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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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　　　　
　　　　早在1971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从简，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后，他希望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为他送葬。他们应该按萨特的遗愿来安排他的丧葬，决定先暂时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礼完毕后再把他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中。　　　　
　　　　正当他们商讨这些事情时，记者们已经获得消息，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兹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没有设法再溜进来。最后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萨特单独呆一会儿。她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面，但一个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原来萨特背上的褥疮，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生的坏疽。波伏瓦在被单上躺了一会儿。恍惚之间，她觉得萨特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着了。5点到了，护士们走了进来，她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以后几天，波伏瓦先是在郎兹曼家，然后在西尔薇那里度过，一来是分散因萨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单和痛苦，二来是躲避电话和记者的骚扰。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专程由阿尔萨斯赶来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阅着报纸，那上面有对萨特逝世的报道。此外还有大量的电报。　　　　
　　　　郎兹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萨特的丧葬事宜。葬礼原定于4月18日，后来推迟到19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参加。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萨特的安葬费用。波伏瓦他们拒绝了这个好意，而德斯坦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4月18日，波伏瓦来到医院的前厅，想在萨特安葬前最后看一看他。萨特被放进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剧院时常穿的那套衣服，这是波伏瓦房间唯一的一套萨特的衣服，西尔薇不愿到萨特房间去找别的衣服，就拿了这一套。萨特面部表情安详，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已经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带相机的朋友给萨特拍了几张照片。又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上灵柩，把它带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莱特上了灵柩车。前面有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花束和花圈，还有一辆巴士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灵柩车后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约有5万多人，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浩大场面！　　　　
　　　　路上波伏瓦听到敲击车窗玻璃的声音，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镜头对着窗户想拍照。《现代》编辑部的同事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立即手挽着手，在灵柩车后形成一道屏障，来保护波伏瓦她们。在送葬过程中，人们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兹曼感叹地说：“这是1968年5月运动以来最后一次游行了！”　　　　


　　　　波伏瓦默默对自己说：“这确实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轻时萨特写过一个幽默讽刺剧，剧名就是“我有一个好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了后，在街角处看到给自己送葬的队伍。也许在冥冥之中，萨特也看到了自己壮观的葬礼？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当波伏瓦走出灵柩车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旁。这时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们登上围墙，登上坟墓，密密麻麻，一望无边。　　　　
　　　　当波伏瓦站起来要回到车上去时，人群是这样拥挤，虽然只有10米远，她几乎无法走过去。她感到十分虚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安葬了萨特后，波伏瓦和几个朋友又来到郎兹曼家，他们不想马上分开，就找了个餐馆要了单间吃晚饭。往后的事情波伏瓦记不起来了。她喝得大醉，最后几乎是被人抬下楼梯，送回她家中的。　　　　
　　　　以后3天，波伏瓦住在西尔薇家。当23日上午送萨特的遗体去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时，波伏瓦已经是心力交瘁，无法前往。波伏瓦昏睡着，从床上掉了下来，在地毯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坐的姿势。郎兹曼和西尔薇从火葬场回来时，看到波伏瓦已经是神智不清，口说胡话。他们立即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炎。她病了很长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去世使波伏瓦的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她的身体十分衰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精神状况之中。但波伏瓦终于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首先是关于萨特的。　　　　　
　　　　波伏瓦开始整理1974年8…9月萨特同她在罗马和巴黎的谈话。这是萨特的口述自传。他在《70岁自画像》中介绍说：“我和波伏瓦开始写这本书，这是《词语》的续集。”他俩围绕着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若干次进行这个谈话。现在波伏瓦根据录音材料对这个谈话作了一些修订，使它有一个适于阅读的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　　　　
　　　　与此同时，波伏瓦开始写萨特最后10年生活的回忆录，其素材是她的日记和可能搜集到的其它许多材料。本来在1972年完成《归根到底》后，她已经决定不再写回忆录了，这书名本身就有了结的意思；但萨特的逝世使她改变了主意：她对萨特那一缕深切的的怀念之情终不能自已，于是饱蘸着不尽的情思写下这最后一部传世之作。　　　　
　　　　以前的回忆录都是自传性质的，虽然每一部都含有反映萨特生活的内容，还是以叙述波伏瓦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而这一部回忆录，正如她在书的开头所说，全都是关于萨特的，她在书中尽可能地少谈自己。波伏瓦说，这是她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它是整个地献给萨特的，但他再也不能看到它了。在这个题名为“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10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别是他的病情以及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抗争。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2）
