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文集-第9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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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俱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廓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欲狂了。她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
第一部 第一章 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现在，为了让这本书中有个“真实”的我，我试着来回忆那个时期的我！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生活是安定了，流浪的日子已成过去。（我在那栋日式小屋中，一直住到我出嫁。）但是，我的情绪，却一日比一日灰暗，一日比一日悲哀。当我安定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出生命里要面对的“优胜劣败”。原来，这场“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是如此无情和冷酷！我的心，像是掉进一口不见底的深井，在那儿不停止的坠落。最深切的感觉，就是“害怕”和“无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童年的我，虽然生长在颠沛流离中，虽然见过大风大浪，受过许多苦楚，但，我仍然能在苦中作乐，仍然能给自己编织一些梦想。尽管我显得早熟，有孤独的倾向，我还是能在我的孤独中去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少女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是渐渐演变的。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童年那断断续续的教育，到了第一女中，简直就变成了零。除了国文以外，我什么都跟不上，最糟的是数学、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零分，就是二十分。一女中的课业非常严，考上一女中的都是好学生。（我不知怎样会歪打正着的考了进来，对我而言，简直是祸不是福。）人人都应付裕如，只有我一败涂地。学校里的考试又特别多，从小考，到周考，到月考，到期中考，到期末考……简直是考不完的试。我知道人生像战场，你必须通过每一种考试。而我呢？就在学校教育这一关，败下阵来。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母都困惑极了，他们不相信我是愚笨的，愚笨的孩子不会写文章投稿。（对了，我惟一的安慰，是常常涂涂抹抹，写一些短文，寄到报社去，偶尔会登出来，我就能获得一些菲薄的稿费。）父母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不够用功，不够专心，不够努力。
我想，父母是对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写一篇稿，就是无法专心的去研究X＋Y是多少？我可以一口气看完一本小说，就是无法看懂水是由什么组成，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总之，我的功课坏极了，也让父母失望极了。
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那也就罢了。偏偏，小弟在学校中锋芒毕露。他不用功、淘气、爱玩……却有本领把每科学科，都考在八十分以上。麒麟脾气更坏了，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但是，考起试来，总算能勉强应付。小妹进了幼稚园，像奇迹一样，她展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才华，认字飞快，写字漂亮，能跳芭蕾，能弹钢琴……在进小学以前，就被誉为天才，进了小学一年级，她更不得了，无论什么考试，她不考九十九分，她考一百分。
父亲逐渐把他的爱，转移到小弟身上去。母亲一向强调她不偏心，总是“努力”表现她的“一视同仁”。但是，人生就那么现实。当你有四个孩子，你绝不会去爱那个懦弱无能的，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一天又一天过去，母亲越来越爱小妹，父亲越来越爱小弟。而且，他们也不再费力掩饰这个事实。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爱会流露在自然而然之中。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当初的一麟一凤，曾“喜煞小生陈致平”的，现在，已成为父母的包袱。
从小，我和整个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感情，比任何孩子都来得强烈。我热爱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渴望他们每一个都爱我。如今回忆起来，我那时对父母的“需要”，已经到达很“可怜”的地步。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初中二年级，我留级了。那年的麒麟就读于建国中学，正是母亲教的那个学校，是全省最好的男中。就像一女中是全省最好的女中一样。但是，整个学期，麒麟和同学打架，和教官吵架，在训导处咆哮，弄得全校师生，都到母亲面前去诉苦告状。
父母再也无法掩饰对我们两个的失望。把我们两个叫到面前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你们两个，都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够大，可以练习独立生活了。所以，从下学期开始，麒麟转学到台中一中去住校，寒暑假再回来。凤凰呢，就转学到彰化女中去住校！”
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自从和父母投河不死，在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我就认为我们这个“家”是牢不可分的。如今，父母居然要送走我们两个！十四岁并不够大，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却又足够了解“放逐”的意义。我不要走，我不想走，我也不要麒麟走。我真想对母亲呐喊哀求：
“母亲啊，别放弃我们！”
但是，我太“自卑”了，自卑得不敢说话。至于麒麟，他是男孩子，不像女孩这样纤细，这样容易受伤，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这对双胞胎曾谈起这次被“放逐”的感想，麒麟才告诉我说，当时他气极了！怄极了！满怀沮丧和不平。但是，他却因为这次的“放逐”，真的学会了独立。）于是，麒麟被送到台中去了。台中一中收留了他，从此，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台北。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麒麟不写信，我们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我呢？我被送到彰化去了，彰化在台湾南部，离台北好遥远。但是，彰化女中却拒绝收留我，因为初三是毕业班，他们不收转学生。这样，我就很意外的被打了回票。父母无奈何，只好让我继续留在一女中读书。
我终于留在家里了。但是，从此，我就失去笑容了。我变得那么忧郁，那么强烈的自卑，这种心态，我想，父母到今天都不曾了解。麒麟走了，我更加孤独。在学校里的功课，仍无起色，我的生命，苍白灰暗。这时，我写作，我拚命写作。少年不识愁滋味？谁说的？我的少年时期，却只有忧郁，我的“多愁善感”，与日俱增。写作，成为我惟一的发泄管道。
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二女中。麒麟从台中一中毕业后，考进了省立工专。因为工专在台北，麒麟又住回到台北来，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小弟也念中学了，他是建中的高材生，又画一手好画，父母特别为他请了师大美术系的孙多慈教授，教他画画。小妹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她每学期拿第一名，奖状奖杯，捧回家无数无数。父母也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舞蹈和钢琴。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之暇，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般的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着。书看多了，思想也多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我在教室中找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我在家庭中找生命的意义，更找不到了。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这种通知书我是经常拿到的，本就没有什么稀奇。可是，那天我的情绪低落，自卑感发作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不成功，不优秀，不出色，不可爱，简直一无是处！拿着通知书回到家里，却发现我那处处比人强的小妹，正坐在玄关抱头痛哭，父母一边一个，在想尽办法安慰她。我不禁大惊，慌忙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大事，哭得这么厉害？母亲叹口气，用充满怜爱与骄傲的语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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