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笙-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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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麒不来参加，于张思文来说正好求之不得。这个会议原本只是为的新闻舆论上造造势，真开起来并不多么隆重、热烈，万一他们到场一看不过如此，回去说起来岂不笑话！可是，正如愈彦提醒的那样，会议是以自己那篇文章为主题，如果不主动邀请他们，万一将来报纸、电视上看到了，他肯定会有抵触情绪，说不定又要坏事。如今，请也请了，推托也推托了，彼此也就心照不宣。

　　　　会议举办那天，希尔顿饭店门前拉了大大的横幅——热烈祝贺张思文同志作品研讨会隆重举行。大堂里摆了几块标牌、花篮，既有对会议表示祝贺的，也有对来宾表示欢迎的。会议室并不大，只有一百来平米，却是饭店里最豪华的一间，布置得有条有理，颇有模样。主席台上照例彩旗飘扬、鲜花簇拥。总共四十几个与会者，倒有**个坐在主席台上，完全是按照官方正规程序，主人汪省长居中，张思文在侧，罗教授及社科联、办公厅、研究室、宣传部的领导分列两边。与会人员每人胸前一朵鲜花，座位前有姓名牌、茶水、水果、湿巾，椅子上有文件袋。为了营造济济一堂、气氛热烈的效果，电视台记者甚至要求所有服务人员、包括驾驶员在内，都要中规中矩坐在那里，把所有座位填满，等电视录像后该做什么再做什么。愈彦一看司机鲁华根本不像学者模样，灵机一动，赶紧把找个眼镜戴到了他的眼睛上，事后从电视上看，效果还不错，安泰的熟人没有认出戴眼镜的鲁华。

　　　　研讨会由副秘书长主持。罗教授作主旨报告，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张思文文章的现实与深远历史意义。其余专家、学者则分别依照分工发言。事后众多新闻上的所谓专家讨论热烈，不过是到会发言诸公，依着限定的题目与意思即席发挥一通，或者干脆比着稿子照本宣科。

　　　　那些专家、学者平时多是这种应景场合的常客，站在发言席上侃侃而谈，有从张氏文章本身入手，纵论严密结构，横议逻辑关系，甚至还有专人谈其独特语境；也有从王书记重要指示生发开去，将一篇刚刚写就的文章，与王书记早些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文稿相对照，竟然从中发现诸多暗全之处，把个王书记的马屁拍得风生水起，也将张思文文章抬得上了九天。坐在那里的愈彦知道，不少发言者直到开会前一刻才看到张思文的文章，有的只是草草翻了一下，等到仓促上台，照样口若悬河吹得天花乱坠。

　　　　哈哈，原来这就是专家！愈彦想。

　　　　愈彦发现，专家、学者发言时，罗教授脸上不时飞起红云，那当然主要是得意、兴奋之色，间或也有让那帮人吹得不好意思的成分。

　　　　至于新闻记者那边，早有博士生们与愈彦共同撰写的通稿，上边既有“按照王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字样，也有“专家、学者们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踊跃发表高见”之类的句式，完全符合当下新闻的格式规范。

　　　　事后播放的电视画面更加奇巧，也不知那些记者采用了何种拍摄或编辑手法，一间原本不大的会议室陡然变得阔大、深邃，空间感觉大了好几倍，包括服务人员在内的区区四十几个与会者，居然产生出摩肩接踵、人潮涌动的奇异效果。

　　　　会议结束，除了中午每人二百元餐费，临走时照例人手一只红包，少则几百元、多者千员不等。主办会议的社科联、山大哲学系、《山鲁实况》杂志社，又分别有三五万元的主办费，那几个帮忙了好几天的博士生，愈彦也每人悄悄塞了一千元。整个研讨会在一片碰杯声中圆满结束。

　　　　研讨会一结束，张思文马上就悄悄赶回安泰。第二天，安泰很多人都从省里的报纸、电视、电台里获悉研讨会的事，大家这才知道张思文的那篇文章，竟然受到省委王书记的高度评价，在省理论学术界也引起很大的轰动。

