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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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矩——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简直是种怪癖。很不幸的是，有这种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这种怪癖叫做文化，甚至当作了生活本身。在他们的作品里弥漫着这种情绪，可以看出，他们写作时也免不了推己及人，希望人人都有这种情绪。这种想法我实在没法同意，所以，写作又多了一重任务——和别人做伦理上的讨论。我最讨厌在小说里做这样的事，但在序言里写上几句又当不同，而且有关智慧、**和有趣，我还可以谈得更多一些。

罗素先生幼年时，曾沉迷于一种悲观的心境之中。五岁的时候他想：人的一生有七十岁（这是《圣经》上说的），我这不幸的一生到此才过了十四分之一！但随后他开始学习几何学，体验到智慧为何物，这种悲哀就消散到了九霄云外。人可以获得智慧，而且人类的智慧总在不断地增长之中。假如把这两点排除在外，人活着就真没什么意思了。至于性，弗洛伊德曾说，它是一切美的来源。当然，要想欣赏美，就不要专注于性器官，而是去欣赏人对别人的吸引力。我可以说服别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是好的，但我没法说服一个无趣的人，让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种区别是天生的。

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Ｇ．　Ｏｒｗｅｌｌ）的《１９８４》，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Ａ．Ｌ．Ｈｕｘｌｅｙ）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Ｙ．Ｉ．　Ｚａｍｙａｔｉｎ）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细读过《孟子》之后，我发现里面全是这样一些想法。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处，这种书还有一种害人之处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乐之实”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亲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是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很爱我故世的父亲，但是不喜欢奉承他。我也很爱我哥哥，他的智能高我十倍，和他谈话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马屁，我们俩都会很痛苦。总而言之，我不能从奉承和顺从中得到乐趣。

我总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呢？有句话我们常说：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很不幸的是，假如你不肯站出来说，有趣是存在的，别人就会以为你和他一样是个无趣的人。到现在为止，这世界上赞成无趣的书比赞成有趣的书多得多，这就是证明。人的生活应该无智无性无趣，在我们这里仿佛已经成了人间的至理。好在哲学领域里，已经有人在反对无聊的乌托邦，反对那些以无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说，波普先生。谁要是有兴趣，不妨找本波普的书来看看。作为写小说的人，我要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小说家最该做的事是用作品来证明有趣是存在的，但很不幸的是，不少小说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

有一本书叫做Ｗｏｒｄ　Ｉｓ　Ｏｕｔ，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成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在我的小说里已经谈到了我的人生态度，我认为这应该是对人类，或者中国人人生态度研究的宝贵材料。假设大家都像我一样坦白，我们就用不着推己及人，而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求证。这就是说，写作的意义不仅是在现在，而且在于未来。坦白不光是浅薄，而且是勇气。这些话对于一本小说来说，只是题外之语。大家在小说里看到的，应该是有趣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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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乐趣》自序

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这些看法常常是在偷的论域这内，所以对它们，我倒有一种平常心。罗素先生曾说，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我同意这个观点。举例来说，我认为，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我举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对的。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有摇头，却无话可说。

罗素先生认为，残酷打击别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别人来同意这个看法，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他还说，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这本书里，我的多数看法都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这些看法无非是作者的一些恳求。我对读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作伴不要忽略我的一份恳切而已。

这本书里除了文化杂文，还有给其它书写的序言与跋语。这些序言与跋语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态度。险些之外，还有一些轻松的随笔，不管什么书，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这一本也不例外。

年６月于北京家中　王小波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朋友寄来一本书，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我正在看着。这本书是他的讲演稿，还没来得及讲，稿也没写完，人就死了。这些讲演稿分别冠以如下题目：清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还有一篇“连贯”，没有动笔写；所以我整天在捉摸他到底会写些什么，什么叫做“连贯”。卡尔维诺指出，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文学会继续繁荣，而这六项文学遗产也会被发扬光大。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看了这本书，就更加喜欢他了。

