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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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如果放在一个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很大的变化。我是一个乐观派，我比较理解这位戴墨镜的朋友，是基于自我的保护。我们要乐观，你做了13年维权，还是有人批示了你，对不对？往前推，总是会有进步。不要那么绝望，不能说什么都不要干。我们毕竟是一个法治社会，虽然这个法治有时出点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在。
我们作为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看不到进步，先跑了算了，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表现，但跑掉还是不行。我们作为中国的青年人，应该为就地改良、就地改造这个土地做一点努力。
今天讲堂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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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胆小草民：俺也来谈谈朱镕基先生2。高亚洲：图片中的权力排序法则3。“历史的选择”不值得顶礼膜拜4。高人：《网易》戏说时政两则5。重新评毛需要政治勇气和政治远见6。路透社公布击毙拉登现场照片7。重庆不可承受之重8。经纶：两股势力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的重要原因9。特供：国家机关“低调”种菜10。红歌变奏曲1。（71） 匹夫之声：“还原毛泽东”说明了什么2。（38） 中国网民何以为拉登之死伤心？3。（27） 没有道德觉醒，何来制度变革4。（24） 缪一轮：为什么党内民主必须先行？5。（23） 胆小草民：俺也来谈谈朱镕基先生6。（22） 当代中国青年最缺什么？7。（21） “历史的选择”不值得顶礼膜拜8。（18） 人民为何不敢讲真话？9。（17） 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10。（16） 重新评毛需要政治勇气和政治远见
？温家宝：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候了？党内两派和平共治？？刘慧斌：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候了？方绍伟：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人民日报的又一篇好文章？薄熙来：给老百姓改善生活是最好的维稳？苏半农：茅于轼的文章真乃“蚍蜉撼树”？习近平副主席初展锋芒？药家鑫案再曝重大隐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给周森锋式的年轻干部提个醒？karaxed：党内民主？放弃幻想？且慢给“治庸风暴”掌声？闵良臣：人民为何不敢讲真话？？本·拉登被击毙之深远影响？邳州政府的暴力骇人听闻？悲情李鸿章？市长接机是追星还是权力媚富？基层人代会“零票现象”剖析更多》》
＇4＇ 回复：国界与自由熊培云基本出发点是现在的中国不具有合法性，中国的现有体制是历史的荒谬，因此人们可以不爱这仯摇Ｕ庑┕鄣悴皇鞘裁葱孪识鳎还潜还膊掣系教ㄍ宓囊还岱垂踩耸康某戮伤荡牵还衷谡庑┗氨恍鼙淞说惴绞剑闪闲伦龆眩煺娴难ё佣骸�
用户：南歌466 发表于：2010523 23：03：02支持（0） 反对（0）＇3＇ 回复：国界与自由愚民套路，无法阻挡国民的觉醒！！！！！！！！！！！
用户：肖万新2020 发表于：2010523 14：56：23支持（0） 反对（0）＇2＇ 回复：国界与自由准确的说法是，“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最早出现在大跃进时期。以后又发展到车、枪等都听话了。
用户：luopu 发表于：2010521 12：26：41支持（0） 反对（0）＇1＇ 回复：国界与自由关于“国家”的概念问题，十分有趣，也是困惑我许久的问题。
比如，台湾，就是我们电视里常常被遮蔽的“中华民国”四个字，他们内涵肯定不止局限台湾岛，也包括大陆，港澳，甚至“外蒙”吧，当然也包括居住的人民，包括我，甚至包括胡总书记，温总理，一视同仁。
当然，我们，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当然“A”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涵除了“外蒙”也都一样。
这就出问题了：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爱中华民国，有错吗？有罪吗？
我们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台湾呢？
如果自由选举，我肯定更倾向国民党。这恐怕和“国”扯不上干系吧！
据说，抗日时，有黄泛区人民帮着日寇打国军的，显然是卖国，可是，国军抛弃和掠夺灾民在先，难道就是爱国？
我党的一大批“特殊材料”制成的高官大员，前赴后继卷款外逃，而当政者熟视无睹。其实就是“柔情已暗通”。人民的心态已接近黄泛区的难民了。
这样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吗？
虽自由无以言说
发表日期：2005年7月6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作者：本刊驻欧洲记者 熊培云
不久前，有机会和旅法华裔画家司徒立先生聊天，谈到西方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时，司徒先生说欧洲有可能面对一次“大沉沦”。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目前欧洲价值混乱，什么都可以做，也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然而才起了个话头，司徒先生便摇起头来，一脸苦闷。我便问司徒先生何故欲言又止。司徒先生说，“我不说全是因为爱”，你知道，在中国许多价值不是像西方那样泛滥，而是不受重视，它们不在一个讨论的层面上。
