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旺愤怒地指责道：“如果你拿不出有关证件，那就请你马上住口！你没有资格这样对待我们新闻记者！”不知是自知理亏还是已看到小史正在将摄影机镜头对着他，此君慌忙转过头去，在其他两个人的劝说下，赶紧瞅空溜了。
第二天，我、小唐和小史前往北戴河医院采访有关事宜，所遭受到的“礼遇”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因为早在头天我们就领教到了法院和医院有关人员的横蛮，因此小唐和小史一定要求让我一起前往医院。在此前，我也曾几次去过北戴河医院，但都无人理睬，我只好通过电话了解到一些情况。此次，我也特别想正面与医院方有关主管领导正面交锋一次。为防止采访时发生意外，好心的沈淑萍还特意让她的朋友小郑带了一位本地小伙子跟在我们后面“护驾”。
上午9时许，我们先到医院门口偷拍了几个镜头后，避开保安，就从大门口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北戴河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一进里面，我们三人立即按采访计划分开，小史一进去就扛着机子四处抢拍，我和小唐则采访曾在法庭作为院方代理人出现过的内科室主任刑某。谁知，我们一进去，马上就引起了医院方有关人员的警惕。当我和小唐刚赶到内科室门口时，却看到他正在用手机向院领导报告我们的到来呢。采访自然被对方拒绝。见对方态度还是如此冷漠，我们知道诸多不利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于是当机立断，快速从大厅左侧的楼梯向上冲去，然后迅速闪入电梯向院领导的办公室赶去。
我们仨，还有后面跟随着的两位“保镖”来到五楼后直奔院长办公室，谁知里面却没有人；我们又来到邻近的“医院党委办”，那大门虽然开着，却也是空无一人。见状，我们只好寻找医院的宣传科室，却发现该院的宣传科和保卫科共挂一个牌子。敲开门后，里面只有一个打字员正在四处张望，听到我们说明来意后，对方有些惊惶失措地说：“呀，你们真快呀，你们记者已经来到了这儿啦。我们领导都去下面找你们去了……”
四五分钟后，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子咚咚咚地跑了过来，还面还跟着几名东张西望的保安。大概跑得太急吧，这位叫李洪福的人一把推开门，喘着粗气，大声地朝我们喝问道：“你们是哪儿来的？是谁派你们来的？没有经过我们同意跑到医院里面来干什么？”我镇静地做了番自我介绍，并和小唐小史主动出示了证件。当我们提出这次是特意来见院领导的时，对方拉长着脸说：“我们医院领导比中央领导还忙，有什么你告诉我吧。”然后喝令我们赶快拿出记者证；他认真地看了看我们的有关证件，又让那位女打字员拿到外面去复印，见我们强烈抗议，居然又让门外站着的两名保安要把我们看管起来。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此人才不得让人去找院领导。就在这个趾高气扬的保卫科长兼宣传部部长正在盘问我们时，一位戴着金边近视眼镜、面庞清瘦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虽然对于他我早已在昨天的法庭上见过，但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医院的党委副书记。
这位副书记说：我们这家医院是共产党办的医院，是全心全意为当地老百姓服务的，我们这儿都很好，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至于沈淑萍父亲的事，那完全是沈淑萍自己在找事，她这是故意与我们医院领导过不去……我们才不怕她与我们打官司。当问及有关纠纷问题时，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避而不答。最后，这位外表文质彬彬的党委副书记指着我们的鼻子说：“我们医院最不喜欢接受记者采访……”当我们再三提出想采访主管院长兼党委书记时，对方答复说“开会去了，不在家……”
第十三章 中国首例医务人员状告任职医院案第97节 小男婴的“子宫未见异常”
就在我对沈淑萍状告北戴河医院案情进行调查期间，又接到一宗该院因非法使用一名无行医资格的实习生行医，致使一名年仅四个月大的男婴死亡的血泪投诉。
投诉者系家住北戴河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女的叫黄梅，丈夫叫刘勇。据了解，2002年2月28日早5时许，黄梅夫妇发现年仅4月大的儿子刘滨越突然发烧、拉稀，便赶紧抱着小孩子跑到附近的北戴河区人民医院看急诊。当班医生韦某没有做任何检查，只是对小孩子看了看，就诊断说：“不要着急，小孩子没什么，只是病毒性肠炎。”随后就开了药，并为孩子打了一针，然后就挥手让他们回家。
