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完整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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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仅仅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拓宽就业前景，它的意义要远胜于此：教育通过其内在的价值让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潜质。此外，据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情况下更关注保健，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参加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且，他们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从而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因此，随着美国教育的衰退，整体社会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系令人失望？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仍可称得上世界一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所以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大学体系上。其实，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三个很显著的问题。首先，很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经历极其糟糕，很多学生没等高中毕业就退学了。其次，即使在那些能够从高中毕业的人中，仍有很多人没有准备好接受大学严格的环境。最终，随着“大学升水效应”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学费也在不断攀升：这是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的一项服务，但近些年来这项服务并没有多大改进。（通信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并没有让芝加哥大学的班级规模显著的扩大，尽管学生的学习体验或许有所改善）。尽管美国有意扩大对学校的经济支援，但是把子女送到私立大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甚至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随着各州预算吃紧，连州立大学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学费。
当然，在学校的学习并不是唯一接受教育的方式。在营养摄取，学习环境和行为期待值方面的差异使得每个孩子在童年时代就显现出不同的学习能力。家庭至关重要，同时，孩子们渴望效仿的对象以及朋友们的看法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我女儿所在的大学附属中学里，班级里一个最聪明的孩子总是出类拔萃，尽管她不是受欢迎的那种，但却是其他孩子秘密崇拜的对象。拔尖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甚至和教授签约进行项目的研究。然而，在美国很多学校中，聪明极有可能意味着危险，因为孩子们总是对那些敢于跳出低期待值陷阱的孩子充满怨恨。还是这个道理，强者总是越来越强。富人们能够住在体面的街区，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健康护理和营养，使得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功课若是掉队了，家长也能出钱给他们请家庭教师和学习助手。如果父母有钱的话，即使是残疾对于孩子来说也不会像它看上去那么痛苦。正如政治分析家劳斯？多尔特（Ross Douthat） 和赖安？瑟拉姆（Reihan Salam） 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中。”
家庭的不稳定对穷孩子的伤害也更大。贫困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更大，一旦离婚，经济的担子要比富人沉重的多：因为他们需要同时维持两个家庭，轮流照看孩子，这些就要花去他们收入中的一大块，使得其他基本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就更不用想给孩子请辅导教师帮助孩子渡过难关了。因此，在穷人的家庭中，离婚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富人的家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平等往往会愈演愈烈。
我们并不需要触及那些极端不平等的例子中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大批的人因无法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不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显示出社会严重的低效性。对头脑的浪费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美国已经浪费掉了太多。
造成不平等的其他原因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只是造成不平等日渐严重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也助推了这一问题的加剧。在过去三十年中，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又偏逢美国放宽管制期。激烈的竞争确实加大了对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拉大了美国人口的工资差距。激烈的竞争提高了歧视有才能的穷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本应该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不平等仍然加剧了。放宽管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的灵活性，放大了员工的工资的涨落幅度：一个企业家在经过若干年的颗粒无收之后突然赚了上百万，这会增加收入分布曲线最顶部和最底部的分布范围。（对于一个后来成为一位收入颇丰的教授的穷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影响要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负三分之一的责任。
更大规模的移民和贸易也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因为移民直接参与到非技能性工作的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性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大部分研究认为这一因素的影响比较小。然而，非技术性移民只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助长了不平等。他们基本上是位于收入分布的底端，从而使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矛盾的是，尽管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高于在自己本国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成为美国贫困人口的一员。
战后惩罚性边际税的削减（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最高税率曾高达91％，后来经过一路的起起伏伏，到我撰写本书时，已经降到了35％）刺激了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可能也促进了更多的企业家精神的以及更大的不平等。尽管放宽对竞争和进入的管制以及通过进口所带来的间接性的竞争是造成很多工会成员失去高薪的工作的主要原因，但是工会的软弱也削弱了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国工人领取最低法定工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相对保持不变就意味着实际最低工资必然要下降（这样一来也能够确保那些有可能没有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最后，妇女也入到劳动力的大军中来，这也会对不平等性产生影响。因为具有有广泛社会关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愿意相互结合，这种类聚婚姻也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一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最令人担忧的不平等，即9010工资鸿沟，主要是由市场对高度受教育人士的供求关系失衡所致。继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执行反劳工政策以来，该政策一直都得到了在他之后的共和党政府的延续，其中，革新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保守派则通过倡导压制工资的方式来支持罗斯福提出的反竞争政策。然而，这两派都不否认教育的不平等是导致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对待不平等的态度
