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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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他又问。我连忙说：“不用了，我很好。”他说：“我没有恶意，不过你看起来并不好，不然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尽管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他点头表示了解，在病历表上记下这项症状。
“那声音跟你说什么？”我说：“砰、砰、砰。”他不点头了，反问：“砰、砰、砰？”我的回答实在太另类了。一般精神病人幻听的内容通常是预言式的信息，如，天文异象、毒蛇，或哪里有窃听器等。我重复了一遍：“砰、砰、砰。”他问：“就这样吗？”我说：“就这样。”“声音是由小慢慢变大，还是突然一声巨响？”他问。我说：“突然一声巨响。”我脑海中莫名其妙地真的出现坠机的画面。万里晴空，飞机向下俯冲，有人尖叫。我开始觉得有点诡异。我仿佛真的听到了。真是虚实难分，我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我真实的感受了，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对此现象有所研究。我揉了揉太阳穴。
葛佛问：“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我说：“3个星期前。”罗森汉等人也是这样回答。他问我饮食睡眠是否正常，是否遭遇突发压力或变故，是否曾遭受过创伤。我一概回答没有。我胃口好，睡眠正常，工作顺利。他说：“你确定吗？”我说：“嗯，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小学三四年级时，邻居布劳先生掉进自家游泳池淹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震惊。”
葛佛咬着笔，专注地思考着。我想起布劳先生，他是个传统的犹太人，出事那天是犹大安息日。葛佛说：“你邻居砰的一声掉进水池，而你听见‘砰、砰、砰’。这可能是借由幻听宣泄记忆里的创伤，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致。”
我说：“可是那件事真的没什么，不过是……”他说：“我认为邻居溺死这件事导致你心理受创。我要请精神病医生为你鉴定。当然脑部受伤也可能导致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我们会进一步为你做检查。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很低，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得出他的自信。
他转身离开，去找精神病医生。我的脉搏突然加快，每分钟至少多跳50下。因为我害怕精神病医生立马识破了我的把戏，搞不好还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或是什么的，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穿着浅蓝罩袍的精神病医生走进这间上锁的小房间。他注视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他先坐下，接着叹口气说：“你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希望不要听到这声音，所以才来医院。”我说。他问：“声音从哪里来？是脑中发出的还是外头传来的？”
“外头传来的。”
“除了砰、砰、砰，你听过其他声音吗？比如说，要你杀别人或自杀？”
我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他问：“今天星期几？”这下可难倒我了。连续几天放假，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迟钝，而能否正确断定时间正是精神病医生判断病人正常与否的重要依据。我暗自祈祷，说：“星期六。”他在纸上写些东西，接着说：“好吧！你现在只听到声音，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精神症状。”我问：“我是不是像护理师所说，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医生说：“关于精神障碍，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的表情突然转为黯然。他摸摸鼻梁，闭上眼睛，低下头。我发现他头顶微秃。我很想对他说：“嘿，别难过，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既沮丧又困惑，终于他开口说：“这声音困挠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点。”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对我说：“我开一些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给你。”他语气中带着权威，他的权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说：“我给你开维思通（Risperdal），这种药能稳定大脑听觉中枢。”我问：“这表示我精神有问题吗？”他说：“我认为你有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我早料到他会这样说。维思通是抗精神障碍的处方药，除非医生诊断病人有精神障碍，否则不能开这种药。事实摆在眼前，药物左右诊断结果，而非根据诊断结果决定用药。
