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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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中医药学不被消灭，特提出以下解决办法，望能充分考虑，给予实施，真正以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为基点去挽救中医，也必然会得到中医药界和中国人民的拥戴。
一。解决办法
为能使中医药学真正按照自身发展和存在规律弘扬起来，针对现时对中医药学的错误认识和一切以美国医药标准为中药标准的错误做法，防止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幌子，去消弱和消灭中医，我的建议如下：
1。建议中央以保护中医药学为由，将卫生部一分为二，设立中医与西医两个在行政等一切方面平等的行政机构，终止建国53年来西医统治中医的行政模式，使中医能够独立管中医，能够和西医平等竞争，相互补充，现今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仍是被西医统治的，故没有起到设立它的应有作用；并推荐现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同志负责中医药的领导职务，他是中医药学徒出身，对中医药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知识，并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现年57岁，是中医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作者：雨中女2006…10…109：55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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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能使分治后的中医药行政部门真正按自身发展规律存在下去，应加强和扩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与现行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中医药行政部门至少应有以下权力：
（1）首先将中医药的教育权从教育部移交给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
（2）由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起草有关中医药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上报人大批准；对以前限制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宣布它不适宜中医药界，只适用于西医药界；
（3）有确立中医药的研究课题的权力，可与科技部协商，如确立中药自身的符合中医药的鉴定标准，废除以美国医药鉴定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的规定和做法；
（4）中医行政部门有按照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审批中医师职称以及设置临床机构的权力；
（5）确立中医药和西医药在行政上，医疗上，地位上的平等原则及法律，使它们在为人民治病上获得同等地位；
3。应在中央或国务院成立一支持中国文化中各个学科发展的小组或委员会，保障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独立发展和存在。如，在此框架下，成立中医药专家委员会，人员由中医药界著名老中医、老药师、和坚决支持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行政官员和教授、讲师组成。其负责监督指导和协助中医药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防止偏离中医药发展的正确路线。
二。现时状况
经过调查，中医药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关心中医药存亡的人已不局限于中医药界，如，现代教育报编辑郝光明，年仅28岁，对中医药的处境做了调查，在2001年10月写出了“救救中医吧”的系列报导，对中医药学的失落痛心疾首，虽然文章上有些偏激和不熟悉新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但是，他从此不知去向。
现将各方面的现实汇报如下：
1。现今虽已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卫生部，加上其现行司局长以上官员从未对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和法律法规进行过抵制，没有起到促使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作用。这是西医统治中医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
2。现今中医药学的管理权已被各大部委瓜分，如科技部、经贸委、教育部、农业部、药监局、卫生部、商业部、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都有权插手中医药学，造成中医药学在管理上多头而无序，并且大多部委全是不懂中医药学的人在管；
3。《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均没有这种学历，基本上是学徒出身，造成大量的中医师失去了行医资格；
4。取消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不顾中国百姓的治病习惯和方便就医，既伤害了百姓的感情，又增加了他们治病的麻烦，也使大量的中药店倒闭，大量中药从业人员流失；
5。中医师现今就是具备了开设门诊部的资格，也无法申办，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而且，就是准许设置，其硬件及注册资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门诊部必须大于300平方米，注册资本也不菲；
6。中医师临床用的自制药是每个中医师都必须掌握的技术，而对中医师自配药的限制，约束了中医师治病的手脚，并且，经常被执法部门随意扣上销售假药的罪名；
7。将中药定性为农产品，将其种植权放开，由农民自行决定，并不顾中药产地的特点，随意改变具体中药种植的产地，这对中药的药性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造成中医治病的疗效大降，给患者造成痛苦，也使假药充斥中药市场；
据国家药监局文件〖国药监市（2001）497号〗中披露，对全国17个中药专业市场的抽检结果，不合格率最高的竟达到95。1％，最少的也有25％，总体看，17个市场中不合格率在50％以上的有11个，其中超过90％的有6个；
8。中药饮片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物质基础，它是经过数千年实践而来的，是中医中非常科学和方便配药的物质基础。现今所推行以颗粒饮片来代替实物饮片的方法，破坏了中医师配药的规律，颗粒饮片的药性远不如实物饮片，况且它还给储药、配药、病人冲服带来了大麻烦。颗粒饮片的强行推广，并将此说成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将把中医药破坏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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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颗粒饮片：是把中药单味药提取浓缩，然后加入淀粉糊精制成颗粒，分小包装装入塑料袋内，服用时根据处方的各味药的颗粒饮片混合起来冲服。这种剂型同传统中医开处方用中药饮片煎煮成汤药有很大的区别。……并且，这种颗粒的价格比普通中药饮片平均价格高出2～3倍，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和公费医疗的支出；由于工艺简单，全国所有中成药厂都能生产；由于把有形的饮片变成了细小的浓缩颗粒，肉眼不能分辨其所用药材的真伪，因此极易被假冒仿制，市场上又很难监管，……因为生产中加了糊精淀粉，且用塑料袋包装，因此又很容易受潮变质，存放期短，占空间大……等等。
9。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可见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了；
10。中药出口以及对中药的鉴定标准，不按中药自身的标准鉴定，反而以美国的标准，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药的地位，在客观上否定了中药的药性；
11。贬低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以及在中医药学教育上的随意性，使中医药学成为一部分人骗医的招牌。如有关部门举办的针灸学习班，时间只有1～3个月，就可以拿到盖有卫生部大章的结业证书，很多学员拿此在国外开起了诊所……，败坏了中医药学的名声；
12。中西医在行政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中医一直受到西医的统治，在经费上的分配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经费只占有很少一部分；中医的人数，1950～1958年时近50万，1978年时只有25万，现今也只有38万，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到现今的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13。中医院说是中医，实质上仍是以西医治疗手段为主，中医为辅。全国几乎没有一所纯中医医院，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这还不如韩国，韩国对中西医有明确的规定，即西医不得使用中医方法和中药，中医也不得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这个规定我国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如果这样，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有关历史情况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汪伪＊＊＊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年初，我在南京，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正值年关。由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还未迁来北京），在席间，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吕部长是名医出身，叫’中医司令’，那时兵荒马乱，名不副实，现在该归队了，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这样，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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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后，年初五，省委开会做了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集体编写中医教材，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0多名，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有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我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0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中西医学术上的偏见，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我们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