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痕记-第2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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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照英悟大师，居于燕京大庆寿寺。蒙哥即位后，曾令海云掌天下释教。刘秉忠本是邢州人士，生于金代累世衣冠之家，少年时从学于邢台西山，他感到自己出身名门，与其为刀笔吏，尚不如隐居深山以求其志，于是皈依佛门，法号子聪，后游云中南堂寺，博学多才艺，海云大师闻其名，召为弟子。忽必烈将海云法师召至漠北王府，海云大师和子聪和尚一起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向海云询问佛法大要，海云认为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尊贤使能，尊主庇民，才是佛法之要。
那时，金莲川的文人建议忽必烈将用人的重点转向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发现子聪和尚是难得的人才，希望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干一番事业。海云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子聪被任命为王府掌书记，人称聪书记。从此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从汉文化中去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去寻求安天下之法。忽必烈以唐太宗为榜样，有意识地招纳人才。其中刘秉忠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此后四方人才如潮似涌地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藩府旧臣有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及董文炳、董文用、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多为邢州人，称为邢台集团。这一集团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衡，他是元代的儒宗，一生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对元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忽必烈在出王漠南以前，已明了汉地世侯是安定中原的柱石，所以屡加征聘，出镇漠南以后，关系更趋密切。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不久藁城董氏昆仲也先后入侍潜藩，济南张柔、东平严忠济则在后从征伐宋，收揽的文士如张德辉、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也都先后投奔忽必烈。此外还包括西域人和蒙古贵族、诸将，有阿里海牙、孟速思、廉希宪、叶仙鼐、也黑迭儿、札马剌丁、阿合马。这些西域人中，阿里海牙、叶仙鼐是战功彪炳的战将，孟速思、阿合马皆以理财著称，札马剌丁则是科学家。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当为廉希宪和也黑迭儿，廉希宪是一位汉化极深的西域人，他精通儒学，与中原学者并无二致，人称廉孟子。忽必烈命廉希宪担任京兆分地的安抚使，在关中改革政治，推行汉法，又极力招揽儒者如许衡等人发展教育，忽必烈探讨儒家学说和以儒治国，在子聪和赵璧的影响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须实行孔孟的圣人之道。从此，不仅忽必烈本人对儒学深信不疑，忽必烈继续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更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在刘秉忠、姚枢的辅佐下，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儒生们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奔走相告，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忽必烈经常与元好问等人探讨金朝由盛变衰的原因，以及历朝人才得失的情况。郝经对忽必烈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以为中国之主。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成为斧钺之质，土野之粪，将会无遗类矣。忽必烈上台前，刘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议说，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他们想使忽必烈认识中原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治理汉地便必须采行汉法，因此必须创建制度，才能恢复秩序重建中原。他们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盘汉化，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国治道，参照辽金遗制，制定一代之法。忽必烈在金莲川幕府广招贤士，其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用汉法治理邢州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是从邢州开始的，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忽必烈大喜过望，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汉法。治理河南地区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仍是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
忽必烈有鉴于此，便请求蒙哥汗允许他在河南、陕西试治以图挽救。
第一0四章
　　　　　　　　蒙哥之所以急于征服南宋，部分原因是由于南宋正在不断蚕食蒙古控制的土地，在他继位之前不久，南宋军队刚刚袭击了位于今河南省的洛宁县。因此，蒙哥和他的军事幕僚决定采取一个新的战略，从东到西同时开辟几条战线。直接由北向南实施攻击是不够的，很可能导致失败，从西部发起进攻则将对这个汉人王朝造成威胁。但是，位于现云南省的大理王国构成了一个障碍。
在对忽必烈勾考以后，蒙哥选派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军深入偏远的大理。大理是由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组成的王国，但几个世纪以来，汉人不断地向那里迁徙。这是中原王朝扩张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因为只要控制了这片疆土，他们就能够畅通无阻地与缅甸、南亚通商。因此，征服大理不仅仅是蒙古人的目标，它肯定也会是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的重要目标。忽必烈喜欢在佛道辩论，蒙哥汗时，他已经接触过中国佛教的几个派别，特别是禅宗。但禅宗过于深奥，缺乏忽必烈寻求的具体和实用的好处。藏传佛教对巫术的重视、它的色彩以及它的游方都令忽必烈十分喜欢，但是它最有吸引力的特点是它在政治上的介入。许多藏传佛教派别在传统上一直在世俗事务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宗教高僧同时也是世俗领袖，而佛教寺院通常是地方权力中心。藏传佛教派别并不像禅宗那样不问政治。吐蕃萨迦派的八思巴喇嘛被证明是一个很有用的人物，他极力支持忽必烈成为中国正统君主的雄心。通过和蒙古人的长期交往，八思巴吸取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念。但是，作为萨迦派主要领袖的侄子，同时也作为一个僧人，他受到了许多僧侣的尊重。忽必烈的另一个著名的僧侣盟友噶玛巴希，被指控曾协助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因此，八思巴喇嘛比较可靠。道教是忽必烈寻求认可和帮助的另一个宗教。忽必烈介入佛、道辩论自然使得道教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忽必烈和道士们彼此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忽必烈对道士们著名的法术，他们宣称所拥有的呼灵唤鬼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方术和占星术方面的实验等极感兴趣。