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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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保卫获知后赶紧跑过来劝架，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劝开。不过，这下就把事情弄大了。不管谁是谁非，但学校里的保安打学生，一下子坏影响就出来了，结果一直闹到了校长那儿。在弄清楚原因后，校长最后虽然只是训了雷振一顿，但“煤气罐”却很生气，认为他刚从后勤部调过来当保卫科长，就闹出了这样一件在群众中影响恶劣的事来，很让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晚下班后就让雷振写检讨。这个时候，成为风箱里老鼠般的雷振气得在一边直生闷气，我怕他伤了身子，为他倒了一杯水，又拿来半包没有分完的“白沙”烟，竭力安慰这位受了一肚子委屈的老兄。
第二天夜晚，快下晚自习时，“煤气罐”跑来问我雷振的检讨书写好没有，明天就得交给学校里。我说，我看到他早写好了，不过他现在正在学生宿舍门口值班。他让我一起过去看看。我们快到学生宿舍门口时，透过昏暗的夜灯，我老远看到苦着脸的雷振爬在值勤的那张小桌子上，他的旁边正好有几个学生围着，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场风波，还有人在问，那只自行车轮胎到底是谁弄的。谁知，这时候，沉闷了半天也没写出一个字来的雷振突然气嘟嘟地用他那夹杂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叫喊道：“还在问，我没瞧见么！我……没瞧见……没……看见……么……妈的……”雷振的普通话本来就很不标准，平时总是带有一种浓浓的地方口音，他这一结结巴巴地发牢骚，如果不仔细听，还真像是“煤气罐……煤气罐……妈的……煤气罐……”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没想到我身边的“煤气罐”气得用广州话话冲着前面恶狠狠地骂了句：“丢你老姆，这臭小子竟敢背地里这样骂我……”还不待我回过神来，“煤气罐”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了上去，指着雷振的鼻子大骂道：“你上班动手打学生，还死不认错，现在又背后里敢骂人！你现在就收拾好东西，给我滚蛋……”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弄得目瞪口呆起来！大家只是看着“煤气罐”在那儿唾沫四溅，冲着茫然不知所措的雷振暴跳如雷地叫骂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再解释也没有用了。受了一肚子气的雷振，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拎着个破旧的大皮箱，凄凄凉凉地走了。我和王保卫尽管很难受，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我跑到校内的小卖部赊了两包“白沙”烟，塞到他的包里。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4节 怀揣83元闯广州（4）
雷振走后，只过了两个月时间，我也与“煤气罐”闹翻了，离开了这家学校。我之所以离开这儿，与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我介绍过来的一个所谓的北京大学高才生原来却是一个江湖骗子，骗走了学校电话亭的1000多元电话费。那个骗子姓金，江苏人，名叫金国华（这名字估计也是假的了），是我在中大门口认识的。他中等个子，长着付小白脸，衣着很时髦，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能说会道，能喝酒又能抽烟。他说是来广州看望他的姐姐的，聊着聊着就熟了，临分手时我给他留下了门卫室的电话。金的年纪与我差不多，后来经常过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学校里的人混熟了。当他得知学校有一个专为学生服务的收费电话没人管后，就要求接手管理。这电话也是由保卫科管的，当时“煤气罐”要求我作金的担保人，就像我当时是由王保卫作担保时一样，如何万一有什么事，好找到人。我就担保了，当时学校支付金的月薪也是500元，与我们几个保安的一样，只是上下班时间长一些，要日夜守着。但这小子不知用什么手段在计费器里搞了名堂，每个月从中贪污电话费。一个月后，他拿了2000多元的电话费逃之夭夭了。结果承担责任的当然是我，保卫科后来就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另外一件事，我们村子里来了五个南下寻工的年轻人，他们在羊城受骗，身无分文，我让他们在学校里住了两个夜晚，当时“煤气罐”虽然表面上答应，但私下里却是不满。