司徒先生这番话相信会引起许多身在欧美的海外华人的共鸣。我们看到了西方一些弊病，有时很不愿去张扬，甚至懒得去提及它，因为东西方政治与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差别，或者说中国与欧美主流文化之间的严重分歧；因为中国转型急需外部环境的推动；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心底有诚心诚意的愿望，希望人类普适的价值早日在中国开花结果。上述诸种原因会让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某种消极的东西网开一面。虽然我们从不放过一切观察与思考的机会，然而在中文领域或者面对公众发言时又不得不谨慎小心。
关于这种“我不说全是因为爱”的自由悖论，在我与旅法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交流时也深有体会。大概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陈彦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思想家郭舍（Marcel Gauchet）如何批评民主的文字。在这篇名为《强大的民主与脆弱的民主》的文章中，陈先生谈到了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病。
“今天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由民主战胜极权主义后产生的精神虚无感和意义失落感衍生而来的。在郭舍看来，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然而强大的民主伴随的是利己主义的膨胀，是私域对公域的蚕食，是个体对公权的不信任。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前一阶段民主社会反极权惯性的延续，但民主要能够生存，要能够在没有上帝的条件下自立，却必须获得新的正当性的来源。公共精神、集体认同，以及社会责任感就必须获得再造和加强。”
在文章结尾陈先生写到，“民主在历史上成功地战胜了对手，目前需要面对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演变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促使民主走向更高的形式。”
从文章内容看，读者可以轻松判断陈先生是坚定拥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然而即使这样一篇客观文字，在和我交流时陈先生仍不无忧虑，“现在这种文章很难写”。原因大致和上文司徒立先生一样，因为中国的现状与西方的问题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囿于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与关爱，关于民主及其衍生物的批评时常无法展开。
由于这种差别与对国内民主进程的关爱，海外学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个“虽自由无以言说”的悖论。我们能否抛开东西方的差距毫无顾忌地表达？某些别有用心的“左派”会不会借题发挥而“自由派”人士会不会因此认为他们多了一个理论上的敌人？简而言之，这种忧虑就是担心大家努力齐心向前推动的事业最后被搅了浑水，徒耗了精力与脑力。
自由悖论的开解
自由悖论的开解，需要国内读者了解到，追求民主不能只停留在民主这个概念上，而应该深入到保障人权的层面。换句话说，民主是形式，是工具，人权才是其金玉其内的内容。人权的内涵因此高于或优先于民主，即使人权过多地依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简单多数表决的民主，不以人权为目标的民主，很有可能滑向暴民政治或一部分人专制，即“狼战”或“一群狼对另一群狼的审判”。
由此，我们可以说享受民主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更接近一切权利的本质。所以，在西方国家每当举行大选时，会有许多人心甘情愿放弃民主的机会——“事不关己，民主挂起”、“要做爱不要投票”，但是，只要投票权不是被社会或他人所剥夺或因胁迫而放弃，我们就不能以此推出他们失去或抛弃了自己应有的人权。对于个体而言，投票与弃投都是其人权的一部分。
民主代表着一种精神取向，人权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诉求。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极度关心民主、渴望民主，甚至神化民主时，多半是因为当地人权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而在一个法学、经济学方面的高级人才还属于凤毛麟角的国家，在一个没有独立思维训练与历史记忆的社会，民主仍不过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属于大多数人的世界，但从本质上讲，此所谓大多数者，亦未必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权利。“文革”时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告密兴风作浪，暗领风骚，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互相剥夺权利者，而不是让渡权利者。前者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缩小，接近于零，而后者权利让渡则意味着全社会分享权利，多多益善。
