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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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创新突破，消除不协调，而有人却闪避掩饰。探究这些差异现象不是很有意义吗？”
阿伦森
阿伦森暂停片刻，又说：“十多年前，在约翰斯顿（Jonestown）教徒集体自杀事件＇3＇中，900多人以自杀作为消除认知不协调的手段。有些人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但有900多人这样做已是非同小可了。认知不协调理论就是着眼于这些坚持信念、至死方休的多数人。”
我也研究心理学，但不像费斯汀格那样有成就。和琳达谈过后，我有个想法：认知不协调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能解释我们如何将思想化为行动，却不能解释我们如何改变思想。如此一来，认知不协调只剩下一种诠释，单调而缺乏人性。其实有些声响尽管突兀，但反而能让我们感觉更敏锐，更有激发创新的可能。
我问阿伦森：“有人面对失调时，会融合新旧信息，创造新的思考模式，认知不协调理论若不去探究这些人，岂不是错失人类经验的重要方面？”面对矛盾，有人设法寻找解释，有人则修正调整信念。阿伦森会怎么解释这种差异呢？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可能需要数天、数周、数月，才能调适成功，在这段过渡期，这些人该如何面对新旧思维的对立拉锯？怎样才能像他们一样，能够包容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以追求更开阔丰富的人生？
阿伦森对我说：“那已经属于个人成长的领域啦！我想，能面对矛盾、诚实自省的人应该比较有自尊心，要不就是他们的自尊已经低到怎样都无所谓了，所以反而可以大胆说出这样的话：‘哇！我深信的每件事都没有意义，我真是个怪人！’”
“你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吗？这些人都是什么来历？他们怎样面对冲突？你有资料吗？”阿伦森说：“我没有任何资料，因为我找不到人来做这样的实验。你说的那种人太少见了。”
造访圣徒之母
我亲自造访琳达。伍斯特距离我家约1小时车程，那里早期因煤矿业兴起，如今已没落，沿路可见空无一人的工厂与破旧简陋的商店。我边开车边想，琳达如果不再坚持女儿具有通灵神性，不再认定这一切苦难都是在为世人赎罪，她还剩下什么？怎样的新信念可以让她感到平静？矛盾冲突可以让人思想变得更深刻，但想得越多也越有风险，一不小心就可能钻牛角尖，走火入魔，受到更大的刺激或伤害。
琳达家位于一条樱花盛开的路边，寻常的平房漆成米黄色。我按了门铃，有个声音传来：“到旁边的祈祷堂等我。”我以为是琳达在说话。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片刻，听到的是呼噜呼噜的喉音，还有便盆撞击的声音，那是奥黛莉，她已经18岁了。
我找到车库里的祈祷堂，那里潮湿阴暗，到处都是出油的雕像，下巴绑着小杯子，杯子里盛着神圣的分泌物。有位女性走进来，她眼神空洞，手上拿着一罐棉花球，对我说：“我叫露比，这里的义工。”她拿起棉花球擦拭雕像上的油渍，再把这些东西都放入密封袋中。她说：“这些都有人订了，这是圣油，什么病都治得好。”
我很想问露比，为何神奇的圣油帮不了圣徒之母琳达，治不好她的病。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露比走来走去，用棉球轻拍出油的地方，终于我忍不住问：“你确定不是有人偷偷把油抹在雕像脸上？”她转身看我。她说：“谁会这么做？”我耸耸肩。她说：“我亲眼看见奇迹。有一天我站在奥黛莉床边，突然一尊雕像开始出油，像鲜血一样涌出。所以我知道这是真的。”
祈祷堂的门开了，午后耀眼的阳光透进这个潮湿阴暗的地方，琳达走进来。她的头发刻意烫卷，有些不自然。苍白的脸庞布满岁月的痕迹，大大的圆耳环在脸颊两侧晃动。我说：“谢谢你答应见我。你这么不舒服，仍愿意与我讨论你的信仰。谢谢你。”
琳达不置可否。她坐下来，一只脚来回晃呀晃，像个小孩。她说：“我的信仰应该从胚胎形成前就存在了，不然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我问她：“你所谓的信仰是什么？”她说：“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要这样想不容易，因为我很矮，你也是，我们都是拿破仑那一类的。很难相信上帝会这样安排。”琳达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
我端详她的脸。她两眼炯炯有神，仍难以掩饰些许深沉的恐惧。我问：“你在电话里告诉我，你的信仰开始动摇，你开始质疑你的女儿是不是圣徒……”我有点迟疑。琳达扬起眉毛，说：“我不是这样说的。”
谎言与关爱竟如此纠葛不清
“你说你开始怀疑，我想谈谈你如何……”