当晚7点多钟，他们发现孩子的烧继续升高，又抱着孩子重返医院，发现此时仍是那个韦某当班。韦还称是在替别人值班。在明知孩子仍拉肚子，体温达38c°等不正常状况后，他仍说“没有什么事”，既没测量体温，也没有进行血常规、尿常规等生化指标的检测，便给孩子输液。
输第二瓶液后不久，黄梅夫妇发现孩子出现浑身发烧、眼睛发直、眼周和人中部出现青紫、眼窝下陷等异常现象，吓得赶紧便赶紧四处寻找值班医生，正在值班值班室里睡觉的韦某只是从门缝中递出一支体温表让他们自己去给孩子测量，并称可能是这里面太冷冻引起的。黄梅夫妇坚持说孩子绝对不正常，询问他是不是输液造成的。韦这才转身朝输液瓶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情，随后，他突然迅速地拔下了针头，然后掩饰地对他们说：“孩子输液太冷，屋里也太冷，你们先回家暖和暖和吧。”他那躲躲闪闪的神态更引起了黄梅夫妇的怀疑，于是他们一再追问他刚才到底输的是什么液。韦说没什么，只称“这都是补药，不碍事的”。但他们一再坚持说孩子不对劲，要求找别的大夫来给孩子做检查。韦不耐烦地说：“这么晚了，你们叫我找谁去呀？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孩子没有事……”
第二天早晨6点许，黄梅夫妇半信半疑地抱着小孩刚进门，就发现孩子小脸通红，两眼翻白，呼吸越来越弱，吓得两人飞也似的抱着小孩子就往医院冲，直奔急诊室。到了这个时候，韦某这才显得慌乱起来，吓得不知所措，慌忙四处找人求援。尽管医院后来又对孩子采取了一些急救措施，但最终还是未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事后，他们了解到，韦某只是刚毕业的见习生，根本就没有执业医生资格，更没有独立处方权，昨天是因医院人手不够才让他一个人值夜间坐急诊的……
为了息事宁人，院方在没有开具死亡通知单的情况下，多次诱导他们签字，同意在48小时尸检，并且拒绝了家属多次提出要参加解剖过程。
在等待鉴定报告的日子里，北戴河区卫生局以及人民医院有关领导，一方面承认医院有责任，答应一定会公正处理此事；一方面又称给他们经济补偿为借口，让他们息事宁人，不要把事情闹大。在报告出来的前两天，北戴河医院的法人代表、院长孙淑英还振振有词地在职工大会及医院公众场所上说，“那个小孩子的死与我们无关，是吃奶时呛死的……
直拖到20天后，院方才出具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尸检报告，结论是“吸入性窒息致急性呼吸衰竭”
我看到那份检验于2002年3月14日的“尸检报告单”上盖有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病理科的大红印章。就是在这份长达四页的报告单上，表明的有关尸检结论有二：吸入性窒息致急性呼吸衰竭和病毒性肠炎。在报告的第三页上，我赫然发现有这样一句结论：“盆腔检查——膀胱未见异常。”“子宫双附件未见异常”？！
对于尸检报告这样程序极为严格的鉴定，堂堂的北戴河医院为何能出现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错误呢？难道说那些参与鉴定的地方卫生局和医院的领导不明白，死者是一位年仅4个月大的男性婴儿么？！
当我就此咄咄怪事电话采访北戴河医院的党委办和院办时，对方一听是记者采访就马上挂上了电话。
后来，黄梅夫妇带着所有资料来到北京，找到有关专家，对方根据所用药物和孩子的症状分析：孩子是因药物过敏导致中毒休克，呼吸衰竭死亡。
尽管有专家做出了权威的分析，但面对现实，院方和地方有关管理却还是对此置之不理。2002年3月22日，秦皇岛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本不理睬死者家属的陈述，最后做出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
经过多方咨询律师和有关法学专家后，黄梅夫妇认为：北戴河区人民医院的实习医生韦某在根本就没有执医资格情况下对小病人进行诊疗护理工作，严重违反规章，同时他未经检验就乱开处方；当发现孩子异常后，不是采取紧急救治措施，而是哄骗家属，逃避责任，以至于延误了抢救时间，造成孩子死亡的严重后果，他的行为不仅达到了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规定的医疗事故构成条件，而且也符合重大医疗事故责任，构成了犯罪，应该请求公安机关依我国《刑法》第335条之规定，追究韦某的刑事责任；参加尸检的人员及北戴河医院有关人员在进行尸检过程中，故意不进行血液检测，意捏造虚假事实，帮助韦某逃避法律追究；市卫生局医政科的有关责任人对当事人家属多次要求进行血液鉴定置之不理，仍然采信作出的尸检报告做出违反事实和科学的鉴定结论行为，也明显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应以涉嫌伪证予以查处。同时，家属也可请求公安机关对死者刘滨越的尸体重新进行病理检查和血液分析，查明真正死因。