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将欧盟建设视为民主基础上的权利共享。民主是一种基于平等的自由，每个欧盟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开放国界，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失去国界或疆土，而且将它们拓展到整个欧洲。对于各国民众而言，他不必唯“本国的拿破仑”马首是瞻，而是在自由、民主精神指引下以对话开疆拓土，共享文明政治、同吟欢乐颂。
巴黎大学传播学教授斯费兹先生经常向他的学生转述美国某管理大师的经典隐喻——波音747飞机之所以最安全，是因为它装有4个发动机而且彼此独立，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备用发动机能立即启动。在我看来，民主之伟大在于人们能以由无数发动机组成的群体意识守住社会底线。但其前提是社会大多数成员能相对独立，不被变相劫持与操纵，或受制于其中一台发动机是否运行良好。否则，它将与专制主义殊途同归，如萨达姆一样零票反对而当选，枪杆子里出假民主。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希特勒高比分出线，远非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某种不完善那么简单。解构“民主”二字，“民”是主体，“主”是程序，决定民主走向的是作主的人民，而不是作为程序的民主，公民教育与宪政训练因此成为决定民主成败的关键。
言说的轻重缓急
回到上文，为什么许多人绕开对民主的批评？或许我们可以设喻击穿谜底：当你面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时，如果你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肥胖症的种种坏处与危险，人们不说你脑子有问题，至少是不知道轻重缓急、在时间上颠三倒四。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有理由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言说，是要讲求时间顺序的。为了确保你的公正立场，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时，不要把肥胖症的危险当作你参与社会运动的主要知识或工具；同时，也不要试图建立或论证一个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胖人”的理论去歪曲事实。其二，你必须念念不忘的，也是当下最紧要去做的事，就是让食不果腹者能尽快得到粮食。
几年来，如我在巴黎所见游行、示威、罢工等维护民权的社会运动，虽然我亲历其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不便甚至些许紧张，然而它们并非可以作为主要抨击或讨伐的对象。譬如说前不久我见证的巴黎中学生抗议教育改革的示威，许多学生上街，共和广场热闹非凡。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趁着混乱来了许多郊区的黑人孩子，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游行队伍里抢劫，甚至对一些白人孩子大打出手。就在我对此场面进行拍照时，一群黑人孩子趁乱夺走了我的数码相机。虽然我为失去了几百张照片懊恼不已，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以及这场社会运动的意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会因为在大街上见证更多的社会真相而心怀感恩。
法国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里不乏自私、偏狭与坐吃山空者。如我的朋友Yann所说，政府难为，现在有许多法国人希望不工作、不学习、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阳光里的灰尘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永远掉下来。但是，抛开这些消极因素，我们更应看到宪政生活与公民适时维权对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好处——它可以避免富强者贪多“玩火”，而贫弱者亦不至于发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毋庸讳言，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尚有许多可以自我改进或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地方。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许多层面更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一个批评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处。唯其如此，他的言说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说，在斯巴达时代，我们必须赞美雅典。
然而，在我内心亦时时提醒自己，别让对雅典的赞美变得毫无条件，沦落到完美主义与一厢情愿。我之所以保持这种“模棱两不可”的态度，是因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当然，我不像国内某些“自由派精英”一样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气”的道德戾气对逝者进行缺席宣判，将罗兰视为“一个懦夫”和“没有立场的人”，以此毫无宽容的“自由精神”为自己的“独立人格”锦上添花。在我看来，罗兰当年所谓的“50年沉默”多半是出于一种关爱，一种对人类共有的美好前程的无限期许。令人烦恼的是这种大爱难免让人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