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军事史 作者:刘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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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在查士丁尼时代奉行过积极扩张的政策，此时通常采取抽调精兵，长驱直入，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敌国的战略要地和首都，以最小的代价，用最短的时间占领敌国。对敌国主力，则往往使用诱敌深入，断其粮道，包围聚歼的方式，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巧妙选择战机，是拜占庭战略计划往往奏效的重要因素。拜占庭帝国将帅和军事理论家们十分注意分析自己所面对的敌人的主要特点，认为隆冬时节是进攻斯拉夫沼泽地区居民的最好机会，因为拜占庭军队可以滑冰接近他们的居住地，而斯拉夫人则无法在水中和芦苇荡中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2月和3月份匈奴人和塞西亚人的骑兵常会遇到饲草匮乏的困难。秋、冬、春三季，对山区部落的敌人来说，大雪会暴露他们的行踪，植物也掉光了叶子，使他们全无掩蔽之物。寒冷和阴雨的天气是进攻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极好时机。因为此时，他们往往情绪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

拜占庭帝国的将帅和军事理论家们还发现，经济、政治和心理的因素也会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在敌国或邻国的宫廷里收买、安插自己的间谍，探听其重要情报，以重金贿赂边疆野蛮部落的酋长，不失时机地与邻国结成同盟，以减少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他们甚至经常利用宗教手段来达到军事目的，使国内居民普遍坚持基督教信仰来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具体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总是喜欢野外进攻。其基本战术队形主要由5部分组成：中央第一横队、中央第二横队、预备队及后卫队、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作战时，走在最前面的是骑兵，骑兵之后为重步兵。重步兵“排成十六列的纵队，第一列在前进时把防盾连锁起来，以后各列再把防盾顶在头上，好像罗马人的龟形阵一样。在重步兵的后面就是弓弩手。他们的箭要从前列的头上发射过去。一旦当敌人为骑兵的冲锋所突破，扰乱或分散时，重步兵即以纵队实行突击，投掷他们的枪矛，并用剑斧实行肉搏，而由矢箭所构成的弹幕则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所以在他们的战术中，骑兵与步兵，①突击和投射之间都有密切的配合”。拜占庭军队也很重视城寨防御。他们在行军时继承了早期罗马军队的传统，每到达一个新的目地的，都要赶在天黑之前用随身携带的锹镐挖好战壕，筑起栅栏，防止敌人夜间的袭击。拜占庭的城堡多属同心圆式，其中最典型的要属君士坦丁堡。它有多道由巨大石块砌成的围墙环绕，墙体上修建了许多守卫塔。这样，在抵御敌人进攻时，守军可以以守卫塔为支撑点，相互支援，又可以形成较大的防御纵深，长期坚守城垒。君士坦丁堡在抵抗阿拉伯人、十字军的进攻中多次获胜，主要原因即在于其完善的城防体系和有效的城守战法。不过，相比较而言，拜占庭军队更喜爱野战，即使在守城时也总是将城堡作为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从而使其城垒防御作战具有浓郁的积极防御色彩。以轻骑兵为主体的阿拉伯军队采用的是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即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当他们所面临的是拜占庭等较为强大的军队时，也采用夜战袭扰的方式，疲惫敌人，削弱敌人，然后伺机予以歼灭。有时，他们还采取佯败战法，退却以诱敌深入，然后返身将前来追赶的突出孤立之敌包围消灭。由各野蛮民族建立起来的西欧各国军事力量崛起之初，战术水平并不高。法兰克人仍像其祖先那样，排成密集的队形等待敌人骑兵冲过来，然后在停下来的骑兵周围或马下挥剑将战马和士兵砍倒。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作战时也只是以大致平行的序列将士兵排起来，然后便是一场混战，直至一方抱头鼠窜为止。随着军事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向当时战术最先进的拜占庭军队学习的结果，西欧各国军队的战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出现了栅栏式和楔形两种骑兵战斗队形。栅拦式战斗队形通常由若干长矛手组组成一个标旗，在封建领主的带领下排成一列横队与敌交战。每个长矛手组包括一名骑士、佩剑待卫、骑兵弓箭手、步兵弓箭手、少年侍卫等。作战时，骑士在最前排，每名①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第十四章，军事译粹出版社1968年版。

