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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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
话纪录〉，页 190200。
＇737＇DXPSTW； pp。131。另见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页 46181。
＇7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0 月底，第 415 页；苏台仁：《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第 2 卷，页 625。
＇739＇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话纪录〉，页 129148；DXPSTW； pp。
128148。
＇740＇DXPSTW； pp。 167168。
＇741＇DXPSTW； pp。 1822。
＇742＇DXPSTW； pp。 2932。
＇743＇这一信息来自我与一些东南亚官员的交谈，邓小平访问这一地区时曾与他们会谈。
＇744＇朱佳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304；
DXPSTW； p。 21。
＇745＇DXPSTW； pp。 6572。
＇746＇DXPSTW； p。 24。
＇747＇Ibid。； pp。 2328。
＇748＇DXPSTW； pp。 5153。
＇749＇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DXPSTW； pp。 3942。
＇750＇王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广东的改革开放〉，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
页 198203。
＇751＇这个信息来自与叶选基的交谈，当时他正与他的叔父叶剑英一起工作。另见他的文章：〈叶
帅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载《南方周末》，
2008 年 10 月 30 日，D23。于光远是邓小平的讲话起草人之一，对谈话都认真做笔记，但是他不知道
11 月 11 日的会议。
＇752＇钱江：〈张闻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纵横》，2001 年第 2 期，页 46。早在 6 月 25
日邓小平就读了有关 61 人案件的报告。邓小平看报告时说，这些案子必须解决，但事实上直到 6 个月后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才得到解决。这 61 个人是否为获释出狱而与国民党配合过于密切的问题，中央领导人
早在 1936 年 4 月已有结论，认为他们是清白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在 1967 年 3 月再次宣布他们是
叛徒。
＇753＇DXPSTW； pp。 6365。 另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7779。
＇754＇DXPSTW； p。 70。
＇755＇DXPSTW； pp。 7172。
＇756＇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8586。
＇757＇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 9091 页。
＇7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1978 年 11 月 10 至 15 日，页 11551156；1978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页 1156。
＇759＇DXPSTW； pp。 7276。
＇760＇DXPSTW； pp。 4651； 7476； 7879； 166。
＇761＇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86。
＇762＇DXPSTW； pp。 8090； 108；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115125。
＇763＇DXPSTW； pp。 163165。
＇7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12 月 22 日，页 457。
＇765＇DXPSTW； pp。 3946。
＇766＇吴象：〈万里谈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86287。
＇767＇梁灵光：〈一次划时代的中央会议〉，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73274。
＇768＇任仲夷：《追寻 1978 年的历史转轨》，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16。
＇769＇DXPSTW； p。 127。
＇770＇朱学勤：〈30 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南方都市报》，2007 年 12 月 16 日。
＇771＇《叶剑英年谱（18971986）》，页 1157，1978 年 11 月中旬。
＇772＇DXPSTW； pp。 7678 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
＇773＇DXPSTW； pp。 7678 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
＇774＇DXPSTW； p。 78。
＇775＇此处对邓小平讲话稿的准备工作的讨论以及所引用的邓小平讲话，同上注，页 129148。我
这里的讨论也利用了于光远的采访。见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另见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页 46，载杨天石：《邓小
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 186189；李向前、韩纲：〈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
三次谈话纪录〉，载《邓小平写真》，页 190200。
＇776＇DXPSTW； pp。 185190。
＇777＇DXPSTW； pp。 129143。
＇778＇〈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SWDXP2； pp。 151165。
＇779＇DXPSTW； pp。 132139。
＇780＇Ibid。； pp。 168172。 梁灵光：《一次划时代的中央会议》，页 175。
＇781＇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 326。
＇782＇任仲夷：〈追寻 1978 年的历史转轨〉，页 215216。
＇783＇DXPSTW； pp。 205207。
第 8 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
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文革随着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
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讲话的中国人十分渴望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有人想反击迫害过他们的人，有人要保护自己，
还有人只是想诉说自己及其亲友蒙受的苦难。
有些党的领导人从这种被压抑的怨气中，看到了用来对付其敌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并无政治目的，只想表达个
人感情。但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
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在政治运动或大饥荒中本人或亲人受过苦的有数千万人。强烈的敌对情绪不但针
对欺压乡里的地方干部，而且针对上一级干部，因为他们都属于造成这种灾难的体制的一部分。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
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
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 1949 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
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公认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
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
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
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也有很多人在传达和实施这些限制时变成了小暴君。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
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
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
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
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
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
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
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民主墙：1978 年 11 月1979 年 3 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社区以及公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
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
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有多路公车交汇于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
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枣他们被称为「走资派」枣的大字报。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示威期间，墙上又
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 年 11 月 19 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
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群众为扩大自由而
努力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
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 9 月 11 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
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 9 月 20 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 ＇81＇但是到了报
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又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 月 19 日出现在西单墙上的，便是
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
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有
一篇文章说：「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
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 ＇82＇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
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
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 1976 年清明节的镇压。最
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
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
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
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
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
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
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83＇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
一切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枣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
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
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
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
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 1967 年后下乡的 1；700 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 万人获准回
城。 ＇ 84＇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
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
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
出气。」 ＇85＇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86＇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
表达他们的观点。
同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