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作品集-第2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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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作品集
五十寿宴上的讲话
各位亲朋好友：
承蒙大家的深情厚意，在今天从四面八方赶来和我欢聚在这里！
这一天，太阳在照耀着我们，春风在吹拂着我们，所有的树木绽芽，花草吐蕊，飞鸟和昆虫都一起欢叫和嘶鸣。菩萨与我们同在啊，因为今天也是普贤菩萨的生日，它让我们多么地安详和快活。上帝也来到了这里，赐给了我们丰盛的食物和醇美的醴酒。饭店门前是西安最大的街道，街道是城市的河流，车辆和人群日夜流淌，它正在象征着我们前进的事业，不竭的财富，活泼的生命精力，以及我们长远的友谊。 五十年前的二月二十一日，我降生于陕西南部的一个山村，从那时起，我每日三餐都有地上的五谷杂粮喂养着我，我走到哪儿，天上的太阳和月亮都沐浴着我，十九岁我从乡下来到了西安，开始了我的学习，工作，写作和创业，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招引着我，无不有一拨一拨的同学同乡同行同志同道同仁帮助和呵护。社会历史的潮起潮落，世事人物的更新变幻，五十年了，我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从一个无知的乡下孩子到了今天有家有室有了事业。回首走过的一半人生，我有过胜利，也有过失败，得意过，也挫折过，欢笑过也落泪过，享受了掌声和鲜花，同样享受了烦恼和诋毁。这半生是丰富的！我现在深沉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人活着的美好。在此，我要向天地致谢，向各路神圣致谢，向父母致谢，是他们给了我的肉体和灵魂。我要向这个世界致谢，让我经历了沧桑，见多识广，增长了智慧。今天到这里来的，都是这几年来往亲密的，关系友好的，又容易赶来的各方面朋友，你们是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中、工作中、从艺中所重要的所亲爱的，我向你们致谢。同时，我还要向那些在远方的，或不知道消息的，或因种种原因未能来的，可以说半生来与我有着各种关系的人们致谢。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边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劲；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边推我，给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正反反两股力量的作用，成就着我这五十年。当然，我还要向先后伴随了我几十年的钢笔、圆珠笔、毛笔致谢，它们转化了我的生命形态，使种子变成了大树，使蚕蛹变成了飞蛾。我最后要致谢的还有我的身体。致谢我的大脑，心脏，肝肺肠脾胃，四肢七窍，以及头发和牙齿，它们经受了病痛折磨，还仍在顽强地正常地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二二一，敬畏二二一，面对着二二一这一天，面对着到来的各位亲朋好友，面对着大的寿糕，我祈愿上苍神明，在后一半人生中请赐给我智慧和力量，自在和和平，使事业辉煌，身心快乐！我向各位请求，我热爱你们，你们也继续爱我，关怀永远，友谊长驻！ 此致 敬礼 女人与陶瓶 在我的书房，除了书，堆放的有大大小小百十多个古陶瓶罐。许多人问我为什么爱这类东西，我说或许瓶与平谐音吧，说不清什么原因。一日有甲骨文专家和我谈起我的姓名三字，说贾字上半部的“西”来源于陶瓶的象形，下半部的“贝”就是古时的货币，古人的钱是在家时压在炕席底下的，出门则装进陶瓶子顶于头上。原来我爱陶瓶的秉性是与生俱来的！环顾书房，可惜的只是没有很多的钱，瓶里罐里都是空着。 二○○一年的秋天，我得知陕西的富平县有一个专烧制陶罐的陶艺村，自己以陶自喻，富平的县名又让我吉祥，便鼓动一些朋友去那里游玩。一位女熟人也嚷着她也爱陶，而且陶艺村三字中也有一个字与她的名相同，她应该去的，也就去了。在陶艺村我们每人都亲自制作了一件陶器，当然做得最好的是我。我做的就是一个瓶，烧好了我把它带了回来。 事后，我为去陶艺村的每个朋友都画像，画得最像本人的就属于这幅画。这幅画之所以没有题名“为？菖？菖造像”而是“女人与陶瓶”，我想，女人与陶瓶是有许多意味的。女人如贾宝玉所说是水做的，那么陶瓶是泥做的；女人是美丽的，陶瓶是粗陋的。当女人在做陶瓶时，陶瓶给了女人的大气，女人给了陶瓶的高贵。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那个女熟人在做陶瓶时的神情，她做得并不好，但却专注。她做陶瓶并不是为了装钱币，而是要把她的憧憬装进去，由于太想做好反而泥坯拉动时使瓶形变歪。大家都在笑她，我没有笑，当丑陋的瓶形渐渐在她的手中完成时，我觉得那丑陋的瓶子有了灵魂，他们在瞬间里对应和融合了。 女熟人来取这幅画了，她带给我了一束晚菊。我戏谑着说为什么不送一束玫瑰或勿忘我呢？她说：晚菊是半老徐娘啊！我将菊花就插进了我制作的那只陶瓶里，我也就说了：陶瓶不厌徐娘老，犹有容光照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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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后记（1）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石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逃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会被捋光了，泉池里是一筐一筐，石头压着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能吃上一碗包谷糁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熟红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他然后盘脚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新春整理鼓谱。刘烈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至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能随便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作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瓷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张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筐篮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办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砍过柴，偷过红苕萝卜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抽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发音为“歌歌（ɡuǒ）”，热闹得像一窝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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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后记（2）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只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