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你的窥！私！欲！--这是我的故事-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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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一个人独处的我又有了性欲，我很想把这个女星当成一次幻想对象，但努力后事实证明这不行，因为一想到她，我就会想起自己没出息的样子，我就会对自己当时表现惭愧不已，我甚至觉得自己连把人家当成手淫的对象的资格都不具备。这让我今天我在写下这段的时候，抱着有点不服气的态度在GOOGLE上输入了这个女星的名字，结果显示关于她的消息几乎还不如我自己的多。这说明她当时就没太红过，而现在更是已经过气了，这更让我当初那拙劣的表现显得没有任何来由，我不得不咒骂自己了——你姓林的不是张口闭口人格么？高尚么？道德么？怎么一见到傍大款的三流女演员脚就软了？
报社的生活让人感觉到新奇而且刺激，但我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表像。因为实习两个字很明确地告诉我，现在的生活是那个副总编暂借给我的，如果我不能转正，总有一天这一切都要全部归还。因此，去掉“实习记者”中的前两个字成为我那时奋斗的目标。在我合发或单独发了二十几篇稿件了，我曾有过想去找副总编谈一谈的冲动，但经过观察我发现连部门的主任似乎平时都很少去打扰副总编，因此，我要求自己在没做出足够的成绩之前还是耐心点——求人办事不容易，别搞得像逼人家一样惹人讨厌就不好了。
我没有去逼迫别人，但郁闷却毫不客气地逼迫着我。于是那段时间我给洁婷的邮件和电话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述说我的苦闷，述说我的未来的迷惘。洁婷那段时间一直给我鼓励，有时候，我都觉得她的鼓励有点过头，开始呈现出吹捧的意味。洁婷说她一直觉得我挺棒的，有才，就是还没遇到好的机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要耐心一点。洁婷甚至还说：“涛，你要成为大记者后会不会不要小洁婷哦？”——这摆明了是自降身价给我撑面子。不过当时我对洁婷这样的话感觉很是受用，因为它会使我的耐心越来越有韧劲，信心越来越强大。甚至可以说，洁婷给了我面对未来生活的勇气。
直到我最后离开《石宁导报》的那一天我才明白，洁婷所说的那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话是有先决条件的，充分条件是必须有阳光照到你，必备是在你发光的时候有人能站出来证明你是块金子而不是玻璃。虽然我能够强大地领悟出这一切，但可悲的是，这一切仅对金子适用，而我却是块破铜烂铁。
我实习生涯中最大一笔收益来自于蒲江京剧院。当时蒲江京剧院为了参加全国文化艺术节特意编排了一场“唐朝盛世”的剧目。看得出，他们院里对这一新戏很重视，似乎对在艺术节上得奖也显得志在必得。因此，在剧目还没在石宁公演前就给石宁的所有媒体发了请柬，全程接送去蒲江看首演，为艺术节进行预热。按理说这种肥差不可能落在我的身上，更何况一个实习生单独去参加对主办单位来说也不太礼貌。但临出发的那天，那个老师家里突然出了点急事，因此，老师临时把我顶替了上去。
那真的是一次很高规格的接待，进入蒲江主城区后，我们坐的大巴车前竟然有警车开道，吆五喝六的，引的行人不断侧目。而且主办方对日程的安排也很宽松，下车后的当晚和第二天全天没有任何日程安排，就是吃饭和休息。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人才被主办方安排在了大戏院，观看了那场“唐朝盛世”的京剧。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于京剧没有任何兴趣，电视的戏曲频道我的目光也不会在那上面停留3秒以上的时间，但那一次，我却真的被恢弘的舞台效果和大师们精湛的现场表演感染了，我甚至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叫好。演出结束时也和全场观众一起起立长时间的鼓掌。自然，这场剧目的首演很成功，结局以主要演员连续5次出来谢幕才得以告终。夜晚的时候，我一个人睡在酒店的被窝里，内心的激动依然没有消退，我发现京剧压根就不是一种可以进行电视录播的戏剧类型，京剧只属于现场的舞台，也只有在舞台上，它才堪称国粹，而经过摄像机的转接后，电视画面上的京剧很是显得不伦不类。而且我对那几位京剧大师的表演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甚至把自己幻想为舞台上的主角，享受来自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那一夜，在生理高潮变得可以用手来解决的日子里，大师们给我带来了一场难得的精神高潮。
不过高潮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被净化过的心灵就马上被玷污了——我房间门口的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塞进来一个印有蒲江京剧院名称的信封，用手一摸，还挺厚，掏出来一数，整整1000元人民币。面对这笔巨款，我的贪念噌的一下又串了上来，不过这次我学精了，我从那100元钱中抽出了400元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剩下的600元的信封平整地放好，回到石宁后，中规中矩地交到了老师的手中。