她说：“那不重要，基本上我一点都不怀疑。”她听起来很生气。我说：“这样啊！”她说：“你听好，我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女儿是谁。奥黛莉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她把病人的请求交给上帝，上帝让病痛消失，不是奥黛莉让病痛消失。是上帝，但是奥黛莉有办法联系他。”我点点头。
琳达继续说：“跟你说一件事吧！有一次，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病人来看奥黛莉，几天之后，奥黛莉全身起红疹，好像着火一样。为什么会长红疹？我们请一位皮肤科医生来家里给她看病，他是犹太人，不过人很亲切。他说：‘这是化疗引起的反应。’我们打电话给那位病人，她身上的红疹退了。你看，奥黛莉带走她身上痛苦的红疹，这一定是她做的。”
琳达告诉我另一个故事。有位妇女得了卵巢癌，见过奥黛莉后，她去做B超，结果发现卵巢上方有个模糊的影像，看起来像位天使，然后她就不药而愈了。我不相信这些事。琳达走到神龛前，拿起一个有盖的杯子，要我看看里面的东西：一颗血色圆珠浸在油脂里。她说：“我们把这杯油拿去化验，30多名药师检验过，成分都与人体油脂无异。”
我轻声问：“琳达，这些圣油，还有奥黛莉和上帝的交情，为什么都救不了你？”琳达静默不语，好长一段时间。我看见她的眼神变得幽远，飘到我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不知道她只是呆坐出神，还是在寻觅新的解释，我的思绪犹如纺车的轮轴一样转个不停。琳达抬头望着天花板，许久，她终于开口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露比突然说：“耶稣显灵了！”她手指我们面前的一尊雕像，我确实看到了。耶稣雕像流出两小滴油，沿着脸庞滑进颈部的皱褶。我瞪大眼睛注视这一幕，此时此地，我也遭遇了认知冲突。一来我不信天主教，二来我认为所谓的“神迹”，其实只是某种手法拙劣的骗局，但是那尊神像确实流出油来，当然那也可能是某人预先放在那里的奶油，慢慢溶化了，现在才流出来。
可是我无法确定。我检视心中的想法，确定自己没有出现认知封闭（cognitive closure）的反应。根据费斯汀格的理论，我会提出解释以减少冲突。但我确实提不出解释。有可能是奶油，但也可能不是。谁知道上帝用什么方式显灵？会出现什么征兆？我们三人站在祈祷堂里，看着耶稣哭泣。
我听见屋里传来一位已成植物人的女孩的呻吟，看护者设法让她安静。我想像15年前，琳达看到3岁的女儿在泳池深处漂浮时，内心不知有多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也不知道是否有圣徒可以见到天堂，更不知道痛苦是否有其神圣目的。我不知道神像为何流泪，为何血珠会出现在高脚杯中。我来此是想看到琳达是否愿意容忍信仰与现实的冲突，我只能继续发问。
琳达又说了一遍：“扩散到骨头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接着说：“你是她的母亲，照顾她18年。她治好数以千计的人，也应该把你治好。”琳达虚弱地笑着说：“奥黛莉没有治好我，因为我没想要她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做。她也许是个圣徒，但她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宝贝。我不会让她承担我的痛苦，也不准她这样做。母亲绝不会这样要求子女。母亲只会消除子女的痛苦。怎么可能让子女受苦呢？”
琳达要去斯隆癌症中心（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复查，所以先离开了。我独自在祈祷堂里又坐了一会儿。不管琳达在电话中表露出什么样的怀疑，显然都只是一时冲动，她几乎不承认有这回事。琳达说：“母亲绝不会这样要求子女。母亲只会消除子女的痛苦，怎么可能让子女受苦？”这也许是种合理化的借口，女儿治不好她的病，是因为她未曾开口要求，这个故事也能保持圆满。
但应该不只如此，她这样做也是出于衷心的关爱。我听见琳达在屋内轻声哼歌给女儿听，有人咯咯笑着回应，她这样照顾女儿将近20年，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费斯汀格是否想过，寻找合理解释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他可曾想过谎言与关爱竟如此纠葛不清？
脑中的“魔鬼代言人”
我读心理学研究生期间，曾在一家大型医院的神经科病房工作，病房里有些人就像奥黛莉一样，蜷缩在床上，昏睡不醒，四肢僵硬冰冷。我对一个小男孩印象特别深刻。有时候我站在他们床边，念着姓名牌上的英文字母，心想这些人是否只剩下躯体，魂魄早已离开了呢？
那时候，有科学家尝试从精神生理层面，探究认知不协调理论。20世纪颇负盛名的神经科学家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就在探寻哪些神经物质会引发拒绝与调适的心理反应。他认为在人类左脑某处，有某种由神经元构成的组织，一旦内在信仰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此组织便会释放神经传导物质，提醒我们去平衡认知冲突。他将此组织称为“魔鬼代言人”。不过大脑右半球也有神经突触与细胞构成的神秘组织，处于活跃状态时，会释放信息，压制左脑神经元组织的作用。