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看过的人都喜欢。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我以为这本书是“清逸”的典范。中年以后，他开始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这时期的作品我看过《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不见得人人都会喜欢。我也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的每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难道这不好吗？前不久有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对我说道：看来小说还能有新的写法——这种评价使我汗颜：我还没有探索无限，比卡尔维诺差得远。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想法有问题——假如他不是学文学的博士而是个一般读者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编辑先生邀我给名人茶座写个小稿，我竟扯到了卡尔维诺和文学遗产，这可不是茶座里的谈资。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可以在茶座里闲扯的事。我既不养猫，也不养狗，更没有汽车。别人弄猫弄狗的时候，我或则在鼓捣电脑，或则想点文学上的事——假如你想听听电脑，我可以说，现在在中关村花二百五十块钱可以买到八兆内存条，便宜死了……我想这更不是茶座里的谈资。可能我也会养猫养狗，再买辆汽车，给自己找点罪受——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汽车的价格很无耻。一辆韩国低档车卖三几十万，全世界都没听说过。至于猫啊狗啊，我觉得是食物一类。我吃掉过一只猫，五只狗，是二十多年前吃的。从爱猫爱狗者的角度来看，我是个“啃你饱”（Ｃａｎｎｉｂａｌ＝食人族）。所以，我也只能谈谈卡尔维诺……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这么个故事：马可？波罗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讲述他东来旅途中所见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种象征，而且全都清晰可见。看完那本书我做了一夜的梦，只见一座座城市就如奇形怪状的孔明灯浮在一片虚空之中。一般的文学读者会说，好了，城市我看到了，讲这座城里的故事吧——对卡尔维诺那个无所不能的头脑来说，讲个故事又有何难。但他一个故事都没讲，还在列举着新的城市，极尽确切之能事一直到全书结束也没列举完。我大体上明白卡尔维诺想要做的事：对一个作者来说，他想要拥有一切文学素质：完备的清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再加上连贯。等这些都有了以后，写出来的书肯定好看，可以满足一切文学读者。很不幸的是，这好像不大容易，但必须一试——这是为了保证读者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有书看。我想这题目也没人会感兴趣——但是没办法，我就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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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的紧身衣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写道：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工程师已有能力营造真实的感觉。他们可以给人戴上显示彩色图像的眼镜，再给你戴上立体声耳机，你的所见所闻都由计算机来控制。只要软硬件都过硬，人分不出电子音像和真声真像的区别。可能现在的软硬件还称不上过硬，尚做不到这一点，但过去二十年里，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所以对这一天的到来，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光看到和听到还不算身历其境，还要模拟身体的感觉。盖茨先生想出一种东西，叫做ＶＲ紧身衣，这是一种机电设备，像一件衣服，内表面上有很多伸缩的触头，用电脑来控制，这样就可以模仿人的触觉。照他的说法，只要有二十五到三十万个触点，就可以完全模拟人全身的触感——从电脑技术的角度来说，控制这些触头简直是小儿科。有了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样。比方说，电脑向你输出一阵风，你不但可以看到风吹杨柳，听到风过树梢，还可以感到风从脸上流过——假如电脑输出的是美人，那就不仅是她的音容笑貌，还有她的发丝从你面颊上滑过——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来的就是大耳刮子——ＶＲ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作为学食品科技的人，我觉得还该有个面罩连着一些香水瓶，由电脑控制的阀门决定你该闻到什么气味，但假若你患有鼻炎，就会觉得面罩没有必要。总而言之，ＶＲ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计要不了二十年，科学就能把它造出来，而且让它很便宜，像今天的电子游戏机一样，在街上出售；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个世界，假如软件丰富，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想遇上谁就能遇上谁，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且不花什么代价——顶多出点软件钱。到了那一天，不知人们还有没有心思阅读文本，甚至识不识字都不一定。我靠写作为生，现在该作出何种决定呢？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法国有些小说家就这样提出问题：在电影时代，小说应该怎么写？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用宽银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没有人爱看，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如我们所知，这叫生产初级产品，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在那时，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有人提出，小说应该向诗歌的方向发展。还有人说，小说该着重去写人内心的感受。这样就有了法国的新小说。还有人除了写小说，还去搞搞电影，比如已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但凭良心说，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有人也许会提出最近风靡一时的《廊桥遗梦》，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部文字化的电影。假如把它编成软件，钻到比尔？盖茨的紧身衣里去享受，会更过瘾一些。相比之下，我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小说，也不要一部《廊桥遗梦》，这是因为，从小说自身的前途来看，写出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我讨厌这个说法，因为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音乐，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韵律。音乐有种连贯的、使人神往的东西，小说也该有。既然难以言状，就叫它韵律好了。

本文的目的是要纪念已故的杜拉斯，谈谈她的小说《情人》，谁知扯得这样远——现在可以进入主题。我喜欢过不少小说，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１９８４》，还有些别的书。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１９８４》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和生活中别的事件，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这就是说，只有书写文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