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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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6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7）
我们随后对各国持有的私人财产的价值进行了逐年的估算。这听起来或许很困难，但你可以用某种称之为〃永序资金法〃的方法，依靠私人投资的数据将这种价值计算出来。最后，我们将外逃海外的私人财产与国内持有的私人财产放在一起，看看国外持有的私人财产占总量的百分比是多少。所产生的数据，随即变成了有关非洲的最为著名的数据之一：到1990年，38％的私人财产在国外。这一比重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巨大。甚至远远高于中东地区，那里遍地是石油和沙漠，国家鼓励向海外投资也不足为奇。非洲融入了全球的金融经济，但却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世界上资本最为匮乏的地区在出口它们的资本。（从我对我们如何得出38％这一数字的描述当中，可以推测出我们所用的方法并不够精准。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资本外逃确实一直存在，但究竟有多少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来。）
所以，非洲人正在将自己的钱包往外掏，让他们的资金流出这一地区。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量的资金外逃？如果你问一问非洲人，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腐败。那些当权者掠夺公共资金，然后安全地送往国外。这当然说明了部分问题，但却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上。例如，印度尼西亚就曾有过一次世界级别的腐败。苏哈托总统将〃亚洲家庭价值观〃（我们客气地这样称呼它）发挥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上，他的贪腐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些钱中绝大部分还是被他留在了国内。而非洲人的钱，无论是贪腐得来，还是诚实劳动得来，都被他们拿出了非洲，因为投资的机会少得那样可怜。投资机会如此之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被困在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之中。资本外逃就是对于陷阱的一种回应。在专业经济学的诡辩语言中，资金外逃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人们将他们的财产投入到可以产生一个合理而安全的回报的地方。我们如何得知哪里是这种理想之地？我们试图从统计学上解释这种资产组合选择。例如，为什么1980年的印度尼西亚将它们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了国内，而1986年的乌干达却将它们23的财产都投到了海外？我们试图给出一整套解释，比如对腐败的评估和对资本回报的评估。我们发现投资机会如此之少，除了因为陷阱降低了资本的回报之外，也因为投资者通过像上述《机构投资者》的评分那样的指南，对这些国家的高水平风险有所认知。可信度问题不仅仅吓跑了国外的投资者，它也同样吓跑了国内的投资者。
从而，尽管最底层的10亿人长期缺乏私人资本，可他们还是更多的在通过资本外逃，而不是资本流入与全球经济融为了一体。他们的资本流失部分是因为包括诸如政局不稳和政策不利的情形在内的陷阱，这些都使得国家不适宜投资。但即使是国家洗心革面，它们也还是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对发生反复倒退的担忧使得资本仍然不会流入。因而不要指望着全球资本的流动能够因为最底层的10亿人缺乏资金，就给他们提供发展。它更可能是在加固陷阱。
第三部分 第27节：军事干涉（1）
第八章军事干涉
自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就很难再寻求到对于军事干涉的支持了。对于我而言，本章可以说是本书当中最为强硬的一章了，因为我想要说服大家，外部的军事干涉对于帮助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国家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而要比外部的军事力量更称得上是这些国家的心腹大患。
外部的军事力量能够做些什么
直到1990年前后，国际上对衰败国家的军事干涉还仅仅只是冷战的一种延续。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安哥拉政府，而美国则通过南非武装安哥拉的反叛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这些军事干涉自然没有真的帮到安哥拉。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从不同角度的考量发起军事干涉才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使军事干涉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驱逐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成为国际主义一种全新的胜利。科威特事件代表了一种明显需要借助国际干涉的情形：驱逐侵略者。但外部军事干涉还有其他三种重要的作用：重建秩序、维护战后和平和预防政变。