　　　　吴麒市长在走廊上遇到愈彦，大声嚷嚷道，“好嘛，场面、规模搞得不小，这个脸露得不错！”

　　　　张思文则回应道，“不让他们那么搞，非不听，硬是搬出王书记这尊大菩萨，没办法。”

　　　　张思文也知道，如此对话不免有些假，可不管怎么说，文章发表及之后这个专题研讨会的效果，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第0194章　送礼

　　　　研讨会召开的很胜利，张思文决定利用省城的关系再加一把火，矿产整合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还是你去帮我借，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张思文对愈彦说。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位老同志是重点！”张思文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一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扛。

　　　　愈彦一看，是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辛处长。

　　　　对于这位老领导，愈彦不是很熟悉。跟张思文做秘书几个月，过段时间他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专门看望一下这些安泰籍的老干部。

　　　　通常情况下，张思文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张思文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愈彦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张思文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张思文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辛处长吗？”张思文问。

　　　　“这个，还请书记指点”愈彦摇了摇头，疑惑的说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张思文呵呵一笑。

　　　　愈彦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省委领导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张思文介绍道。

　　　　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安泰。解放后，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安泰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区。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安泰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

　　　　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

　　　　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首当其冲。因此，像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

　　　　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

　　　　张思文这一介绍，愈彦恍然大悟，难怪啊难怪，原来这里面内有玄机。

　　　　“到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张思文问。

　　　　“知道了。”愈彦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词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张思文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愈彦问道。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去的时候直接古来拿就好了。”张思文顿了顿接着说道。

　　　　愈彦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张思文再三叮嘱。

　　　　张思文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愈彦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张思文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愈彦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曾几何时，愈彦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戒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愈彦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总之，在愈彦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山大学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

　　　　经过如此重重打击，愈彦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张思文说这话时，愈彦刚跟张思文不久，乍闻此言，愈彦相当吃惊。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张思文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愈彦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愈彦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愈彦代他出面。

　　　　“小愈啊，你当初在山大读过四年文学，现在我倒要考考你，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第一次陪同张思文送礼归来，闲聊时，张思文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常识性问题，自然难不倒愈彦。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张思文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山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终究无法根治这一顽症。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官员日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

　　　　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据史书披露，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400多万元人民币。

　　　　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碳敬”，给领导妻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

　　　　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

　　　　“这么说，如今送礼之风盛行，从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是这样吗？”张思文又问。

　　　　愈彦当即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竟然被张思文巧妙利用，成为送礼陋习的一件华丽外衣。

　　　　他内心里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却又无法辩驳之，感觉是被偷换了概念。事实上，当今官场的这种送礼之风，已经远离古代那种情义、礼仪与规矩，更与文化扯不上边儿。

第0195章　小节大略

　　　　按理说，上下级之间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些礼节性钱物往来，当是情理中事。古人送礼讲究事出有名，名正方能言顺，受之也才泰然。比如，春节、中秋节送礼是表喜气，婚婚丧嫁娶送礼以示客气，现在则不然，什么端午、重阳、清明乃至情人节、圣诞节等等，只要找到借口就想着法子送。

　　　　有权势之人，一年甚至可以庆贺几次不同日月、时辰的生日。相互有直接管辖隶属关系者要送，没有这种关系却有利用价值者，也要送。

　　　　以前送点土特产品都要遮遮掩掩，现在送黄金、美钞、人民币都是直来直去。现在几年，举国城乡流行一句“跑部跑省”的口号，后来又直接演变成“跑部钱进”，是谓县、市一级基层官员，跨过市、省这类上一层级，直接到京城里找国家部委，通过同乡、同学、朋友之类关系，批项目、要资金、拉关系、觅好处。

　　　　很多地方因此而尝到甜头，便拨出专门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