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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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帝国（6）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农民与帝国（7）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新思想与士阶层（1）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地位赋予皇权，并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
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而，儒家集团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
2、解释变局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中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但官营工商业照旧经营不善，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凸显了帝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弊端。康有为用儒家的概念体系重新解释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
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士大夫集团在各地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纲解纽”之势。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种种新旧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
中国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注。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商品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颇远。在马克思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资产阶级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暴力集团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新思想与士阶层（2）
不过，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方式，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烈渴望。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落后可以转化为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己的理论中获得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受益，人类将进入物质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潜伏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表述之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潜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权至高无上，官僚集团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毛泽东思想（1）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正统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工人的结社权并提高工资，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强化孙中山模仿苏联创建的党国体制，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党国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