重建秩序
在科威特事件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在我看来明显可以用到军事干涉的情形：在一个崩溃的国家中重建秩序。全面的崩溃情形很少见，但也并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索马里。我之所以说这种情形显然需要军事干涉，是因为对索马里这样一片巨大的领土陷入无政府状态袖手旁观，绝对是不负责任的。所以美国进行了军事干涉，出兵索马里，发起了〃重拾希望行动〃。
不知道是美国军队自从在科威特大获全胜之后变得过于自负，还是它受到了政客们的过分操控。不管怎样，它们的多媒体增强型军事干涉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们的目空一切（美军进入索马里的时间整整延后了24小时，为的就是让摄制组能在军队之前到达索马里海岸）。也许是这样干涉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它所遇到的安全问题，但考虑到媒体新闻覆盖面，在电视上反复展示的18名美国罹难者实际上已经宣判了干涉必将以失败告终。不要会错我的意思：维和部队的战士牺牲确实是件可怕的事情，而一个国家派遣部队去救人于水火也的确是种高尚的行为。但现代军队所做的，往往正是在这些危如累卵的险境之中，提供一种和平的全球性公益。有时士兵们会因公殉职，而他们会被视为英雄而加以敬意，而军队也不可能在零风险情况下完成任务。不管怎样，这场战争或许本来是计划为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任期锦上添花的，结果原本预想在媒体上展示的兵不血刃，到了1993年10月却变成了一场媒体上演的噩梦，而美国军队也因此迅速撤离。当然，在伊拉克之后，美国在仅有18人死亡的情况下就撤兵索马里，看上去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可这就是发生了。
第三部分 第28节：军事干涉（2）
对于索马里而言，结局是悲惨的：过了12年之后，它仍然没有一个具有职能作用的国家政府。到了1995年，大约30万人死于动乱之中，而在持续战乱和医药健康系统崩溃的情况下，这以后就没有对死亡人数的确切估计了。但军队撤退产生的最为惨痛的后果并不是那之后在索马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人们从这一事件当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绝不要去干涉。
而这之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大错特错。还记得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切吗？因为我们不想再重演索马里的失败，不想再有18个美国士兵被杀，所以我们便没有进行国际干涉，任凭50万人在卢旺达被屠杀，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本章就是为那些不会认为50万卢旺达人被杀总好过牺牲18个美国人的人们而写的。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内战的恶果会通过传染病、恐怖主义和毒品的方式殃及到富裕世界。一些富裕世界的民众会因最底层的十亿人中的混乱而丧命。从而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是让民众作为被殃及的受害者死去，还是让士兵们在自愿为正义而战时舍生取义。而索马里就造成了对他国的这种波及。由于持续不断的动荡，大批的索马里年青人逃到了发达国家。2005年7月，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在英国寻求庇护的流亡者，将他的帆布背包装满了炸药，企图炸死伦敦地铁的乘客们。2005年11月，一伙索马里人抢劫了英国布拉福德的一家银行，杀死了一名女警。我有一个幼子，我不想他长大了以后冒着生命危险去当一名维和士兵。但我更不想他会有在伦敦被一些衰败国家的流亡者炸死，或是在布拉福德被他们枪杀的危险。我也不愿他有染上疾病的危险。索马里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天花的传染源，在索马里政府垮台之前，天花在国家卫生组织的介入下被根除了。而当时如果和现在情况一样，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无异于痴人说梦。幸亏索马里的政府多支撑了那么一段时间，天花就还会继续肆虐下去。总而言之，我认为，如果我们通过重建秩序来回应、解决这些衰败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各种各样的防御性措施，那么我的孩子以及每个人的子孙，就都会生活得更安全些。
第三部分 第29节：军事干涉（3）
维护战后和平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军事干涉的议题又被重新提上了桌面，并开始执行在战乱结束之后维护和平的新任务。这种维和的成功与否也是碰运气：因为有些地方有很多军队，而另一些地方则缺兵少将。世界上外国维和部队和当地人口的比率最高的地方大概就是东帝汶了。我在那里碰到的一个维和士兵是冈比亚人，一个非洲最穷困的小国之一。当我向他询问有关东帝汶的情形时，他告诉我那里这是太可怕了。〃这些人真的是穷困潦倒，〃他说。如果连他都这么认为，那实情肯定就是如此了。不久后，当我偶然遇到了一些外交部门的人士，我便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会有这么多维和部队，而将他们的回答总结起来只有一点，即对这里进行国外的军事干涉，是因为这里安全。