往往又是赤裸裸的，我们必须要有正视真理的勇气，才能发现“真”的美好，才能如拉美特利所说的那样：越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

然而，接近真理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地占有它要高昂得多。”正如房龙的《宽容序》中所讲到的那样，想要摆脱无知，获得真理，必定会以许多人的鲜血，甚至是生命为代价。

但人们并不会就此罢手，无论真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它都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都值得人们耗尽毕生的精力去为之探索。愿意为真理而奋斗的人，他们的人生是幸福的，就像屈原一样，当他高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时，心中必定溢满了幸福之情的，因为他是在为实现人类的本性而努力，是在朝着求知的终极目标而不断前行。

知之不若行之，行笃则知愈明

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

——《三松堂自序》“50年代及以后”

做学问需要两步：想和做。在想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浩渺的宇宙天地之间，尽情地享受驰骋的乐趣。但“做”则完全不同，它需要真正耗费脑力和体力，需要面对过程中的许多困难。然而，“做”又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当我们将所学真正地用于实践，才算是将其转化为了自己的学识，才算是真正地学会了。

冯友兰先生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只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完全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做学问如果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即使是满腹经纶，也无法将其认为是真知灼见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实践的话，那么就一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般，学问在他那里不仅毫无价值，反而成为导致他失败的因素。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每次出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能化险为夷，他驾驶的船只经历了数百次的风暴，每次都安全抵岸。正因为如此，人们都称其为“船王”。

船王有个儿子，备受宠爱。船王把所有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教导给了儿子。儿子也背得滚瓜烂熟，跟众人谈起航海经验来头头是道。后来，船王在一次出海时暴病身亡，众人一致推荐船王的儿子接任船长。这天，海上起了一场小风暴，船王的儿子努力回忆船王教导过的话，按船王教导的去做，可好像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很快，一个巨浪打来，船只沉没了。

显然，船王的儿子和赵括一样，都只会纸上谈兵而已，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实践。所谓的学问，不论是别人倾囊相授的，还是自己苦学而得的，仅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却总是容易被忽略。而铭记这一道理的人，才能将学来的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索罗斯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号称“金融天才”的乔治·索罗斯，在当代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海森伯发现的“测不准原理”：金融市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他曾经坦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自己也亏了很多。因为自己也测不准，出错了，所以，短期的投资走向他不预测，因为太容易证明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运作十分成功。

1992年9月1日，他在曼哈顿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当时，英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梅杰政府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三四十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的建议是将整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为此他必须借30亿美元来进行一场大赌博。

最终，索罗斯胜了。9月16日，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宣布提高利率。这一天被英国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三”。杜肯米勒打电话告诉索罗斯，他赚了9。58亿美元。事实上，索罗斯这次赚得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和东京的股票市场。在这次与英镑的较量中，索罗斯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

索罗斯曾把他的投资理论写成《金融炼金术》一书，阐述了他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射理论”和“盛衰理论”。他认为市场参与者的知觉已影响了他们参与的市场，而市场的动向又影响他们的知觉，因此无法得到关于市场的完整的认识，但市场有自我强化的功能，繁盛中有衰落的前奏。

从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到索罗斯自己的投资理论，这一实质性的转变就源于索罗斯的投资实践。对于所有做学问的人而言，实践都是把别人的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理论的关键点，一如冯友兰先生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到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一般。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游刃有余，熟能生巧达“化”境

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成为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

——《三松堂自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俗语说“一年生、二年熟、三年巧、四年精、五年通、六年达、七年贤、八年师、九年博、十年专。”任何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都必须经过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熟到熟的过程。唯有到了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知识与技能时，才算真正将其化为己有，达到“化”的境界了。

冯友兰先生曾在其自传中讲过这么一段话：

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驾车，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成为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

