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来直去-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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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这里我们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对外国的知识和想象一直在改变。
葛红兵：对，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进入大学之后对外国的经验就面临着非常强烈的改变。比如说我进扬州师院的第一天，和外教接触，我就发现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漂亮。比如说我的外籍老师眼睛是淡蓝的，深不可测的，鼻子很直，脸很白。我潜意识中就产生了白种人比我们中国人要漂亮的感觉。
王宏图：我记得80年代吴亮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健美方面东方人别去和西方人比，去较劲，在生理条件上我们不如人家，比如体格的健美，肌肉的发达，肤色的白净。吴亮的这篇文章发在晚报上，我印象很深。当时有很多人也这么想，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因为怕被叫做卖国主义，民族自卑感。


思想建构起来的“神圣”之塔

葛红兵：当时那位老师送给我一本圣经，努力发展我入教。我有很强烈的新奇感，到了二年级开始，我和学物理的同学，教文艺理论的老师接触以后，就开始读弗洛伊德，读尼采，还读早期古希腊的哲学，那个时候就产生一种感觉，就是外国人的书比中国人的深刻。我那时对鲁迅小说的印象不是特别深的，倒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我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觉得一个人怎么能构想出这么完善的“国家”。弗洛伊德是我人性的教科书，以前我是非常压抑，非常内向，非常保守的一个人。但当我看到弗洛伊德把性的欲望，人的内在的东西写出来以后，我开始逐渐的认识人性，认识社会。还有尼采，尤其是后来迷上黑格尔以后，我就觉得外国人的思想要比我们中国人深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读外国人的书越来越多了，后来又读了很多外国小说，而且在思想上开始崇拜外国人，我不知道这种阅读经验在你们身上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转化。
郜元宝：这倒不是阅读经验。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改变，经历的改变，或者说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人关于外国的知识确实是在不断改变。在改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类型，一些阶段性的特征？小时候我看世界地图，我父亲喜欢给我讲外面的世界。那时候我看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都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想象，觉得它们就像地图上的颜色一样鲜艳，丰富。现在我想当外国和你不发生直接的关系，或者也不被别人强制性的渲染的时候，你会把它假想成你可能会去的旅游点，是种很美好的东西。一旦真正和它接触，或者通过间接的知识，或者通过政治的手法灌输给你的时候，就改变了你的想象。这里面有一个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直接经验和间接的区别，还有就是要看什么人向你诉说，以及外国人和外国的东西是在怎样不同的时代风气下进入我们的经验。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对于西方的知识，但我发现有三个概念经常在我们谈话中出现，就是“外国”，“世界”，“西方”，这三个概念很奇妙。我们小时候看书，看电影，或者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笼罩下消化我们中国对外的宣传，这里面的序列很微妙、复杂。比如我们绝对不会把同样是外国的，像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的电影和宏图讲的80年代初上海星光电影院放映的美国电影混在一起，虽然它们都是外国，但在我们的脑子里区分很清楚。“世界”的概念也是中国式的政治的产物，并不是现在不断被修正的世界的概念，而是特殊时代中国政治家为中国老百姓规定的对世界的想象。但我发现修正来，修正去，始终富有活力的，或者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外国知识最有塑造力的还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世界，而抽象的“外国”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葛红兵：外国这个词可能只是在我们从童年到少年过渡的期间影响才特别大。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凡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外国，外国可能都比我们好。而“世界”和“西方”的概念则是我进入大学以后才产生的。
王宏图：70年代初，当时的媒体宣传只有我们新中国最好，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后来有一个变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1978年中美建交前夕，电视上放了一个记录片《今日日本》。从前中国人觉得自己当家作主，尽管生活不太富裕，但也过得去，而外国的生活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悲惨的，就像旧中国悲惨的工人、农民。后来这个电视一放，原有的观念彻底地被轰毁了。虽然7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还没有现在这么富裕，但那时候每家每户也都有洗衣机、电冰箱，整个社会井井有条，整个生活不知道比我们富裕了多少。当时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强烈的感情：在此国与彼国之间（1）