政府派去担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士兵，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美元的酬劳。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像这样差遣他们的部队，实在是条不错的生财之道。而这样一来前提便是士兵们不要光荣殉职，所以像东帝汶这样安全的环境便最理想了，而像刚果民主共和国那种朝不保夕的地方就没那么吸引人了。即使部队被派往那些凶险的地方，他们也往往能明哲保身、〃化险为夷〃。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发生在1995年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荷兰的维和部队在那里本来应当提供一个安全区保护那些惊恐万分的难民的，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弃守安全区，导致这些难民被大肆屠杀。可荷兰人似乎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当2004年利比里亚的时局像近年来一样出现周期性的动荡时，荷兰派出了一艘海军军舰，而它们收到的指令却露骨地明言，一旦局势恶化就立即开走。另一宗发人深省的案例是有关塞拉利昂的一只杂牌联合国部队的。2000年，联合革命阵线反叛组织俘虏了这支部队的500名士兵作为人质，并缴获了他们的军事装备。难道联合革命阵线真是这样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么？显然不是——当几个月后一支几百人的英国部队抵达后，愿意碰碰运气，结果立刻就将整支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联合国部队之所以如此容易就被拿下，是因为联合革命阵线知己知彼，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会抵抗。他们虽然端着枪，可不过就像一群到处炫耀自己珠宝的游客一样。
第三部分 第30节：军事干涉（4）
说了这么多如何不去进行国际军事干涉的例子。而与此相对的一次巨大成功，就是刚刚提到的英国对塞拉利昂的干涉——〃帕利瑟行动〃。这次行动确保并维护曾被联合革命阵线所破坏的安全，整个军事行动的成本低得令人咋舌。我想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像这样，做到使塞拉利昂的和平得以重建和维护。安珂？霍芙勒和我甚至试着对军事行动做了一份成本效益分析，而调查这些成本的过程出奇地顺利——我只不过打电话给国外的政府机关，它们便知无不言、倾囊相告了。最困难的部分是估算收益。无论如何，自从英国部队在塞拉利昂重建了和平之后，那里就一直太平无事。这自然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没有了他们，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惨不忍睹的事件发生。而对这种可能性的杜绝，就是给英国部队的最好报酬。我们用自己的战乱模型来估测塞拉利昂可能战火重燃的风险率——当然是一种相当粗略的估算，因为我们使用的原型是典型的战后国家，而没有将塞拉利昂的特性考虑在内。但是作为一种估算战后军事干涉典型收效的方式，忽略特性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接着，我们将这种避免可能的战乱，与内战的典型代价相加，估价就已经达到了640亿美元左右了。我不得不说，我并不喜欢做这样的算计；较之估算一个任意的特殊情况的风险率，我们的模型更适于确定哪一种干涉政策可能最通用，因为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中都有着太多的重要信息是一个模型必须忽略的。但这样做还是有价值的，我们毕竟估算出干预的收益大约是其成本的30倍。有了这样的成本效益比率，就很难在计算中有太多失误的可能了。
帕利瑟行动是英明果断的，英国军队可以把他们给塞拉利昂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引以为豪了。它也同样为对最底层10亿人的军事干涉树立了一个榜样：低成本、自信而且持久。它也是广受欢迎的——那些国家的民众由衷地感激。然而，它却被彻底埋没了。相反，每天见诸报端的总是伊拉克。就像索马里一样，从伊拉克得到的最为明显的教训就是绝不干涉。这不仅仅是普通大众的反应，也是高层权威人士的反应。2005年11月，我受邀到布鲁塞尔给一批专家做讲座，满屋子都是高级军官。当我给塞拉利昂的事情定下基调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回应是：〃但那些英国人肯定会被伊拉克人打得片甲不留！〃可是我们应当铭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当我们将头深埋在沙子里，对一切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有了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
所以我们应当干涉，但不必到处都干涉。塞拉利昂的情形比伊拉克更能代表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施行军事干涉可能带来前景。看一看两种情形之间的对比。在塞拉利昂，我们的军队收到了政府的邀请，更受到了当地民众箪食壶浆的迎接。在塞拉利昂我们不会被指责是为图谋石油而去，因为那里没有石油。在塞拉利昂我们不必担心〃修复被我们所破坏的东西〃，因为那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去破坏，何况我们以最低限度的损害就能让联合革命阵线一败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