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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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他转过身准备离去时，心里突然动了一下，禁不住又回头看邹明一眼，心说，这家伙也是个端着长矛和风车搏斗的人，属于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他还留在那个时代里，所以他只有死，嗯？那个玩长矛的家伙gq什么？对，叫堂。
吉诃德。
当一具具血淋淋的户体被指出大楼时，连一贯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习以为常的李云龙都禁不住扭过头去，不忍再看。他想，郑秘书说的没错，他娘的，我在创造历史呢。
师部大楼被夺回后，李云龙毫不迟疑地发出一连串命令，野战军各部迅速出击，对所有执有武器的造反组织实施包围，强行缴械。师部大楼的流血事件早把他们吓坏了，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军长是个说干就干，不好惹的主儿。军长的脾气如此，他指挥的这支野战军脾气也大，师部大楼这一战，野战军伤亡了三十几号人，刚吃了这点儿亏，全军上下就红了眼，有个刚刚被缴械的造反派头头，事后余悸未消地说了句不大好听的话：“妈的，这哪是解放军？活像一群俄得嗷嗷叫的狼。”话说得难听，实际的确如此。泰山师所属的红军团是支组建于红军时期的老部队，这个团有些邪门，全团从团长政委到下面的炊事员几乎个个都是火爆脾气。李云龙对这个团的评价是：得理不让人，吃亏不饶人。当年在淮海战场上，这个团显出两重性格，叫“拼命三郎加泼皮牛二”。作战风格是横冲直撞加死缠烂打。国民党十八军的一个团，全副美式装备，号称“老虎团”。这个老虎团碰上红军团算是棋逢对手，两下都是嗷嗷叫的部队。刚一接火便打得难解难分，几分钟内战斗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打了整整一昼夜也不歇手，老虎固有点扛不住了，还没见过这么死缠烂打的对手，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也不歇，像块猪皮鳔，粘上甩不掉，打不死你也要累死你，老虎团长有些腻歪了，那儿来的这么支泼皮队伍？有完没完？老虎团不想再缠下去了，打了一天一夜，连口水都没喝上，这支泼皮队伍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谁知想撤也撤不下来，红军团是铆足了劲要和老虎团拼命，好像自己也活腻了似的，非要来个鱼死网破不行。激战了两昼夜老虎团终于趴下了，红军团还剩半个连，团长成了排长。弟兄们来不及打扫战场，都躺在死尸堆里睡着了，害得赶来增援的一团长还以为这个团全军覆没了呢。说来奇怪，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当年传统一点儿没变，还是这么邪门。一个农村入伍，三脚踹碳不出个屁来的新兵，只要在这个团呆厂三个月以上，马上像换了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火爆火爆的，和别的部队打交道时，马上就带出这个团特有的傲慢，似乎天下人有一个算一个，没谁能入他们的眼。连李云龙都纳闷，这是咋回事？这个团好像第一任团长的魂留在这里了，换了无数茬人魂还在。
前些日子，红军团也被造反派冲了一下，抢走不少武器，当时的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团眼睁睁地让人家收拾了一下，在这个团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窝脖子的事，团长蔡金明硬是气得吐了两次血。
这次有了命令收缴造反派的武器，这个团像是注射了兴奋剂，难怪造反派们称他们为“嗷嗷叫的饿狼”。收缴武器时，团长蔡金明从装甲运兵车里露出半个身子，一手扶着高射机枪，一手拿着半导体喇叭喊话，他的警告只说一遍，绝不重复第二遍。一个不大识相的造反派头头想表现点儿英雄气概，他举着手枪带领部下高呼革命口号，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蔡团长不打算再废话，他手指一动，“叭”地一声枪响，一发12。7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准确地打在那个造反派举枪的手腕上，大口径子弹的杀伤力是惊人的，那人的手腕被齐崭崭地打断，手掌和手枪飞出一丈多。蔡金明一枪定乾坤，在场的造反派们差点吓破了苦胆，顿作鸟兽散。
在各部队的出击下，造反派们终于闹明白了，这支野战军的忍耐已经到头了，谁再认为军队是软弱可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城市的大规模武斗算是到头了。
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举国震惊。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反映，但政治嗅觉敏感的人都已感到，这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奏。
几年后，这支野战军早已换防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还不断地提起这支部队：“……那个军，啧，啧，可真他妈的……从军长到下面当兵的，没一个省油的灯，脾气火爆得邪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没这支部队， ‘文革‘那会儿咱们这城非打平不可……”若干年后，位于北京红山口国防大学“将军班”的学员宿舍里，某野战军副军长、陆军少将郑波正在写一篇军事论文，此论文与战略战术全无关系，它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立意论述这样一个主题《论军事首长的性格与部队传统的关系》。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
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P…39“飞蛇”战斗机大队，竞产生了二十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
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的“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二十一名获得“苏联英雄”
称号的王牌飞行员。如果抛开政治观点，从纯军事角度看，二战中德国空军的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也是个培养世界级王牌飞行员的温床，这个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竞同时出现三个世界级王牌飞行员，以击落敌机架数为标准，这三个飞行员都名列世界前三名，可谓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是：埃里希。
哈特曼，击落敌机352架。格哈德。巴尔克赫内，击落敌机301架，京特。勒尔，击落机275架。这三个王牌飞行员创下的惊人战绩把当时世界各军事强国的王牌飞行员们远远抛在后面，无人可及之项背。苏联空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库尔杜布在二战中所创最高纪录为，击落敌机62架，还不及名列第三的京特。勒尔所击落敌机架数的零头。由此可见，一支部队的传统是多么重要……