而且，他知道道士们对社会底层阶级很有影响力，而他也同样需要吸引这些人支持他。一些道教领袖认识到，他们需要与儒士和僧人达成和解，以避免儒、释、道之间无谓的争执所带来的破坏，自从蒙古人来到中国就一直存在这种争执，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有几位道士甚至试图调和三教。忽必烈为各种各样的道教派别提供了诱饵，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提供资金修建道观，特别是给那些属于全真教派的，这是一个自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受到蒙古人青睐的道教派别。长春观是以成吉思汗所敬佩的道教大师长春真人的名字命名的，是由忽必烈资助的主要道观之一。全真道领袖张志敬从元廷接受了几批款项，用以修造道观，以及增加该道教派别的利益。道士们对这些厚待心存感激，便不遗余力地为忽必烈统治的正统性提供证明，并帮助他尽中国皇帝所当尽的某些职责。八思巴是萨思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萨班去世后，这位少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与时任总领漠南军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见。由于要行军经过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请来，本是想让他协助蒙军到藏地征集军需物资。八思巴婉拒，表示说藏地地广人稀，财源稀少。忽必烈恼怒，便想马上打发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劝夫君说，八思巴功德盛大，应该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刚刚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钢灌顶，灌顶本是古印度一种宗教仪式，即取四海之水灌洒于国王头顶以致福运，后为密宗借用，常以此仪式向人行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女人喜欢这些奇怪的仪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一粒硕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边风最硬，忽必烈又传八思巴入见。为了保住萨思迦派在藏的优势，八思巴历数自己宗族教派长期以来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问，一切属实，忽必烈大悦，与八思巴日见亲近。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传佛教的最初出发点，无非是想因其俗而柔其人，统战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级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为真正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八思巴受到如此宠遇，蕃僧在元朝国内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些人自恃能为蒙古帝王祈祷行愿，恃恩恣行，成为色目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儿。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颁诏书，下令各级官员、军队对藏僧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役、赋税和劳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准向喇嘛庙索取饮食和乌拉差役，并且详细列明密宗寺庙不能占用的财产名目。至于施舍赏赐方面，元朝皇帝对密宗僧人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汉人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琐的藏传佛教仪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宝。由此，元朝皇帝对藏僧赐物赐田，不计其数。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也络绎不绝。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包括内地的汉僧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圆符，络绎道路，驺骑数百，驿舍至不能容。气焰嚣张之外，还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妇女，没有一点佛家子弟气象。和尚平日酒肉不离口，营养丰富，吃嘛嘛香，身体特棒，自然踊跃兴奋地为淫民服务，满足那些寡居久旷的贵族妇女欲求。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最嚣张时，不仅藏僧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胆大包天。事闻，诏释不问。
虽然忽必烈接到了蒙哥汗的命令，但是直到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军队做好一切准备，才进攻大理。在他年届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承担起了一个军事重任。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刚刚出头便担任了远征军的领导任务。由于忽必烈直到成年才得到一个展示自己领导才能的机会，因此他绝不希望失去这个机会。蒙古领土上两位最有才能的人物跟随他开往大理，一个是兀良哈台，成吉思汗四杰之一速不台的儿子，他接受命令，将率领一支军队进攻西南；而儒学老师姚枢则与他的保护者和主人忽必烈一起前往大理。兀良哈台的作战经验远比忽必烈丰富，而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价值。忽必烈认为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去完成他的使命了。于是他在临洮集结军队，然后开始向南进军。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他和他的军队必须横越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需要穿越四川才能到达大理王国的河谷地带。三条大江环绕着大理王国，它们是萨尔温江湄公河上游和长江。从临洮出发前，忽必烈派遣了一个由三位使节组成的使团前往大理，要求大理国王投降。大理国王段兴智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实权掌握在大臣高泰祥手里。使者的被杀更加刺激忽必烈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这些西南人。他征服大理的战略既简单又富于欺骗性，兀良哈台率领他的军队从西部开往大理，忽必烈则直接与敌人交战，几位亲王则率领部队从东部发动攻击。高泰祥坚决拒绝向蒙古军队投降，他集结他的部队，在金沙江岸边迎击敌人。忽必烈并没有为貌似强大的敌方军队所吓倒，命令士兵制造羊皮筏子横渡大江。负责监造羊皮筏的是这次随行出征的一位将军伯颜。这是忽必烈和伯颜之间的第一次联合行动，伯颜后来成为忽必烈最信赖和最能干的军事助手。在这关键时刻，伯颜率领他的队伍在夜幕掩护下勇敢地渡过了金沙江。蒙古军迅速地击败了惊慌失措的敌人，迫使高泰祥仓皇逃回都城，并消灭了高的大部分军队。他的最强大的敌人现在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忽必烈可以集中力量对大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作为一位优秀的儒士，他希望能使当地居民避免一场蒙古人的大屠杀。他以典型的儒家方式，用历史事实向忽必烈证明采取非血腥策略的重要性。姚枢对忽必烈说，曹彬是宋朝的一位著名将领。宋朝建立之初，急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宋太祖派遣曹彬去平定南唐，途中，曹彬佯装生病。当他的下属聚集在他周围询问病因时，他告诉他们，只有他们保证不抢掠江宁府，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他们同意了，于是江宁府以和平手段被征服了。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的模式，并建议派遣一个先遣队到大理，宣告他们不会肆意杀害和抢劫，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大理王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姚枢认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