对于哲学的研究与应用，冯友兰先生已经达到“化”的境界了。正如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所言：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确实，冯友兰先生用他毕生的精力来了解和熟悉哲学，哲学就好像成为他的手脚一般，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达到了“化”的程度，故而他能将西方的哲学思维与理念信手拈来，亦能将中国古代的哲学阐述到冠绝一时。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过程，就像庖丁解牛之所以能游刃有余，也是熟练使然。世间之事，皆是如此，求知更是如此。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就是熟能生巧而已。

日本著名的推销大师原一平在即将退休之前，在城中最大的体育馆做告别职业生涯的演说。那天，会场座无虚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的正中央吊着一个巨大的铁球。为了这个铁球，台上搭起了高大的铁架。

原一平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了出来，站在铁架的一边。人们惊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这时，两位工作人员抬来一个大铁锤放在原一平的面前。主持人这时对观众讲：请两位身体强壮的人到台上来。好多年轻人站起来，转眼间已有两名动作快的跑到了台上。

原一平这时请他们用这个大铁锤，去敲打那个吊着的铁球，直到把它荡起来。一个年轻人抢先拉开架势，抡起大锤，全力向那吊着的铁球砸去，一声震耳的响声随之传来，但那铁球动也没动。他就用大铁锤接二连三地砸向吊球，很快他就气喘吁吁，可依然丝毫未动。另一个人也不示弱，接过大铁锤把吊球打得叮当响，可是铁球仍旧一动不动。

台下没了呐喊声，观众好像认定那是没用的。此时，原一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锤，然后认真地用小锤对着铁球敲了一下，然后停顿一下，再一次用小锤敲了一下。人们奇怪地看着，老人就那样敲一下，然后停顿一下，持续地做着。

二十分钟过去了，会场早已开始骚动，人们用各种声音和动作发泄着他们的不满。老人仍然在一锤一停地继续着。人们开始愤然离去，留下来的人们好像也喊累了，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大概在进行到四十分钟的时候，坐在前面的一个妇女突然尖叫一声：“球动了！”霎时间人们都抬起头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铁球。那球以很小的幅度动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察觉。原一平仍旧用小锤继续敲，人们好像都听到了那小锤敲打吊球的声响。吊球在老人一锤一锤的敲打中越荡越高，它拉动着那个铁架子“哐、哐”作响，它的巨大威力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终于，场上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老人转过身来，慢慢地把那把小锤揣进兜里。老人开口讲话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在成功的道路上，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以百倍的恒心和耐心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求知需要的正是原一平这样的精神，或许很多时候知识看起来都像画鸡蛋一样简单，但真正的知识不在于鸡蛋画得如何，而在于不断重复画蛋过程中所训练出的得心应手。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化”，和民间谚语中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问尚专精，研摩贵纯一

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我们做事，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当心”去做。

——《理想人生》“存诚敬”

罗曼·罗兰曾说过：“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在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但却一定可以把其中的一件事做到最好。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更容易成为强者，为学尤其如此。

综观世间学有专长之人，都是由于其对某一领域有所偏好，专注于心，穷根究底，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冯友兰先生便是一个典型。就像画家专注于画板、音乐家专注于琴键、农夫专注于季节与大地一样，冯友兰先生关注的便是哲学。

冯老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无论何时，无论身处何境，都始终专注于哲学的研究。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一个人艰难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原著，此时的他只有16岁，对哲学的热情却已是如此炙热；面对北京大学法科备受青睐、文科出路遇冷的差别，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中意的文科，学习哲学；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语言的障碍和东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令他非常不适应，他仍专注于解决心中的哲学困惑，并获得了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的评价；建国之前，他长期被纷繁芜杂的行政工作所困扰，但他心中始终坚持对哲学的那份专注；即便是在批判整天没完没了的环境下，冯老仍坚持他的学术研究。

正是凭着这份对哲学的专注，才成就了冯老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他将这种“专注”称之为“敬”，他说：敬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精神总动员”。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我们做事，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当心”去做。做大事如此，做小事亦须如此。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