在罗森汉的年代，医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异常，而现在则是看有哪些药物可用来做诊断。罗森汉认为：诊断结果与个人实际情形无关。不管当年或现代，这个观点仍禁得起考验。“我看起来像是精神异常吗？”我问。他注视我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有一点。”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说：“你在开玩笑！”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很消沉沮丧，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我也会开点抗抑郁剂给你。”
我跟着说：“我看起来很抑郁吗？”这下我真的担心了。对我来说，抑郁比幻觉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过抑郁症，谁知道我会不会复发呢？也许我还不自觉，但他已经发现了。也许这项实验让我感到抑郁，甚至精神异常。也许我选择这个实验，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想寻求帮助。突然间，世界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写下处方。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我离开医院，竟然还来得及和露西吃顿饭。露西说：“你应该说你听到‘唰、唰、唰’或‘咚、咚、咚’，都比‘砰、砰、砰’好玩多了。”我拿着处方去24小时营业的药店买药。基于实验精神，我服下了维思通，那不过是颗小药丸。当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完全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漂浮在梦境中，无重力般飘飘然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模糊的轮廓，不论我多么仔细凝视，都只能猜想那究竟是什么。
维思通就像低脂牛奶
走进急诊室演这出戏，其实挺有趣的。所以之后一连8天，我又做了8次实验，和罗森汉安排的假病人人数一样多。每一次我都坚称不会危害自己或他人，也保证可以正常工作、照顾小孩，医生判定我无须住院，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几乎所有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倾向。然而我拿抑郁量表进行测试，征询朋友意见，请教在精神病科任职的弟弟，结果都显示我一点都不抑郁。顺便说一句，抑郁症绝非无足挂齿的小事，DSM将抑郁症列入严重精神障碍，生理及心理的异常症状相当显著，不易错判。
朋友家人都说：“不会呀！你看起来不像，一点也不抑郁嘛！”然而在急诊室里，尽管我否认出现相关症状，但医师都诊断我疑似抑郁症。此外，所有医师共给我开了25种抗精神病药物及60种抗抑郁药物。每次问诊都不超过13分钟，平均候诊时间却长达两个半小时。除了一个关于宗教倾向的粗略问题外，没人问我的文化背景，没人问我听到的声音是男是女。没有一位医生对我进行全面的精神鉴定，这类鉴定包含一些更仔细的测验，这些测验虽然简单易行，但更能确切反映出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思想异常。不过每一所医院都为我测了脉搏。
我打电话到哥伦比亚生物计量学中心，找斯皮策谈谈。我问他：“现在如果有人仿效罗森汉的实验，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他说：“医生不会留他住院治疗。”我接着问：“医生会不会诊断他有精神障碍呢？”他问：“他说的话和罗森汉那伙人一样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只有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没有其他症状？”我说：“是的。”“我认为，他应该会被列入延后诊断的病例。因为光凭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且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是无法提供充分信息的。”他自信地说。
我说：“坦白地说，我做了这个实验！”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隐约听见他声音里的防卫之意。他说：“结果呢？”我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是“延后诊断”，几乎每位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的倾向，还开药给我。他问：“哪一种药？”“抗抑郁和抗精神病的药物。”他问：“哪一种抗精神病药？”我说：“维思通。”他说：“噢！ 维思通的药效很轻。”我复述他的话：“药效很轻？”如果用牛奶做比喻，那这种药就是低脂牛奶？
斯皮策说：“你和罗森汉一样，对精神病学心怀成见，当然可以找到你们所要的结果。”我说：“我来到医院，说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医生根据这个症状，给我诊断并开了药，至于这些药是否管用，是否安全，没有人了解。这不是很奇怪吗？”斯皮策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生物计量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模样？精神病学家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做生物计量，测量生命吗？此刻，我仿佛看到斯皮策身边有成堆的试管烧杯，分别盛着不同的液体，有忧郁的海蓝色、狂躁的电镀绿色、平稳的淡紫色。斯皮策还是没说话。我很想问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究竟做些什么？他突然清清喉咙，说：“我很失望！”听得出他很颓丧。