随后，刘勇和黄梅夫妇当即以韦某非法行医为由，向北戴河区公安分局报案。警方当即立案并对此侦查。但到了2002年6月28日，分局却又向他们夫妇出示了一份撤销此案的通知。
事后，分局一位负责人对前来采访此事的记者感慨地说：其实那位实习医生的行为已构成了非法行医罪，但由于医院四处活动，加上其他不便言说的原因，他们只好根据上级有关文件做出这样的决定。
见警方已撤销此案，无奈的黄梅夫妇只好打民事官司，可当他们来到北戴河法院要求立案时，该法院院长说却明确地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医疗事故有的是，实话告诉你吧，北戴河医院是告不倒的，最好不要打什么官司。
警方本来已立案侦查的刑事案现在已撤销，想以医疗纠纷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法院又不给予立案，这场民事官司也打不成。夫妇二人只好抱头痛哭。
与此同时，北戴河医院有关负责人和卫生局领导一起竭力做黄梅夫妇的工作，指明只要他们答应不再告状，医院可以一次性赔偿人民币15万元。走投无路的黄梅夫妇只好接受了各路人马的劝告，最后含着伤心的泪水违心地接受医院方的一次性赔偿。
第十三章 中国首例医务人员状告任职医院案第98节 她被女院长给治残了（1）
在北戴河医院工作了32年的女护士长沈淑萍的遭遇，不禁使人想到，北戴河医院对曾是本院的老领导，还是自己职工的家长尚且如此，他们对普通百姓会如何更可想而知了。从前面我采访过的关于黄梅刘勇夫妇的遭遇早就可见一斑。就在我对沈淑萍和黄梅儿子之死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的同时，我又接到好几起针对北戴河医院投诉的医疗纠纷，其中一位叫于丽梅的女子的不幸遭遇，激起了我的义愤。
我是在黄梅家采访时认识于丽梅的。当她获知有北京的记者正在调查沈姐和黄梅的案子，当即强忍着浑身剧烈疼痛，让丈夫背着来到我的面前，向我当面求助。
时年39岁的于丽梅，系北戴河区海滨乡单庄村的村民，是一名个体户。她与丈夫单玉滨结婚后恩恩爱爱，生有一子。这三口之家庭本来是温馨幸福的，但是，自从她因病在北戴河医院接受一场院手术后，她和全家人的所有幸福和快乐全被击碎了。
2002年5月10日，在丈夫单的搀扶下，面黄肌瘦的于丽梅痛哭流涕地向我哭诉道——
“1996年5月13日，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病7年的我住进了北戴河医院，被确诊为原发性甲状腺机能亢进，院方要求我尽快进行手术，称手术由该院院长孙淑英亲自组织主刀。5月29日，我被推进了手术台。听说是该院的女院长亲自为我主刀，我当时心里很是高兴，还以为这次我的手术肯定能成功。手术前，我按规定，实施了麻醉，但因为当时给我做的是虎口针刺麻醉，所以躺在病床上的我能对自己整个手术过程看得一清二楚。
“就在我的手术刚进行到一半时，从门外进来了一个女护士，告诉正在为我动手术的孙淑英：‘孙院长，那个设计大门的人已经来了，请你马上过去一趟……’我听她答应了一声说：‘你让他们先等一等，我马上就来了。’说完，她竟然还真放下了手术刀，向旁边几个医务人员交待了几句就匆匆地离开了。
“主刀的孙淑英一离开，剩下的医护人员就更加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笑嘻嘻地高谈阔论起来。其中一个医生还说：院长走了，我们就更加自由了……
“在此关键时候，我心里害怕极了，害怕死在他们手中，可是我一声都不敢吭，被莫名的恐惧和无助所淹没……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在他们准备缝合我身上的切口时，左侧甲状腺上静脉结扎线突然脱落了，我马上感觉到我的静脉处疼痛异常，接着就听到那个替孙淑英主刀的男大夫说了声：‘不好，她的结扎线脱落了……’随后，我又感觉到全身一阵阵发紧，本来就疼痛的神经马上感觉到伤口正在大出血……难熬的痛苦加上紧张，使我不由发出了恐惧的呻吟声。但无人对我理睬……
“当我大出血时，院方并没给我及时输血，而是几个人慌忙用一块又一块的纱布为我止血……手术中先后共用40块大纱……
“更令我深为恐惧的是，当我大出血急需输血时，却没有血了！直到1点多钟，我这个生命危险的病人这才被推回病房，接受输血。……但此时大大延误了我的输血时间……随后，我出现抽搐、周身麻木、血钙降低等甲状旁腺功能低减的症，最终造成终身致残的严重后果……”
这次事故，最终造成了于丽梅身上钙饥饿、内质疏松、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