补充：本章所写的事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原型，在“文革”中比较有影响的军队和造反派冲突主要有新疆石河子、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市发生了流血事件。在石河子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1月17日到27日，先后有七个“造反团”冲击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 “造反团”强行接管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八个单位的两干名造反派进入汽车二团，配合汽二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求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支援。独立团九十二名指战员遂赶到汽二团。此时，汽二团造反派抢夺独立团枪支26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到下午，造反派增至四千余人。1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死五人，伤六人。当日，造反派又冲击农八师师部，与那里的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又在其他处枪战，死24人，伤74人。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但中央文革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文件，对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军管。
在四川成都，因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派，受到对立派猛烈攻击。《军委八条》下达后，2月17日，叶剑英批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四川大学‘8。26‘战斗队”的公开信。公开信主要宣传《军委八条》，指出这些组织把矛头指向军区，向军区静坐示威，围困军区机关是严重违反中共中央决定的，并对造反派组织头头发出警告：如不遵守中央决定，继续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一切严重后果由他们全部负责。从2月18日开始，成都军区在全省用飞机散发此信。但造反派不接受军队的警告，冲击军区反而愈战愈勇。军区在退避三舍忍无可忍之后，抓了数万人。不少很快放回。
5月7日，问题终趋明朗，与新疆一样，造反派胜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持工作的军区政委甘渭汉、副司令韦杰被撤职审查，由梁兴初和张国华任新的军区司令和政委。承认那几个造反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产业军”不服，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西宁市群众组织“8。18”在北京来西宁串连的学生支持下，冲《青海日报》社，在报社搞打砸抢，活活打死几个人。并用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恫吓。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不能任其胡作非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遂派部队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但闹事者居然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一些人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被逐出报社。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情况时，叶剑英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这话在西宁传为“林副主席来电”。毛泽东对青海事件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经中央文革两次调查，向毛泽东作了颠倒是非的汇报。于是，造反派又胜利了。
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当场被捕。要不是毛泽东说了句“不要杀”，赵永夫险些被立即处死。
另外在文中有一段毛泽东关于学生运动的讲话，这是1966年文革初起时，毛在批刘、邓派工作组时讲的，文中引用时的说明不太准确。
正文 第四十一章
更新时间：2009…5…25 9：46：38 本章字数：18130
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喧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
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安慰，或打气，或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表态就吓得连电话也不敢打了？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
几个月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
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200CC，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
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
血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天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它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地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
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做一团扔进纸篓里，他已经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这一生，他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投入战斗之前，他都有一种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凡事既然下决心干了就决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还有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时，那种愧疚妻间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