王宏图：80年代初，包括刚才提到的看了《今日日本》的原因，中国有一些人对西方的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从最开始的盲目自大一下子陷入了自卑。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有一个关于“中国要被被开出球籍”的讨论，这实际上表明了一种危机感，说明在中国对西方的想象中包含了过多的自我贬低。当然中国的确在体制上存在危机，需要改革，但这种过分的自卑是建立在对西方的想象的基础上的。人们觉得上海作为三、四十年代远东的一个经济金融中心被搞得一塌糊涂。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上海人对外国人都很有感情的”。上海这座城市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它是“媚洋”的，比如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跑到外国去发财，并不希望他们在国内做官。
郜元宝：我们能不能列举一下当代中国人，也就是住在国内的中国人通过哪些渠道获得西方的知识，或者说制作西方的知识。这一点很重要。
葛红兵：据我所观察到的而言，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我们这样，通过读书，第二种是通过电视，我觉得电视一方面是破除幻觉的工具，一方面又是制造幻觉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在视觉上给人冲击的工具。比如说我父母，我父亲是在文革中被教育的，他一生都在农村工作，他有一种很强烈的趋向，就是通过看电视了解外国。他跟我说你有机会要去外国亲眼看一看，他认为外国人的确比我们好得多；还有另外一种人，也是我的长辈，他们就说别看外国街道那么宽，房子那么漂亮，实际上内里却是十分糜烂的。比如艾滋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讲道德等等。他们对外国还停留在这种印象。这样区分下来，我想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相信电视上的直观图景，一类是不相信电视上的图景。
王宏图：直观图景还包括一些旅游散记，它们和电视一样也给人很直观的刺激。当时塑造的对外国的想象还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中国人在东欧》这样一些书。当时还有一本书叫做《讨个外国人做老婆》，这些书以纪实性为主，艺术性当然很粗劣，但构造的外国的图景还是和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有关系。特别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如果在现在，这本书可能就没人看了，但是当时国内在经济方面有很多禁忌，中国人被压抑的发财梦只有在美国的土地上才能够实现。当时这本书的畅销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异国情调，而更重要的就是发财梦，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极好，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卖点。
葛红兵：《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这两个片子出来后，我曾经分析过。《北京人在纽约》为什么成功？它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的模式。以前总是外国人到中国来欺负我们，它现在是反过来了，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去，战胜了美国人，并且在美国人那里赚了钱。他这个“战胜”是很曲折的，首先是自己带着老婆出去的，结果老婆被美国人搞掉了，但他又凭着中国人的机智、勇敢、勤劳把那个美国人的工厂收购了，彻底地打败了美国人。这表现了中国人对外国想象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老觉得自己是弱势，后来发现我们也可能在局部成为强势。这个电视剧在当时迎合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梦想：我们要战胜美国，要在西方面前抬起头来。相反，另外一个片子《上海人在东京》却不成功。因为它没有给人这种在异国发财的梦想，没有给人在异国从性、金钱、观念方面征服外国人的梦想。我想中国人对外国的某种想象在这两部片子中表现得非常强烈：我们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是战胜外国人的时候了。
王宏图：你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19）96年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它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外国的想象的基础上。（葛红兵：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它能够成为卖点，就是迎合了像你说的当时那种对外国的想象：我们中国人可以和美国人说“不”，虽然不能完全超越外国，但在某些点上还是有力量的。它里面建立的美国的图景也是歪曲的，就像前两年有本书谈美国新闻界如何“妖魔化中国”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也存在“妖魔化美国”的情况。
郜元宝：从文字媒介了解西方、外国、世界，和从图象媒介去了解，尽管有些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这样的了解都不可能是忠实的。譬如说，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获得的对美国的了解当然是浅浮的，但难道文本的阅读就真的是对美国的了解吗？比如我们有很多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外国文学的专家，他非常熟悉某个外国文学家的风格，但如果让他们见了面，那个外国文学家就会惊讶：“啊，那是我吗？”实际上我们在中国也有这种经验，经常会发现一些作家文不如其人。因为绝对的真实是很困难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我们希望中国人对西方有一个尽可能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但通过目前的沟通渠道，文本的或非文本的方式，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的。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在这种不完全的接触和想象的过程中，哪一种东西是逐渐占上风的，它压制和排挤了另外一种对西方的想象，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或一个时代的主调，占强势的对西方的想象。我们很多人最初读萨伊德的《东方学》，觉得很精彩。因为他抨击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普遍猎奇和歪曲，和建立在帝国主义扩张基础上的对东方的蔑视。但是反过来，我们东方人认识西方人时就能避免这种片面性吗？我们谈了那么多经验，文本的和电影的制作，无论是知识分子参与的对西方介绍，还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对西方的想象和描述，难道就能够摆脱萨伊德所说的西方人描述东方人时的那种片面性吗？我想也是很难避免的。这种片面性我们如何认识？它由哪些力量造成？它是受到中西方交往关系的限制还是受到人类的认识能力的不可避免的限制？这种限制有没有中国的特点？