骑士之间相隔5米。后面一排则是佩剑侍卫等侍从。这种横队与敌人一接触，就变成了捉双成对的单骑会战，谈不上什么整体的战术配合。楔形战斗队形源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楔形阵，在中世纪通常被十字军所采用。作战时，由重甲骑兵组成的突击集团位于最前列。阵线中央为步兵，步兵的两翼和侧后由少数重甲骑兵掩护。作战开始后，由重甲骑兵首先完成分割和打乱敌军队形的任务，继以步兵歼灭敌人。这种战斗队形用来进攻步兵方阵最为有效。欧洲中世纪各国步兵数量不多，步兵战术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目前所知道的主要有基辅罗斯采用的墙式战斗队形。该队形主要由持矛及大盾牌的步兵组成，纵深约10—20列横队，队形密集，可以实施强有力的正面冲击，抗击敌军骑兵的正面冲击。但它也有调动不灵，翼侧和后方易受袭击的弱点，通常需要骑兵加以保护。2。中国兵学与战法（上）（1）兵书和兵学发展概况中国兵学自先秦秦汉时期出现百家争鸣，人人议兵的兴盛局面之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据统计，先秦秦汉时期有存世兵书103部，存目兵书147部，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里，存世兵书仅有88部，存目兵书87部。其中受到兵学界重视的仅有《三略》、《曹注孙子》等寥寥几部。进入唐宋时代，情形就大不同了。据统计，隋唐五代有存世兵书50部，存目兵书166部；宋代有存世兵书229部，存目兵书352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质量上也大大提高。如《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太白阴经》、《武经总要》、《守城录》等书都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宋时代，兵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唐宋以前的兵书主要是私人着述，理论传授也以设帐授徒的方式进行。唐、宋王朝建立以后，都比较重视兵学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兵学家李靖长期研讨兵学问题，留下了着名的兵书《李卫公问对》。宋朝皇帝也很注意用兵书来提高将帅们的指挥艺术，着名的《武经总要》、《武经七书》都是奉圣旨由官方出面编修而成的。唐、宋时期专门培养军官所设立的武学、武举，也对兵学理论的发展和传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唐宋时代，文人论兵的现象日益普遍。从先秦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撰写兵书主要是统兵将帅们的事。自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登上兵学讲坛。例如一生未直接领兵作战的唐代兵学家李荃，兵学着作甚丰；着《长短经》的越蕤，也是未上过沙场的平民百姓。宋代不仅有许多一生从事兵书注释校勘的武学博士，更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注重兵学研究的永嘉学派，有苏轼、陈亮、辛弃疾等念念不忘研讨兵学的一代文豪。他们在兵学典籍的校刊、注释、解说方面贡献极大，对战争性质、建军治军和战略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推动唐宋兵学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兵书是兵学的主要载体。其数量种类的多寡是兵学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唐宋时代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着、疏、辑、译4大类。一类是着述兵书。如综合性兵书《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专门论述军事人物的《何博士备论》、《中兴十论》、《百将传》等。许多着述样式是前代所没有的。二是注疏兵书。兵书注疏始于汉代，在唐宋时代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唐代先后有李荃、贾林、杜牧、陈皞、孙镐等人为《孙子》作注；宋代注解《孙子》的更多达10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家注遗说》等。其他注释《素书》、《三略》、《司马穰苴兵法》、《尉缭子》、《管子》、《阴符经》的也很多。宋代兵书注疏的最显着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单部兵书注释，而要对古代兵学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或将前人兵书注释的成果汇集起来。其明显标志便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施氏七书讲义》。前者几乎汇集了唐宋及以前历代重要《孙子》注家言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后者将官方颁布的《武经七书》作系统地注疏讲解，也开了后世以标题讲章的方式疏解兵书之先河。三是汇辑兵书。汇辑军事史料的做法始于唐代。杜佑编纂《通典》一书时，曾分门别类编入大量的兵学史料。宋代出现了较完整意义上的汇辑类兵书，如分门别类辑录前代兵学内容和军事资料的《武经总要》，完整汇辑古代经典兵学着作的《武经七书》等。三是翻译兵书。唐宋时代，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军事文化融合日益密切，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将古代兵书译介给边疆民族。辽初东丹王耶律倍曾译有《阴符经》，金代则有女真文《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书问世，西夏刊有西夏文《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三注》等书。