我们村里那三男两女，小的只有14岁，大的也只不过20岁。他们交了500元劳务费，说是可以去珠海某电子厂工作的，谁知却从湖北被人骗到广州火车站后就无人管了。这些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我马上为他们寻找落脚地，四处借路费。经过好说歹说，“煤气罐”到底还是让他们住在了学校里，但不能超过三天。我从学校厨房里借来一只大电饭锅，自己卖来米面，为这些来自家乡的难兄难弟们做饭。当天晚上，我在学校大门口值班，因大雨下个不停，我让其中一个身体孱弱的小老乡睡在门卫室里，结果被“煤气罐”知道了，他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来个借题发挥，竟当着两位同事和几个学生的面指责我不该让陌生人睡在门卫室里。这事我本来已与他打了几次招呼，只差没点头哈腰了，没想到他还是如此故意找我的碴。我也火了，马上与他顶了起来，并说月底发了工资就走人。我当时还想，像我这样一个从海军陆战队里出来的军人，在偌大的一个广州城里还找不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么？我本来就是抱着记者作家的梦想而出来的，保安不过是我的临时过渡。那小子还以为我打算在这个破地方干一辈子保安，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第二天，早已是捉襟见肘的我东借西挪，好不容易为我那几位小老乡凑齐了回家的路费，把他们送上了返乡的火车。
到了月底，我就向“煤气罐”正式辞职。看到我真的要走，他竟竭力地挽留我。毕竟，在这几个月时间里，我虽然根本不满意这份保安工作，但我以军人的作风，对工作兢兢业业，从没出过什么差错，从不像王保卫和雷振他们一样，上班时不是高卷裤脚、趿拉着双拖鞋，就是抽烟喝酒下围棋；虽然那一身灰不溜秋的保安服看起来就像旧时的伪军服，远没我们的那几套蓝白交替的海军军装好看，但我在上班时都穿得整整齐齐。同时，我与这里的学生关系处得都不错，在师生中口碑很好。
“煤气罐”见我去意已定，只好罢了，但他在结算工资时，居然多支付了我半月的工资。我也没客气，就收下了。临走时，“煤气罐”往我手里塞香烟，有些恋恋不舍地说：“石野，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直，不过，我也知道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在这儿做一个小保安还真是委屈你了。有些事情，因为是工作，还望你多包涵。以后有空，你可以随时来这儿，也可以继续住在保卫室……”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这儿借住了。当我一年后重新回到这儿时，我是以《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身份上门采访。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5节 我给香港富婆当保镖（1）
离开那个技校后，我像只断线的风筝，在羊城街头四处飘荡。白天，我四处为工作的事而奔波；夜里，我就住到每月花300元钱租下的农民屋里长吁短叹。虽然当时广州的报刊也不少，但南下的人才也实在多，所以，对于我这个既无文凭又无后门的退伍兵，要想进入报社做记者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我明白困难重重，但我从来没有气馁，没有断过记者梦。梦想是美丽的，但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
报社一时进不了，我得先找一份工作谋生，一边读书写作，一边等候时机。一天，我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寻到了位于滨江路的爱群大酒店。这是一家建于解放初的老牌五星酒店，是早年间羊城最豪华的大酒店，也是当时羊城的一景。这儿有一家文化公司在招文员。当我挤上去应试时，一位小姐问我是什么文凭，我赶紧灵活地撒了个谎，回答是本科的。对方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毕业证呢？”我忙说道：“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但毕业证我不小心给弄丢了，喏，这就是我在部队时发表的作品……”那位小姐认真地翻了翻我的作品，又看了看我拿出的几张获奖证书，说：“本来我们这儿是一定要查看毕业证原件的，不过，我们也不是太古板，我们香港公司主要看能力；只要是人才，一定会用你……我看你的诗歌和小说写得还不错。这样吧，你填完表后赶紧做试题吧，时间一个小时。到时我们再决定是否录用你。”
说罢，这位小姐拿出了几份现成的试卷，让我和同来的20多人一起做。那上面全是有关心理学的问答卷，比如：“如果你在上下班途中碰到有人正在偷你的东西，你将会如何做——”下面就是四个答案：A、你会马上大声喊叫“抓小偷”；B、你不敢吭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C、你想叫但又怕惹是生非，所以干脆转过身子去；D、你会马上抓紧你的钱包，并会对他怒目而视。还有的题目是要求你针对现实生活的事例，进行想象和创作，比如：“李先生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妻子有了婚外情，如果你是他，你将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后面没有答案，要求应答者自己完成。还有一些试题夹杂着一些英文，我虽然不大懂，但连猜带推测，倒也能猜着七八十。
我平时爱读书看报，更阅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试题对于我来说还不是很难。我只花了40多分钟，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在部队做文书时早就练习就的那一笔还算不错的楷书，加上我的答案都很贴近现实生活，让两个专门现场阅卷的小姐很快就给我打了一个高分。一位女主管过来与我面谈。我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声音洪亮，对方当场就拍板录用了我。由于需要大量的文稿，他们当天下午就要求我上班。我就像打瞌睡时捡到个枕头一样，自然喜不自禁地答应了。