美国人历来不太在意经济上的不平等，除非这一现象走向极端——像十九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通过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房产税在内的多种方式，人们确信由公司所有权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高度集中到能够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为限制银行的权利，政府曾进行了多次的干预——这体现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关闭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United States）而作出的斗争（在此之前，他指责该银行干涉政治领域），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让它成为各个银行除摩根大通之外的另一根救命稻草，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最具实力的银行拆分开，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同样地，通过反托拉斯调查，政府扼制了商业大鳄的实力，其中最有名的两项调查是针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比尔盖茨的的微软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时期外——如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政策并没有得到穷人的热捧，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同情富人，而或许是因为穷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变富：赫拉修？阿尔哲（Horatio Alger） 所写的关于普通人在这片充满无限机遇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广泛的吸引力。尽管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直以来都不切实际，但是或许在过去，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国人可以把这个梦继续地做下去。根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高达71％的美国认为穷人很有可能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差异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跨国研究的结果显示，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并不比欧洲人高，实际上在美国，收入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动性极低。尽管如此，收入流动性这一概念还是深深根植于过去的。美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说，在美国，“财富流动的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实践表明很少有上下两代人都受到财富眷顾的例子”。
在过去的25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即他们已成为教育质量不达标的受害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逊（Robert Samuelson）评论说“大体上，美国人并不十分担心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但他们更在意的是能否获得机会与成就：难道这说明人类进步了吗？”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极其隐秘的，因为它能够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一个人若是高中就读得马马虎虎的话，就很难在新兴经济的产业中谋求一份工作，这是连做梦都很难发生的事。很多美国人“将政治自由定义为完全的平等，却将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质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一状况恰恰动摇了美国人心目中实现经济自由的根基，因为机会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国人不再有机会让收入水平挤入更高的层级，他们就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并对其他人的收入流动性保持容忍——因为眼睁睁看着别人往高处走的滋味并不好受。当其他人变得富有时，一切的价格都会上涨，而那些原地不动的人的实际收入——即通过购买力来衡量的收入——实际上就降低了。若是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资产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时，情况就更糟了，当我的邻居们都开上了现代和玛莎拉蒂的时候，我的雪弗莱就显得十分寒酸了。美国人历来不喜欢嫉妒别人，因为他们都很自信。但是当自信心即将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嫉妒和仇恨这对手足兄弟离我们还会远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为参与竞争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也就开始接受了对自身期待值降低这一事实，“经济自由”这两个词也不再为他们勾画出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美好愿景。它们反而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充斥着持续增加的不稳定性和嫉妒情绪，因为穷人越来越难咸鱼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发展的话，毁灭性的阶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政治回应
政客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现象所导致的问题。因为和其他群体相比，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受到教育质量低的影响更大，所以，他们缓慢的发展经常被人们同种族原因相联系。然而，政客们深知，改善教育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多位总统都曾推动过教育改革，但成效甚少。而且，即使他们的改革真的奏效，变化也会姗姗来迟，来不及改变人们当下的生活。
税收和再分配应该是可选的解决方案，但是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迪（Nolan McCarthy）； 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指出，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均问题让国会更加两极分立，从而更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就在我写着本书的时候，议会中两党对医疗改革的政策和态度大相径庭，民主党一致支持，而共和党则一致反对。政客们正在学着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他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吵是自然会发生的，费力地去纠正不平等的现象反而可能加剧公民所不愿看到的冲突。
所以，政客们开始寻求方式来提高选民们的生活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宽松信贷一直都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解决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条障碍最少的道路。由政府提供的信贷并不会像收入再分配那样引起右派的关注——尽管，通过自身的经历，我们认识到它最后可能会成为成本最高的再分配方式，不仅危害接受者，同时也牺牲纳税人的利益。
政客们愿意让银行来扩大住房信贷，因为信贷能够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它能抬高房价，让房屋所有者觉得自己变得更富有了，还能推动他们消费。信贷还能够增加金融行业，房地产中介行业和房屋建筑行业的利润和就业岗位。而且，别担心，一切都是安全的——向房屋一样牢固——至少目前是这样。
宽松信贷真是好处多多，它收益大，见效快，而且受益面广，可是苦头还在后面呢。它的收益结构正中政客们的下怀，让许多国家都拜倒在宽松信贷的石榴裙下。一段时间以来，在很多富国中出现了一些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它们同政客们唱对台戏，批判这种短浅的目光。然而，这次美国的问题是，政客想办法绕过了这些监管机构，而且住房信贷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以至于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住房信贷的简要历史回顾
美国大萧条爆发之前一段时期内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或许这并非巧合。那时的按揭贷款和现在的并不一样。住宅按揭由银行和储蓄公司来提供（也称储蓄与放款机构）。按揭的期限较短，大约为五年，到期时需整笔还本付息，除非借款者能够重新融资。而且，大部分贷款的利率不同，所以借款人要承担利率变动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贷款人只提供不超过按揭价值50％的贷款，因此，房屋所有者要承担因房产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大量风险。
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越陷越深，融资干涸，房产估价骤降，房屋拥有者没钱偿还到期的贷款，大批借款者开始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