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道-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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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徽商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
清朝年间的徽商舒遵刚，精算计，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
徽商之所以被称作“儒商”，贵在其讲求义利之道，讲利重义，从不取不义之财。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能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尤其是不趁人之危，欺诈顾客。
为了一个“诚”字，徽屯老街“同德仁”这家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
为了一个“信”字，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开文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
为了一个“义”字，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
发财不忘乡邻，惠及故里，奉献社会，也是“义”的表现。清初歙县大盐商江演致富后捐银数万两，开通绩溪镇头到孔灵约30里路，又捐巨资疏浚扬州河。一朝事业有成，就要实现造福社会的目标，这是儒家思想倡导的最高境界。
徽商巨富胡贯三经商数十年，毕生最讲究的就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的商德；他遵守“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十二字箴言。由于胡贯三“贾而好儒”，生意越做越大，门路越来越广，利润也越来越厚。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胡贯三继承祖先遗训，崇文尚义，仁恤可风，恤灾扶困，修桥补路，修建书院，造福桑梓。他曾捐重资修造黟、歙、休、祁四县大路九处一百六十余里，重建歙县河西桥、休宁齐云山登封桥和黟县渔亭永济桥；捐银一万五千两兴建碧阳书院。胡贯三乐善好施的故事流传数百年，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徽商胡雪岩经商也是以“义”为根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100多年来，被竞相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孰不知，胡雪岩与伸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
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专门拜访了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曾任兵部右侍郎、江苏学政），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转机。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2）
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北京。她们首先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遍访了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又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和（龢），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和（龢）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
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子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选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复审。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毕秀姑被屈打成招。
光绪元年（1875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才真相大白。杨昌溶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出狱。杨乃武回杭后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以种桑养蚕为业。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运动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除了开设钱江义渡、开胡庆余堂药号、捐输赈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坟左庑，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由此可见，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的实践证明，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信接物，童叟无欺
讲究商业信誉，是徽州商人崇奉的信条，所谓“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买卖公平天经地义，童叟无欺诚信为本”便是他们在商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在经营上徽商坚守“不欺”二字，注意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不做“一锤子”买卖，从而营造了“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商业繁荣格局。
信誉是中国人处事立业的根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准绳。“谨而信”，“言而信”，“言必信”，“信则人任焉”，这些格言警句一直是中国人立身行事的指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州商人，恪守“信誉”二字，并自觉地将信誉贯彻到商业交往中去，在经商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信誉观念。在商业经营中，徽州商人大多薄利多销，货真价实，讲究信誉，甘当廉贾。
赚钱、求利是商人的目标，徽州商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徽州商人往往怒斥那些乘人之危、牟取暴利的“贪贾”，而以“廉贾”为榜样，持价平实，以薄利多销的手段获取合理、正当的商业利润。这样，徽商便赢得了信誉，占领了市场，得以发财致富。
清代嘉庆时歙县商人鲍直润曾说：“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觉得自己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商人也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不善于经商的人所使用的方法。”这是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与现代商业心理学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因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徽商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重然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或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徽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的官府衙门、朝廷官员、地方士人百姓都乐意向徽商提供贷款，或者将存款交给徽商经营生息，其他商人也愿意与徽商合作，从而使得徽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左右逢源。
在商业经营中，有人靠欺诈生财，有人靠诚信致富。大多数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做到诚信不欺。歙县商人吴南坡在商业经营中贯彻“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的原则。他童叟无欺，市不二价，尤重信誉，所以其出售的货物如同今天的“免检”产品，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商业经营大获成功。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胡庆余堂悬挂的由“红顶商人”胡雪岩亲笔题写的“真不贰价”匾和“戒欺”匾额，无不彰显了徽商诚信的品格和着眼长远的良苦用心。这些事迹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
在胡庆余堂的大厅里，“戒欺”匾黄底绿字，正对着药店坐堂经理的案桌，朝里悬挂。匾上的文字是胡雪岩亲自拟定的：“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胡记”招牌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驾齐驱的“金字招牌”，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时至今日，胡庆余堂的招牌仍高高地悬挂在杭州城里。
徽商通过诚信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后，往往十分珍惜，极力维护这种信誉，看得比金钱更宝贵。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从事商业经营50余年，因童叟无欺、讲究信誉而名声大著。晚年，他罢业还乡，有人愿出高价借用他的商号经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你果真诚实的话，又何必借用我的商号？想借用我的商号，说明你不诚实，最终会毁坏我的信誉。”
从事商业活动，与客户来往，如果总是一味地抱着投机心理，见利忘义，能坑就坑，能骗就骗，只图近利，而不知广结善缘，久而久之，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其结果必然是“阎王爷开店，鬼也不上门”。那些不守商道的人可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得逞于一世。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大凡不德之举、违道之行会很快为圈内所熟知，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之势一旦形成，生意不死也已死了。
货真价实，信誉至上（1）
货真、价实、量足，是徽商在继承传统经营思想基础上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大部分徽商都本着依法经营，讲究质量的原则，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有的商人宁愿一时亏本，也不愿坑骗买者来获取不义之利。
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不要搞商业掺假这一套。这就是徽商的“货真”经营原则。歙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商人黄龙孙“贸易无二价，不求赢余，取给朝夕而已”。这是徽商的“价实”经营原则。市场计量，缺尺少寸，克扣斤两，是要受到消费者谴责的。徽商深知这一点，自觉地以量足为美德。明代休宁商人程莹，游贾他乡，“出纳平准之宜……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这是徽商的“量足”经营原则。
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徽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爱吃淮盐。
徽州粮商也大多能注重质量，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明代歙县人胡仁之经营粮食，某年大饥，斗米千钱。与他合伙的人想在米中掺假以牟取暴利，但他坚持不肯，表示自己决不能昧着良心赚这违背天理的黑心钱，损坏信誉。明代歙县人黄玄赐在经营粮食过程中决不干短斤少两的事。他因讲究质量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结果富比王侯。
开办药店更是要讲究货真价实，质量第一，毕竟人命关天。如胡雪岩的“戒欺”匾，不仅是对于自己药店档手、伙计的告诫和警醒，也是他确立胡庆余堂的办店准则，那就是：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即方子一定要可靠，选料一定得实在，炮制一定要精细，卖出的药一定要有特别的功效。第二，药店上至“阿大”（药店总管）、档手，下到采办、店员，除勤谨能干之外，更要诚实、心慈。只有心慈诚实的人，才能够时时为病人着想，才能时时注意药店的品质。这样，药店才不会坏了名声，倒了招牌。药品货真价实，自然不会发生大的麻烦。
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用料不实，分量不足，病家用过，不仅不能治病，相反还会坏事。这个道理，胡雪岩自然是心知肚明，这才有了那方“戒欺”匾上“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的警戒。不仅如此，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序言中，也写上了类似的戒语：“大凡药之真伪难辨，至丸散膏丹更不易辨！要之，药之真，视心之真伪而已……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可不慎料！”从这里，我们真可以看出胡雪岩在“戒欺”上的用心良苦。
“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