如此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兵书，在中国兵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对中原军事文化在东方的广泛传播，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2）军队建设思想唐代前中期主要实行府兵制，与这种制度相适应，唐朝统治者和兵学家们把建军治军的重点放在加强平时的军事训练和选将任将上面。他们明确规定，担负作战任务的士兵要专门施以训练，“用整兵威”，不得让他们承担繁重的杂役劳动。治理军队要贯彻刑赏制度，“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拣选将领要选拔智勇兼备的“通才”，同时也不忽视具有某种专长的“偏才”。考察将帅要全面，要先察后任，做到“不以一恶①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鉴于唐前期主要是对突厥军队实行战略进攻，唐朝统治者特别注重骑兵部队的建设。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集团，深入草原大漠腹地追击，终于使突厥全军崩溃。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重演，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宋朝以募兵制为主，其宗旨是在灾区大量招兵，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①《帝范·审官》。

②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的目的。中央集权和大量招兵固然有防止武夫拥兵割据和缓解社会矛盾的有利方面，也给军队带来兵将分离、兵员素质低、教育训练差等种种弊端。为此，宋代兵学家有针对性地提出：③“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对弊病丛生的募兵制也主张加以改革，仿唐府兵制，使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边疆民族如契丹、女真、党项等建立武装力量之初，尚处在由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其统兵思想也由“兴兵合议”向中央集权方向转变。但他们处在生机勃勃的上升时期，在选将任官上通常都可以做到任人唯才，在治军方面也继续发扬昔日严格治军的优良传统，例如金军“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战士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正是倚仗着如此酷烈的军纪，他们“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①每战必胜也”。（3）战略战术思想唐宋时代的战略思想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积极防御战略。以唐朝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强调争夺战争主动权，平时要在边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对边疆各民族推行和亲、团结、德化②的政策，做到“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二者都不偏废。对待其游牧贵族势力的军事入侵，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其主力实行致命打击，以求长久安定。唐太宗时，即是奉行这种积极防御战略，次第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等部族，统一了西北边疆。二是“专力而守”，“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战略。宋朝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代表。宋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对北方边疆各民族怀有深深的恐惧心理。他们不敢对契丹、党项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往往采取筑寨坚守，等待别人进攻的消极态度。宋代防御战略中也有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在宋元战争中依靠江河湖泊、崇山峻岭、高城深池实施的大规模防御战略，具有各防御要点之间相互支援，凭借大邑巨城长期坚守，陆战与水战有力配合等特点，成功地抗击了蒙古大军的多年进攻。三是契丹、党项、女真等北方边疆民族所奉行的积极进攻战略。这些游牧民族在与宋王朝的战争中，大都善于发挥自身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或远道增援，或长途奔袭，总能在战场上适时集结起强大的重兵集团，打击以步兵为主，行动不便的宋军。契丹、党项和女真在建立政权以后，逐渐开始采用筑墙置戊的防御方针，这与他们逐渐由游牧业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趋势是相适应的。但在对付外来强敌时，除西夏军队采取凭墙固守的方针外，辽金两军大都对其主要作战对象过于轻视，不是利用自身的城垒工事和擅长的城守②《邵氏闻见录》卷一。③《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②《全唐文》卷十《全镜》。

战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是贸然发动进攻，寄希望于一两次野外会战就全歼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