不过那一次老师从信封中抽出300元人民币给我的时候，我推却的要比以往厉害很多，但最后我还是拿了，
在把300元人民币揣进口袋里的那一刻，我已经承认我就是块破铜烂铁了。
打那以后，我色弱的毛病开始越来越严重了，很多时候甚至连黑白对错都无法区分。轻度色弱的时候，我是心惊胆颤、扭扭捏捏的收取红包、接受吃请。后来，病情严重了，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状地去编写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假新闻。整个过程中，我连自责和反思这些治疗手段都懒得去理。我和无数病人一起挤在这条远离完美人格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迷失。我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长大。
当我把洁婷当成救世主，向她忏悔的时候。洁婷却说：“涛，你没做错什么啊。你只是做了在那个环境中大家都做了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对与不对并不是靠我们评价的，大家都那么做，就应该有那么做的道理。” 洁婷这个歪理邪说当时真的说服了我，后来我回忆我的洁婷的时候我发她在我生命里既像是灯塔，又像是港湾，在我停留的时候，她能包容我，在我前进的时候，她能给我指引方向。但在洁婷口中事实不是这样的，洁婷说她对自己老公的个人崇拜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她给自己立下了两个人生信条“第一，涛涛说的和做的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不对，请参照第一条。” 洁婷还在给我的一封EMAIL中对我说：“对于小涛涛来说，洁婷只是世界上的一个人，但对于洁婷来说，小涛涛却是整个世界。”这让我每次想起这句话的时候，都有想哭的感觉。
不过洁婷那天并没有一下子说出这么多话，她那天后来跟我重点说的是另一个话题。洁婷说：“涛，我发工资了， 1200。你缺钱不，我给你汇过去？”我说：“不用，你自己花吧，我上个月分到了600块红包，这个月已经搞到700块了，我不缺钱，而且我还给你买了一个充气的小猪。” 洁婷说：“多少钱？”我说：“75” 洁婷说：“骗人，你才舍不得呢，快说，到底多少钱？”我说：“75能买25个。” 洁婷说：“这还差不多，你要真是75买的我会生气的。——你保存好哦，等我去石宁发现小猪被你搞坏了就打扁你……”
于是，那个夜晚，我就在被洁婷打扁的期盼中幸福的睡去了。
石宁的天气和我对洁婷的期盼一样，开始逐渐热烈起来了。而我的实习记者工作也因为全国书市的来临而变得异常忙碌起来，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携着畅销书和最新推出的作品云集在石宁国际会展中心，7天的时间里，新闻发布会、新书签售会、图书定货会层出不穷，用一场连着一场都无法准确形容，因为很多发布会之间会“撞车”。因此我和郑老师不得不分开各自忙各自的，晚上的时候，再去官方指定的宾馆参加市委宣传部的官方新闻发布会。那时候由于时间太赶，很多时候，我就直接趁新闻发布会的间隙写一些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稿件。
我那个挂着记者胸牌，爬在走廊窗台上写稿子的画面往往让很多参展的人侧目，或者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有敬业精神的记者。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衡量重要稿件的标准其实和红包的厚度很是有关。
七天的时间里，我也采访了很多作家，名家大家有，文坛新秀也有。比如说坯子蔡——当时蔡智恒正因为《第一次亲密接触》而火的要命，因此也很大牌，现场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为此，现场的一名女记者还和维持秩序的pol。ice起了点冲突，双方甚至有身体上的接触，自然，最后吃亏的是那位女记者。因此，那天我只能假装是签售排队的读者藏在队伍当中，然后趁pol。ice不注意，一个箭步冲到蔡智恒的身后，然后满脸严肃的看着排队的人群。那天pol。ice后来看了我好几眼，但我依然保持着冷竣的面容，最后，那几个pol。ice认定我就是蔡智恒的私人保镖，于是再也不去理我，这让我那天竟然发了一个独家新闻。