斯皮策坦率而徐缓地说：“我想医生就是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我说：“的确！我也认为现在的医生满脑子只想开药，因而影响了诊断结果，就像罗森汉当年的医生，喜欢认定求诊者必定异常。不管哪个时代，似乎都是一时风潮使然。”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英国的好几倍，精神分裂症俨然成为流行病。时至今日，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多动症的病人人数急速窜升，起而代之。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似乎反映了以下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感受和想法影响着某种疾病确诊比例的高低；二是尽管DSM详尽列出各种诊断的标准，可以杜绝草率臆测，可以正确分析病人过去的病史、病况发展，进而拟定治疗计划、估计以后的情形。但医生们依旧未能严格依据这些标准做判断。
没有结果，但一步步前行
两次实验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没有住院治疗。没有一位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我虽然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但未被监禁隔离。此外，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很亲切。罗森汉等人感到被医护人员轻视，而我却受到亲切对待。有位医生轻拍着肩膀鼓励我，另一位则告诉我：“我知道，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一定把你吓坏了。我认为维思通可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他的这番话让我感觉分外熟悉，身为心理医生，我也常对病人说：“对于你这种情况，这样的治疗是有效的。”这么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很有能力，而只是想为病人做点什么，给他们点慰藉吧！
我想我遇到的精神病医生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非愚昧无知，随意开药。有位医生边递处方给我，边说：“露西，千万别掉进深渊里，希望你一两天之后能回来做追踪检查，你也知道我们这里24小时都有人，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尽管来，千万别迟疑。”当时我既羞愧又感动，我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让自己好起来吧！”
自动玻璃门缓缓打开，他走出诊疗室，我则走出医院。天色已暗，满天繁星好像印在黑色锡片上的硬币，闪着冷冽的光芒，它们仿佛在责怪我。我转身看见急诊室灯火通明，里头传来一阵凄厉的尖叫。急诊室里，人间苦痛纷然杂陈，但有医生相伴照顾，视病如亲，也算是精神病学人性化的一面，值得赞许。
罗森汉根据其实验结果，认为精神病学不足以成为一门专科医学。不过综观我们的疼痛门诊、肿瘤中心、儿科病房，也有许多疾病不论是病源、症状，还是病名，都一样含糊不清。例如，癫痫与初期脑瘤的症状就很难分辨。全凭医生的判断，我们不知道罗森汉究竟得了什么怪病。我们只知道他无法说话，必须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至于人为什么会生病？生病后会怎样？该如何治疗才有效？我们一无所知。
我很想为罗森汉做点什么。他目前在美国西部的一所医院里，全身瘫痪，无法言语。他的友人凯勒告诉我：“他遭受了许多打击，3年前妻子因肺癌去世，两年前女儿在英国车祸身亡。这些变故让他痛苦不堪。”我想如果我告诉他，我不久前效仿了他当年的实验，并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听到应该会很高兴吧！他已经80多岁了，人生接近尾声。可能不久之后，他就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死亡是人类终将进行的伟大实验，至于结果如何，目前还未有人给予反馈。
我想去探望罗森汉。他儿子说：“我想这时候去并不合适，他还是不能说话，体力也很差。”我想像着自己来到了他的病房，不要他说话，只是站在一旁看看他。我想带着自己的这篇文稿以及他当年论文的复印件去看他，让他看到上面密密麻麻标示重点的注记。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著述会流传下去，日后仍会有人引用。我虽不认识罗森汉，却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也喜欢戏谑冒险，也同情受苦的人。我曾经是个精神病人，只要有人愿意了解这个一般人相当陌生的复杂世界，都会让我深受感动。
第4章 珍诺维斯之死达利与拉丹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引言
1964年纽约市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该个事件促使当时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著手研究旁观者的心态。
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两人皆非犹太人，也从未表示其研究助人行为的动机与纳粹有关。然而在20世纪西方社会执着于探究纳粹大屠杀的时代背景下，这项实验结果却广为用以解释这一事件。
达利
达利与拉丹两人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用以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境中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境中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这个实验表面上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相似，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米尔格拉姆检视人类对单一权威的服从心态，而达利与拉丹探讨的则是：面对群体危机时，在没有权威主导的情况下，个人会有何反应。
拉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