　　　　这个回忆录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贯风格，记载事件准确明晰，详略得当；勾勒人物简洁有致，生动传神；描绘景色明丽如画，使人如临其境。而她对萨特的深厚感情流动贯穿于全部文字之中，悱恻缠绵，体贴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于以前的作品。波伏瓦对萨特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再无第二人可比，她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哪怕是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如彼埃尔•；维克多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她也如实记下他们同萨特的密切交往和萨特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她的这个回忆录作为史料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波伏瓦把这个回忆录和这个长篇谈话放在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起一个什么书名呢？思前想后，10年前的一个场景浮现在波伏瓦的脑海里：1971年暑期，按照惯例，萨特要先同阿莱特在一起呆３星期，然后同万达呆２星期，与此同时，波伏瓦同西尔薇一起旅行。然后他俩在罗马会合。然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波伏瓦很是为他担心。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波伏瓦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从此，这个微笑和这句话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10年，波伏瓦决定它来做书名，就叫《永别的仪式》。　　　　
　　　　在这个回忆录中，波伏瓦表达了作为萨特最亲密的人那无法言说的两难处境。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在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吧，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咎，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来想过去，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　　　　
　　　　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的，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这种处于两难的心态在回忆录中随处可见。　　　　
　　　　《永别的仪式》1981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一部书。　　　　
　　　　《永别的仪式》发表后，波伏瓦又在准备出版萨特的另一本书。这是萨特的书信集。时间是从20年代起，几十年间，萨特给波伏瓦（海狸）和其他女性的信，厚厚的两卷本，书名就叫《致海狸和其他人》。　　　　
　　　　萨特的信写得很漂亮，他称得上是书信体大师，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写篇幅很长的信。在他服兵役期间和波伏瓦单独旅行时，他都给她写很长很长的信，有的长达十几页。有时他连续两星期每天都给她写。萨特应征入伍期间也给波伏瓦写了大量的信。　　　　
　　　　波伏瓦对萨特的信件珍视得如同自己的生命。巴黎沦陷时她逃难在外，除了极少数必要物品，什么都没有带，但带上了萨特的全部信件。就是这样，在逃难期间，她仍然丢失200多封信。　　　　
　　　　萨特另一些大量丢失的信件是给卡米耶的。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同她恋爱时写的，也是篇幅很长的信。那时他很年轻，充满理想，热情洋溢，他把这些都放进了信中；这些信具有极高的传记史料价值。本来这些信卡米耶一直保存着，但到她临死前不久，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把它们付之一炬。卡米耶病死后，波伏瓦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萨特给她的信件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封，绝大多数信件没了踪影。这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波伏瓦手中仍然持有萨特给她的大量信件，它们是反映萨特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资料。萨特生前曾数次谈到他的书信。70岁时，他对孔达说：“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1974年在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萨特说：“这些信是对眼前生活的速写。私下地说，我认为这些信是适于发表的。在我心中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这些信件在我死后可能发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的证据。”　　　　
　　　　波伏瓦的回答是：“以后它们一定会发表的，因为它们是那样有趣和充满生气。”恐怕这时波伏瓦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萨特先她而去，她一定要把他的书信搜集整理发表，作为她最后一个重要工作。　　　　
　　　　从萨特对自己书信的说法可以看出，他在写这些书信，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发表，它们仅仅对那些接收书信的人才有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们同萨特那些为公众写作、发表给公众看的作品相比，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使萨特更加透明。这个书信集的书信全都是写给女人的，涉及到萨特的隐私。但他没有像许多社会名流那样，在功成名就之时，竭力掩盖自己的隐私，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给公众一副崇高、伟大、道貌岸然的假像。　　　　
　　　　萨特不这样，他愿意尽可能地给公众一个透明的形象。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书信有发表的价值。萨特在同孔达的谈话中特别谈到“透明”问题。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是在广义上说的，而不仅仅是指性关系；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或秘密性。由于来源于一种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萨特想做到尽可能透明。他认为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　　　　
　　　　波伏瓦编辑出版这个书信集，发表这些信件，不仅是让萨特处于透明之中，而且也是让她自己处于透明之中。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书信是写给她的，关涉到他俩的私生活。其实波伏瓦已经是够透明的了。在她的４卷本回忆录中，她几乎毫无掩饰地谈到她同几个情人的恋情，她在同萨特接触之初无法控制的性欲，等等。当然，她也有许多掩饰，主要还不是关于自己，而是关于萨特的。萨特同许多“偶然情人”的关系她没有一个不是十分清楚的，萨特在给她的信中都作了详细“汇报”，但这在她的回忆录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涉及到其他人，波伏瓦不能不考虑为对方保守秘密。现在《致海狸和其他人》的发表，使我们对萨特同其他女性的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对萨特的个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示人以透明性面前，这一对情侣的勇敢程度是无人可比的。　　　　
　　　　波伏瓦出版这个书信集或许还有个用意：他俩作为一对被公众长期包围的人物，在私生活方面已经遭到数不清的歪曲和污蔑，她的几大本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拂去这种种泼在他们身上的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