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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巴金自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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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学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怎样他给派到昆明当了分店经理,可能因为他能干,可能因为他可靠。那个时候开明书店发行教科书,销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经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他的生活条件可以不断改善。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昆明。全国解放后他们的情况有改变,后来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一九五七年听说他们夫妇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什么都完了。果然不到几年,就听说他们都死了。我不曾仔细打听过他们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里打听方便、可靠,而且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现在萧珊已经逝世,孩子们都是新时代的人,我即使谈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况,家里也没有人感兴趣了。但是想到那个“身经百炸”的人的归宿,我觉得十分难过,但愿有人为这一对亡灵摘去沉重的“帽子”,让他们在泉下得到安息。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为了看望萧珊。她已经搬出联大宿舍,和几个同学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记得是楼上的三间屋子,还有平台。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时,常常想起这个住处,就把它写进小说,作为那个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
楼下住着抽鸦片烟的房东。萧珊她们三个女同学住里面的一间,三个男同学住外面的一间。我来的时候,萧珊的一个女同学和两个男同学刚去路南县石林参观,她留下来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谁知我一到昆明,就发烧、头昏、无力,不得不躺下来一连睡了几天。有两天放了空袭警报甚至紧急警报,我跑不动,萧珊坚持留下陪我。敌机好久不来轰炸,大家也就大意了,这两次敌机都没有投弹,我们也不曾受惊。但一个月后(因为正碰到雨季,这中间下了一个月的雨),敌机在这附近扔了炸弹,那天警报解除,我们从郊外回来,楼上三间屋子满地碎砖断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多嘴了。
我第二次来昆明遇到的轰炸,是在《龙·虎·狗》已经编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后,因此收在《龙·虎·狗》里的十九篇散文中没有一篇描述炸后昆明的情况。《龙·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当时我还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说“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还说:“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题目是早想好了的:《风》、《云》、《雷》、《雨》;《日》、《月》、《星》;《狗》、《猪》、《虎》、《龙》;《醉》、《生》、《梦》、《死》;、《死去》、《伤害》、《祝福》、《抛弃》(只有最后四个略有改动)。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
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对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
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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