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结合现实生活编写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小故事和问答卷。然后主管把订好的稿子发到香港，再由那边出卖给有关报刊，或是编成小册出售。
刚开始几天我很卖力，做得很起劲，但很快，我的心里就有了疙瘩。因为在这儿工作尽管还不是很累，但很压抑。主要是因为那个香港老板管理太苛刻，对员工极不尊重。老板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每周来这儿看看，我也只见过他两次。公司有50多名员工，每天上午8时必须准时报到，工作时不准随意说话，更不准交头接耳。上厕所时，小便不能超过3分钟，大便不能超过10分钟，违反者每次罚款20元，超过3次就得被“炒鱿鱼”。那个长鼻子老板虽然人在香港，但却像幽灵一样，无时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谁在上班时打了一个呵欠，谁多说了一句话，谁在吃口香糖，甚至谁放了个响屁招来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他马上就会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办公室里还没有安装探头之类的东西，但老板却有办法“透视”。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华师大刚毕业到这儿工作的林姓小姑娘，因为她生性活泼，爱说爱笑，上班时不是见缝插针地与人说上一两句话，就是嘻嘻呵呵地乐上两句，尽管她写的东西很不错，但她为此常遭到老板的呵斥。一次，小林因为赶着上班而没有吃早餐，她借上洗手间之名，偷偷地躲到开水房里泡方便面吃，结果，她的面还没有完全泡好，就被远在香港的老板知道了，让她马上就去接电话，并让她马上扔掉方便面。气得小姑娘两眼红红的，最后只好将那刚泡好的方便面扔到了垃圾桶里。
当然，工作上严格些我们大都还没什么意见，但老板在一些细小事情上的做法却总是不尊重我们，随意侵害我们的尊严。公司没有食堂，平时的午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午餐和午休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一个半钟。所以中午我们在极有限的一个半小时内，必须吃完饭。当时，在爱群大酒店一带大都是比较豪华的大酒店，大排档和小食店还很少，要想买到10元钱一份的盒饭得跑好远一段路。
一天中午，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吃了便宜的盒饭后，感觉肚子里不舒服，到了上班时，肚子里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起来。按公司的规定，这个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外出看病的，于是只好忍着，拼命地往肚子里灌开水。水一喝多了，肠胃就更不舒服，同时害得我们每隔不多久就得往洗手间跑，来来往往地自然影响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我们几个人都受到主管极为严厉的呵斥。那个徐娘半老的女主管更是对我们不客气，临下班时把我们几个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骂了个狗血喷头。我气急了，当即顶撞她：我们都是吃坏了肚子，你以为你公司的洗手间是厨房呀？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这话当然把这主管惹火了，于是她摞下别人不管，就把矛头直指向我，并当场宣布扣除我半个月的工资。我气呼呼地骂了她一句：去你妈的，你们这样不尊重人，老子不干了！你马上给我结算工钱，老子现在就走人！
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女主管最终还是没有扣除我的工资。但在背后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几个早就有怨气的同事，看到我带头与老板作对，都兴奋地激动起来，就许多不合理的规矩纷纷向公司提出抗议。我和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福建人趁热打铁怂恿大家：我们每天工作都超过了10个小时，一定要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资才行，当然还有这儿的那么多臭规矩，简直太没人味了，还不如一起炒了他的鱿鱼，大家一起走人……结果，几个本来就对公司不满的员工，决定跟随我俩离开。这一招出其不意，弄得好多工作没法继续，一些必须交的稿子一下子就断线了，使得公司那本来就是流水线作业的东西全给打乱了。气得那个匆匆从香港赶过来的老头子差点没吐血！
结束了这为期两个月的白领生活，我又成为了一名流浪者。
好在此时我的手头还有1000多元钱，这比起我刚从湛江来广州时好多了。要知道，那时我出来流浪时身上只有83元钱呢。我像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广州满世界转，想重新寻找一个工作。可是，我削尖了脑袋在招聘的人海里转了十几天，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是连保安员这样的工作，也是一个职位往往引来几百人应聘，而且其中不但有复员军人，还有来自武术之乡如少林寺呀、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