拉玛钱德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助教李伯曼（Matthew Lieberman）说：“并非所有人都会依循单一的思路，设法为一切事物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李伯曼以东亚民族为研究对象，仿效费斯汀格开展了一个为不同酬劳而说谎的实验，“东亚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喜欢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李伯曼认为，东亚文化长期以来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较能包容矛盾对立的观点。表面看似不合常理的悖论，但如果你能从其他角度解读，你便能领悟其中深含的寓意。
受到独特文化的潜移默化，东亚人脑部神经元便发展出不同于美国人的反应特性。李伯曼说：“这不表示亚洲人感受不到认知冲突，只是他们比较不急于减低冲突。”李伯曼推测，前扣带回可能就是脑中的“异常侦测器”或“魔鬼代言人”，再者脑部的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进行合理化的所在，而东亚人脑部通往此处的路径比美国人少多了。他说：“如果是这样，东亚人和美国人感受到的认知不协调其实不相上下，只不过东亚人不是那么执着，他们并不是非要得到回应不可。”换言之，亚洲人即使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也较能淡然处之。
无法调和，那就敞开心胸
这种天气让我担心。12月3日，温度17℃，天空一片灰暗，庭院里只有一朵玫瑰绽放，仿佛在传达某种启示。费斯汀格认为，担忧也可以用来降低认知冲突，说来有些讽刺。你害怕找不到好理由，所以编造一个理由，以此解释你的忧虑。但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理由确实合理？哪些只是借口？如果我是东亚人，也许我连想都不想。然而地球日趋暖化似乎不是危言耸听。12月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味，我看到地上有只甲虫，多节带刺的脚在温暖的空气中挥舞，腹部下方明显可见一滩分泌物。
琳达去过斯隆癌症中心后，已经返家休养。一星期前我去拜访她，我满脑子都在想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我的前扣带回一直在思考她的事。我做过若干调查，有些严谨的医学专家表示，奥黛莉的情况确实罕见。那位犹太裔的皮肤科医生说：“我只能说，她的皮肤状况是因化疗所引起的，但她母亲坚称，奥黛莉并未接受任何化疗。”为奥黛莉看病的小儿科医生说：“我不知道。我看过她掌中出现十字，血色的十字，你可以说那是血渍，不过十字出现在表皮之下，所以不可能是割伤形成的。我无法解释。医学通常是把圆的东西放进圆洞里，但奥黛莉的症状就像个方型的东西，就是套不进去。”
琳达告诉我，天主教会会派人来访查，他们表示奥黛莉可能真的是圣徒。露比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希望她能被封为圣徒。”语气就像啦啦队队员。天主教会最近一次册封圣徒是在1983年。一名3岁女孩吞下一整瓶含氰化物的止痛剂，医师全都束手无策，一名妇女为女孩祷告后，女孩病情便奇迹般好转。
我打电话给琳达。她刚动完乳腺癌手术，正在逐渐康复。她的声音听起来虚弱飘忽，她告诉我：“医生切开我的胸部，发现全都是癌细胞。”于是我眼前浮现出像鳗鱼也像甲虫一样深黑色的癌细胞，我想像着医生动手切除癌细胞。现在琳达回家了，她拖着蹒跚的步伐，一方面要打理自己的生活，一方面还要照顾她的小圣徒。
冬至前后，我再度驱车前往琳达家。我到达时夕阳就要下山，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映着金光闪闪的地面。50年前，基奇、阿姆斯特朗医生、在场的信徒，他们在等待沙纳达的到来，等着暴雨降临，但是救世主、暴雨都没有出现，于是这些人为此设想出另一套说辞。
15年前，奥黛莉掉进自家泳池，溺水成为植物人，家人发现她再也不会康复了，便寻求理由解释这场不幸。现在我离琳达家越来越近，这次我不走前门，也不去祈祷堂。我偷偷走到房子侧面，从窗户望进去。我看到奥黛莉本人。她躺在床上，长发乌黑亮丽，大把大把地披散在缎面的枕头上，一条黑色的薄被掉到地上。她睁开双眼，注视某处。若不是微微张开的嘴流出一点口水，她与一般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没有两样。
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我来找琳达，原本是想看看她怎么接受与原有信念相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