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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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我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判断？
吴思远：今天我在这里预言，我是看好的，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必然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在提很多问题和批评，就是希望推动快点。社会在进步，你十年八年以前想像得到今天的上海这样繁荣吗？想像不到的。我来上海时晚上想吃点宵夜都没有，街上黑灯瞎火，大家讲话还要东看西看，现在我们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大家想像不到的。只要政策对了，自然会进步。只要创造条件，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电影就像美国一样。其实我们的条件比美国好，他们才几亿人，我们有13亿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健全的电影网络，院线发行就不会有盗版的现象，每一部电影就能收回他该收回的钱。我想以后我们一部电影小制作也要三五千万，好的要上亿，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韩国电影三五百万美金的制作太小意思了。我们一直在期望有这一天来临，如果说我有一个梦，那这就是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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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4）
“教父”是这样炼成的
对于圈内人所赠的“教父”之称，吴思远是笑纳了。
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某个行业的“教父”。因为“教父”既不是领导任命的，也不是拍胸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
要做成“教父”，首先就要具备你所处的这个圈子该有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比别人更优秀。并不是要你枪枪十环，但你一出手，肯定是八九不离十的；脱靶肯定是不行的，那要被圈内外人所嗤笑。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厚道、办事要公正；义字当头，情在其中。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真心实意的拥护，死心塌地的追随。
吴思远在当场记时，就能扶着摄把子瞅摄影镜了；一般人想看，那是要吃棍子的。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要搞好人际关系，认识1000个朋友比只认识13个好。做“教父”，莫不是从这里起的步？
我记得一位前苏联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认识100个人，还不如认识10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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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1）
1935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
195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7年，在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学习，并任同济大学党委委员。
1957年—1961年，任南京工学院助教、讲师。
1961年—1966年，任同济大学讲师、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66年—1971年，下放劳动。
1971年—1978年，任同济大学材料力学实验室教师、负责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78年—1981年，任同济大学数力系党总支书记。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1年—1983年，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3年—198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88年—1990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90年—1991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92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93年2月—1998年2月，任上海市第八届政协主席。
1995年11月，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1998年2月—2003年2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蓝天下的至爱
财富的含义，不止一种
叶蓉：您是中华慈善总会的荣誉会长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会长，今天您就是以慈善基金会会长的身份来做客我们《财富人生》的。
陈铁迪：《财富人生》访谈的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比较富有。我一开始觉得我来参加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你们电视台的同志跟我谈了以后很有启发。我感觉“财富”不光是物质方面的，还有一种精神财富。如果这两种财富融合起来那就完美了。我今天来不是代表个人，我是代表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来宣传并弘扬慈善事业的。
叶蓉：您出生在一个世代教书育人的书香门第，您的童年和青年的一部分时光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您还记得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陈铁迪：解放以前我还很小，解放那年我才14岁。那时候我的家庭是一个教师家庭，应该说条件还过得去，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失业的威胁。我还记得母亲经常拿了家里的衣服、物件到典当行去典当一些钱来补贴家用，解决温饱问题。因为我们家人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所以我也总有这样一种帮助穷人的想法。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家里很困难，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月的饭，母亲还是很欢迎他，虽然我们自己条件也不怎么样。我还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父亲去世了，家里困难不能上学了。那时候我们同学大家凑了钱，给他去做点小生意，送到他家里，让他能够有饭吃。从这一点我就想到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也应该从小就树立这种爱心，树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这要从小就培养起来。至少，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都有影响。
慈善之业
叶蓉：十年前，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构想，要成立慈善基金会？
陈铁迪：大概是1994年的2月，当时的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施德容同志到政协来跟我说，要建立这么一个组织，要我来担任会长。我当时是政协主席。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市的领导，是一名国家干部，觉得我去做一个民间社团的法人好像不太合适，我也怕会引起议论或者添一些麻烦。
叶蓉：也有些顾虑？
陈铁迪：有些顾虑。因为当时慈善这个词的确也不为大家所认识，总觉得这个慈善是我们过去的封建社会的，现在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宗教组织搞慈善，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提慈善这两个字是不是合适是有疑虑的。他第一次来要我出来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又来找我，和我说，虽然我们上海非常繁荣，而且是一天天好起来，但是的确还是有很多贫困的人，虽然政府从“帮困”的角度给予了很大的支撑，但还是需要全社会大家都献爱心，来把这样一种扶贫济困的工作做得更好，来为政府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同时，的确也感觉到慈善这个词本身是没有国界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也没有说一定是哪一种类型的社会所能拥有的。这个词它可以被我们用，就像是民主、自由一样，我们可以举着这面旗帜来更好地把一些人团结在这个旗帜的周围，来做好扶贫济困的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当时我就逐步地解除了这个顾虑，应该说当时还是比较勇敢地担任了这么一个会长、一个民间组织的法人代表。
