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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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但我想跟他去当养蜂人。”
“你真浪漫。”“又白跑了一趟。我大概永远找不到他了。”“你找到了我。”她突然握紧了我的手，她的眼睛凝视我柔情似海，“我就喜欢浪漫的男孩我讨厌市侩商人世俗金钱。”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我从前一直渴望纯洁甜蜜的爱情但我不习惯这个城墙上的横空出世的爱情。纯洁甜蜜的爱情不会这样突如其来地降临。所以我不由自主地挣脱了女孩的手，朝一边挪动。我像研究一株稀世奇草一样好奇地打量着女孩。女孩幽怨地摘下头上的鸭舌帽，又狠狠地摔在地上。“你是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是什么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非要去找他？”“我没心思。”我负疚地说，我想我不能欺骗她，“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我只想跟着养蜂人去养蜂。”
“你一定很痛苦，只有痛苦的人才会去养蜂。”“不。我从来没什么痛苦，我就是不想回家。”“你真浪漫，”她又说。突然她抬起腿猛踹我一脚，“快滚吧，找你的养蜂人去，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幸好踢得不重。膝盖震了一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踹我一脚这真是有理讲不清。你总不能跟一个女孩打起架来。对女孩你总得让着点。我走下古城墙时心情很复杂，我不明白浪漫跟我找养蜂人有什么关系。抬头看看城墙上，那个女孩正在孤独地漫步。她不至于想不开跳下城墙吧？她怎么会爱上我的呢？说实在的我有点若有所失。我毕竟还没有经历过多少爱情我当然若有所失了。
我梦见养蜂人在前面走，我跟在他身后。我们正穿越一片春天的紫云英花地，有一辆牛车驮满了蜂箱吱扭扭地在土路上驶过。我听见一只钟在薄雾蒙蒙的远方敲响，蜂箱自动打开，所有的蜜蜂都迎着乳黄色太阳飞过去，飞成各种神奇的队列，而紫云英花朵馥郁清新，每一朵都像一只琴键被风的手指弹奏。当蜜蜂飞上去田野里的声音有如一场细雨你觉得你走在一场芬芳充满音乐的细雨中，我梦见养蜂人微笑着对我说，“这多好，你身上背了一只大蜂箱。”我真的梦见我光着脊背背了一只巨大的蜂箱在紫云英地里走。我总听见蜜蜂在我耳边嗡嗡地鸣叫，看见蜂翅在四面八方闪烁银色的光芒。我觉得养蜂人领我经过的地方非常熟悉，但我怎么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地方，好像是泥江城外，好像是我的家乡小镇，又好像哪里也不是而是一个遥远神秘的新世界。我是在清泉浴室里做这个梦的。你知道梦里的蜂鸣实际上是淋浴龙头的溅水声。这未免让人沮丧。赤裸的城市人趿着木屐在浴室里行色匆匆，而我却熟睡着做这个荒唐无聊的梦。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了浴室这个鬼地方。我老觉得头发上脚上身上有汽油味烂瓜果味有灰尘还有珍珠霜法国香水的怪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甚至还喜欢上了修脚老头的全活，他一走过来我就主动地把脚架到他的膝盖上，说：“全活。”“怎么样，上瘾了吧？”修脚老头狡黠地对我说。“不知道。”我说，“我反正没事干。”
“凡事就怕你沾，你一沾就上瘾了。上了瘾就收不住了。”噗嘟。噗嘟。我听着这声音就觉得梦里的一切都模糊起来。修脚老头的手是不是有魔力？在城市里呆长了你就会有一手魔力，你就要靠这一手魔力吃饭。
老头说：“人活着也就是上澡堂泡泡快活了。还有什么？从前有鸦片白面。那玩意也就是怕上瘾，瘾一来家破人亡不说死了还欠一屁股债。没意思啊。”
老头说：“还是泡澡堂好啊花不了几个钱图个全身轻快，我在澡堂修了几十万臭脚了，我想泡一泡就是没工夫。没什么意思啊。”老头又说：“我还是上班快活些下班回家还是受气，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结婚花５０００元钱我哪里还有存款呢？儿子媳妇今天等我开家庭会议，他们要把金锁卖了买彩电，金锁是祖上传下来的，我就是把金锁吞进肚子里也不能给他们狗杂种，他们要就来开我的膛挖开我的胃吧。”我迷迷糊糊听着修脚老头的唠叨。我从衣服口袋里找钱给他时，猛然发现老头流了眼泪。他呆滞地看着我的脚，伸手摸了摸又推开了，然后他说了声“没意思”就走开了。我从来没见过老头哭，老头一流眼泪你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是元旦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去了清泉浴室。我走出池子时看见浴室里一片骚乱。有人喊着“锅炉房锅炉房”有人手忙脚乱地围着浴巾朝锅炉房跑，我拉住一个人问：“怎么啦？”那人一边跑一边说：“吞金啦。”我说：“是谁吞金啦？”另一边有人回答：“老田，修脚的老田吞金啦。”我跟着他们往锅炉房跑，跑到锅炉房时我发现朝向大街的门打开了，街上也围了好多人看着四个白大褂把老田往救护车上抬。我不能再往前跑。救护车很快地呼啸而去。我想起老田给我做全活的情景，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那个老田怎么开玩笑似地说吞金就真的吞金了呢。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三个儿子媳妇生这么大的气。
就是元旦的前一天我从清泉浴池回旅馆时看到门缝里塞了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那蝌蚪般的字迹就大声叫了起来，“养蜂人。”信封里是一角《南津晚报》，我看见报纸的一角画了一张图，图下写着几句流草难辨的诗句：
四面是城市中心是你家养蜂人在天上
你来找我吗？
我从来没读过这样混帐透顶的信。但我不相信养蜂人的出现就是为了作弄我。我拿着那一角《南津晚报》去找服务员，我说：“这封信是你塞进门缝的吗？”她说：“没有。”我又问，“那你看见有一个养蜂人来过吗？”她厌烦地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什么养蜂人。”她拧过脸去又低低地骂，“神经病。”我跑到百子街上逡巡街上的人流。街上拥挤着五颜六色的人群五颜六色的汽车摩托车售货车。没有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那个养蜂人。风从街口吹来，卷起地上的最后几片梧桐落叶，有一个中学生把微型半导体收音机装在衣袖里回家，我听见女播音员在播送天气预报：“明天阴有小雪西北风五到六级。”这是１９８６年最后一个冬天日子，在一座城市的一条街道上。又是一个微雪的傍晚，我由西向东从百子街的和平旅社走到火车站。我挤在等待检票的队伍中心里寂静空旷，我跟着杂乱喧闹的队伍往检票口一点一点地移动，身后是我的第九座都市。事情就是这样，你总是离开一个地方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你想不出其它生活的方法。
我得坐在火车上决定目的地。
我永远不回家，因为我发过誓。
我想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问题是我不知道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中国这么大，你要找一个养蜂人多不容易。谁来告诉我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人人都在忙碌，谁有功夫来告诉我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
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