强烈的感情：在“此国”与“彼国”之间（2）

葛红兵：这方面可以通过我们这批人，比如说60年代新生代中国人对一些西方国家，像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具体地意识的分析来获得，比如我们对美国的意识，它在解放前支持蒋介石，解放后又支持南韩的李成晚，这就直接和我国的执政党构成对立的关系，尤其是解放以后，美国人又支持蒋介石在台湾割据，甚至现在很多人认为之所以不能解放台湾就是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这种意识就把美国和我们国家的利益挂上了钩。再比如，像我们对日本。日本曾经有数次侵华的历史，比如一战、二战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留下的创痛经验，我们对日本会不会不是这样想象的？那么在我们建构对西方的意识的时候，除了这条线索，还能不能理出另外的思路来？比如像萨伊德这样的东方思想家，他在解构西方对东方误解的时候，实际上恰恰是把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并且把反西方的情绪传达了出来。另外一方面在西方像亨廷顿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东西方的冲突主要是文化的冲突。而且这个文化的冲突会上升到世界冲突的最主流。他们把东方的一些问题看成是必然的，而且会成为西方的天敌，这是一种互相建构的趋向。像刚才你说的在建构过程中谁占了上风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回答。我想可能是利益角度的考虑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占了上风。


谁在传播关于西方的知识

郜元宝：从历史上讲，比如说在“五四”时期，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人灌输关于西方的知识，所以“五四”时的西方是一种西方，当时政府是不参与的，无论是段祺瑞政府也好，袁世凯政府也好，他们都忙于打仗，清政府就更不用说了。
葛红兵：但是清政府也曾经在全国选了数位大臣，组织过一次世界性的宪政考察。
郜元宝：那时关于西方的知识的全面宣传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即使是蒋介石政府，很多官员都西方化了，但就是这样一个政府本身，也并不充当向国民输入西方形象的职能。这是当代意识形态的一种角色规定。后来，也就是49年以后，中国人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已经不再主要通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当时国人一样接受另外一个更有权威的关于西方的叙述，他们也变成一个读者，一个听众。
葛红兵：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
郜元宝：这种格局在今天也有一种微妙的继承，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它。很多知识分子继续向国人宣传的东西，还是偏向于一种既定的宣传方针。专业的外国问题专家和研究者，他们的声音和研究成果可能会很多，他们对外国的研究和描写会很丰富，可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和描写远远抵不过我所说的前一种声音，当然也抵不过刚才宏图所说的那些浅薄的在外国的观光游记和电视剧制作。比如说有一个上海作家薛海翔写的《早安美利坚》，（王宏图：还有《情感签证》），小说的原题据说是“斗斗美国人”，完全是一些笑话，说的是中国人怎样在各方面战胜美国人。
我们还可以提的是中国的强势媒体和学术机构对外国的关注，为什么从原先的亚非拉，少数民族，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