叶蓉：还记得当时筹办的时候人手有多少，资金有多少？
陈铁迪：我觉得当时没几个人是真正有编制的。我们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编制，就从民政局借来了几位，还有几位热心人，就这么凑起来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工作，也没有经费，民政局借给了我们大概20万元的开办费。就这么成立了一个筹备组，把组织拉起来了，然后找了办公地点，在当时的儿童福利院里面有一个小房间。
叶蓉：您还记得第一笔捐款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吗？
陈铁迪：第一笔捐款是在我们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就收到了。捐第一笔款的人是一位叫曹炳生的老先生，他是我们第三社会福利院里的一位孤老。因为他在福利系统，他也知道我们在做筹备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他当时就把他所积蓄的1000块钱捐了出来。1000块对一般的家庭来讲并不是一笔太大的数目，但是我觉得对这位老先生来讲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是孤老，是受国家抚养的。他这1000块钱怎么来的呢？因为他有一个理发的手艺，他经常在院内院外为大家服务理发，每一次就收个一毛两毛钱。我想这1000块肯定也经过了很多年的积累。他把它很慎重地包在一个布袋里，托他们福利院的同志捐给我们。当时大家都说，你自己也是需要救助的对象，还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其实你不必这样做。但是他非常坚持，而且他说国家和政府这样抚养我，使我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也应该为贫困的人作出我应该做的贡献。这件事情对我也是一个受感动和受教育的过程。我想这个钱虽然不多，但是体现了他这种一心为了别人的奉献精神。
叶蓉：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慈善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捐款居然是来自于一位本身需要救助的孤老，所以我觉得这种奉献爱心其实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有机会捐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陈铁迪：我记得第一年好像是筹到了1000多万，这里有一些是企业捐的，也有香港的一些朋友们，他们能够对当时大陆一些贫困的人奉献爱心。但随着我们整个工作的开展，全社会慈善理念的增强，我们从1000多万逐年上升，到现在一年已经能够有那么一亿甚至于两亿的这么一个数额。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我们社会慈善理念的提升以及我们整个慈善工作开展的状况。
叶蓉：捐款有了，如何确定帮扶对象呢？
陈铁迪：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一些困难的人。我们当时就有个原则：一个就是关注党和政府最关心的，一个是困难群体他们最需要的。这是我们考虑帮扶的原则。当然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我们自己能够量力而行的。这些年来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真正做到了雪中送炭。记得在1995年，我们看到社会上一些贫困的人、一些残疾人，以及当时下岗的一些人生活是很困难的，非常需要获得一技之长。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政府最关心的就是这些下岗的人怎么再就业，困难群体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再就业的能力。1996年我们就推出了“万人慈善培训”，我们要从政府最关心的困难群体他最需要的角度来做我们的事。2000年整个医保制度进行了改革，医保制度改革以后，有一些贫困的人他们有一部分是没有列入医保的，特别是老人比较多一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发起了一个“万人慈善门诊”。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卡，每年给他500块钱，在全市200多个定点医院让他们接受治疗。而这些医院又会给予他们很多的优惠，或者有时候免费。这张卡实际可以得到近800块钱的医疗服务。我记得我们当时发放的时候，这些老人非常激动。拿了这个卡他们说，我本来不去看的病现在有条件看了。我们从每年发放10000张卡，根据我们的能力不断增多，发展到现在每年对近30000人发放医疗卡。
让慈善薪火相传
叶蓉：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培训就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我教你技能是让你明天后天有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单纯送你一段时间的温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陈铁迪：我们有一段时间还对他们的再就业给予帮助的，跟一些企业联系，让这些受到培训的人能够走上岗位。另外我们开始时还给他们一些启动资金，让他们可以自己开一点小的手工作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创业去搞这些事。大概有50％的人可以通过培训以后再就业的。
叶蓉：在做您这期访谈之前，您再三跟我们强调过，节目当中只能谈工作，不能谈个人生活。但是其实您跟您的家人在慈善帮困方面也在做着表率作用。
陈铁迪：这也是应该的。
叶蓉：我知道您的先生黄鼎业教授就曾经帮助过一位大学生，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陈铁迪：其实这也是很平常的，跟别人一样，有些人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也说几句吧。我爱人是同济大学的教授，我觉得他也挺富有同情心的，平时也经常乐意帮助别人。在慈善基金会的引导下，他也结了一个对，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中学生，后来她走进了大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他们结对还是处理得挺好的。我爱人经常去看望她，她也经常通过EMAIL做些汇报。有时候两个人见面谈谈，我觉得已经建立一种忘年交了。我觉得这个都是给大家一种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种相互的促进。我爱人最近和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也是很富有爱心的——一起到浙江的山区捐资建造了一所小学。我想这都是应该做的，我们有一点能力都应该回报社会。
叶蓉：上海的老百姓对您是非常熟悉的。如果说之前的熟悉可能是因为您在政治舞台上20多年的生活，但是，这些年大家逐渐意识到您作为慈善基金会会长的身份经常去访贫问苦，来到扶贫帮困的第一线，可能对您的认识也会多了一些感性的东西。
陈铁迪：反正我在做市领导的时候也不回避上街买东西、进超市、到百货公司。老百姓见到也都是很友善地跟我打个招呼，当然偶尔也碰到一些要求解决问题的群众，总之是很友好的。慈善基金会做多了以后，我想这个也会给大家有一点印象。我有时候碰到一些中年妇女，看到我也跟我说：“你做了很多好事啊！”其实不是我做的，但是给他们有这个印象。有一次我走在马路上，商店里面跑出一个人跟我打招呼。后来我走掉了以后，她在后面叫：“好人一生平安啊！”我也很感动，我想这个“好人”是包括所有的好心人吧，我想他们都应该得到平安，因为他们付出了这样的爱心。
叶蓉：您担任会长也已经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慈善两个字，跟您最初的认识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陈铁迪：去年，陈良宇书记和刘云耕副书记，还有周太彤副市长到我们基金会来视察。视察以后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对我们的工作充分肯定，还谈到这项工作的三点意义，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实际上是把我们对慈善的认识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说这个慈善事业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必然，它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它又是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