这是光荣的事儿，当然也有丢脸的事情，那一年，台湾的神秘女作家席娟也第一来大陆，出版商因此也特意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会议期间不停有记者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也想提问，但整个半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我却干了别的事——一是给自己鼓勇气站起来提问，二是说服自己还是别站起来吧。最后的结局是，当这两件事情还纠缠不清的时候，主持人比我更有勇气地先站起来了，他宣布：“今天的发布会就先到这，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谢谢大家”。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采访，一些出版商召开的，只给100元红包的发布会我们一般是前门登记领了红包和通稿后直接进会场从旁门就出去了，一是这样的发布会那几天实在是太多，我们不可能各个都给发稿，二是从红包的厚度上看他们也明显没多大诚意。我们的版面那段时间可是珍贵的，我说过，它是留给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的。
连续7天如战争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闭幕的那天晚上，省里特意在官方酒店为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工作者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招待晚宴。那顿饭质量很好，但我吃的一点也不开心。因为几乎我每吃一口菜，就会有组织者带一个领导摸样的人过来敬酒，自然满桌子人都要站起来，领导说几句感谢的话后离开，然后大家刚动筷，下一个领导又来了。就这样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屁股不断抬起来，坐下，再抬起来，再坐下——如果把这一镜头进行快放，很像在做一个很流氓的动作。于是我的能量也随之巨大消耗，一直到宴会结束，我都觉得自己并没吃饱。
我在《石宁导报》的实习生涯在这样不断抬起坐下之后不久也结束了高潮，进入了不应期——2000年六月的石宁，全国文化艺术节开完了，全国书市也闭幕了。因此，我迅速变得很清闲。那段时间，我的那位郑老师和我深谈了好几次，她问我和副总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是亲戚介绍的，我和他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郑老师说：“我不好跟你多说什么，但小林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注意一下其他报社有没有招聘的信息，毕竟你在报纸上也发了60多篇稿件了，拿出去应聘也算有些分量”。我说：“再等等看吧。”郑老师说：“其实像你还算蛮聪明的，我到觉得你做记者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有个表弟在房地产公司做，原来就是卖楼的，现在做得也很不错了。”郑老师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房地产对于石宁的百姓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汇。8年后的今天，我不得不佩服郑老师的高瞻远瞩了。但当时，郑老师的这番话只能让我感觉莫名其妙，甚至是鼠目寸光。
不过当时我还是对郑老师的话进行了仔细品味的，但我品味的重点是她那句：“注意一下其他报社有没有招聘的信息”。这好象是暗示我不太可能被留在报社，于是，在发了60多篇稿件后，我出于对自己前途的无限好奇，敲开了副总编的办公室门。
那天副总编对我还算客气，但给我的回复依然莫棱两可，他说；“现在编制太难了，你再实习一段时间等等看，看看能不能给你先安排个合同工，但现在没人走，合同工也不好办。”于是，最终我从副总编的房门里出来，还是没能弄清楚我的转正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办。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那时世界已经开始给我逐步公布了答案，只是有点太不显山露水，上帝给我的提示是也是一个副总编辑介绍来的实习生，他当时实习的是编辑岗位，和一个老师一起去编国际新闻版。由于我们报社那时候每天都从北京买稿件，卖稿方会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发传真过来，他经常来取传真，我们见面还会打个招呼。不过当时我对他选择实习的这个岗位感觉挺奇怪的，国际新闻版的技术含量有点太低了，而且完全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我真有点迷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对于别人的事情我也没空去想，因为我自己开始出事了，一家音像出版社一天大早打电话过来，指名道姓说要告我。事情起源于一天前我去法院采访的被外界称为的“石宁第一知识产权案”，一位本土知名作曲家状告某音像出版社未经其同意在其出版物中使用了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我当时参加的是法庭的一审，过程挺简单的，也就是原被告双方各自说了诉讼理由和答辩理由后审判长就宣布休庭了。而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说的也就是这事，只是车轱辘话反过来说正过来说的问题。当天回来后我就把这个稿子写好了，郑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