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之心-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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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伊议会当时面对的主要是两个矛盾，一个是作为神秘学的德鲁伊自然之力体系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基于实证科学的《进化论》之间的矛盾。进化论太有震撼力了，现在，大家认识到了进化论在科学上的地位，也认识到了进化论这样一个学说对于社会生态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当时，被震撼的同样有德鲁伊这么一群人。大家一直都在自然中寻求真知，了解各种各样的生物的习性，但是，其中的规律却被一个不是德鲁伊的家伙一语道破。我们收集了许许多多证据，远比这个时间上任何一个人都多。然后，我们谦卑而惭愧地了解到，我们对于自然的了解，并不是全部。从此，德鲁伊议会将科学界对于自然的认知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个矛盾，则是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浪潮的兴起，对于自然界的侵蚀愈演愈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人提出了积极行动起来保护自然的主张。也由此，引发了德鲁伊议会的分裂。这位提议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保护自然的，是名叫吉登斯的咒术系德鲁伊。现在看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但就当时来说，却没有引起大家太大的重视，甚至还引起了争吵。从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疯狂的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德鲁伊议会就一直是个隐秘的团体，大家有些害怕受到教廷的又一轮打击。吉登斯有些灰心，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脱离了议会，组建了‘守望者’团体。不过，似乎是因为资金和对于工业技术的缺乏了解，很快这个团体在几次失败后逐渐销声匿迹了。吉登斯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1882年的时候，我完成了第二轮的环游世界。因为接触了玛雅，萨满教，日本神道教，佛教等等文化，加上收集了大量半开化民族的传统医学的资料，当时我可能是全世界惟一一个世界级的医生。不过，当时我有些恶作剧，隐藏了身份，用偷学来的方法封闭了全身的能量波动，伪装成一个普通人，打入了教廷。在罗马神学院学习了4年，又掌握了教廷的神圣医疗术，但最后还是被识破了。由于在欧洲被教廷的人通缉，追杀，我就回到了国内。”
“虽然一直能听到关于国内的消息，我也没想到，几十年了，局势会縻烂至此。而更加好笑的是，我游历名山大川，却屡屡碰上吃饱饭没事情做的家伙捣乱，说我修魔，邪魔外道，说我袒护精怪灵兽，一个个跳出来好像主持正义一样来和我打架。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也无愧于心，总想着解释。后来，我也烦了，来打的一律打趴下再说。因为打架打得太多了，打得半死再把人治好，后来，大家也就渐渐不排斥我了。我这个修炼德鲁伊的自然之力的家伙，居然也就这么变成了别出心裁的奇门修炼者，还有了秘医这么个绰号。但这个医，却是打出来的名头。”
109．矛盾
“把人打到吐血，再给人治好。这么一来二去，后末，在这中土世界，修真修道修佛的人就很少再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了。大家相处得还算是不错。尤其是我手里好玩的东西多啊，寻找那些灵药，炼制各种丹药的水平也不错。后来，经常会发现两个门派拉架，两边用的都是我做的药物这种事情。”
“花了不少年在游历全国，看到了很多事情。当时，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心里却一直想不通透。抵御外侮的英雄曾出不旁，卖国求荣的汉奸则更是一茬连着一茬，杀之不尽。或许，应该这么说，在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主权国家的意识，但更多人的心里，想着的却还是自己，想着宗族……要说才能和见识，我在剑桥牛津耶鲁，还在英国皇家海军德国陆军里实习，并不弱于那些留学生。但正因为看得太多了，知道了当时的中国和外国的差距，知道这千年积弱并不是一个两个人可以扭转的，当时却是有些消沉。游历了全国之后，在19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了上海。”
“上海，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成为一个辉煌的城市，成为一个浮华的城市。而我，除了中间曾短暂离开过一段时间之外，差不多是看着上海有了今天的雏形。从我初到上海，到最后离开上海，其中正好相隔了40年。”
“在上海，也算是有很多朋友吧。那些老上海的风云人物，那些现在被写在书里的大亨，当时可都鲜活地在面前。因为觉得上海这个城市生机勃勃，而且消息灵通，不单单国内的消息能够很快汇聚到上海，全世界各地的消息也能通过在上海的各国商人那里获得。本来我准备在上海玩一阵就走的，但这里确实有吸引我的地方。后来，就索性在上海置业，长期留了下来。”
“因为各国语言基本上都会了，加上还有好多学位，基本上哪怕拿到现在都是很唬人的那种，在上海还真的是蛮吃得开的。老师也逐步把一些他手里的资产过渡到我手里，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总部在上海，在伦敦，香港，巴黎，波士顿，纽约都有办事处的大型跨国产业链了。而且，德鲁伊议会虽然隐秘，但经营了数百年，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侍从，经营起来也很舒畅。尤其是兵荒马乱的，我算是少数几个能够将紧俏物资，尤其是药物搞定的人。当时，我在美国西海岸建立了一个制药公司，就是现在交到你手里的图尼史丁化工企业的前身，专供中国市场，提供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各种药物。开始的时候，是新军，北洋军，后来，则是各地军阀，再后来，呵呵，你也想得到的。其实，因为我弄来的这些盘尼西林，救了不少在近代史，现代史上留下名号的人呢。”
“1916年的时候，老师死在了战场上。虽然他是个伟大而胸襟开阔的德鲁伊，但是，他也挡不住炮弹。他在作为战场急救医师的时候，几乎是直接被炮弹砸在了身上。从那之后，德鲁伊议会就按照惯例，向我移交了‘狮子’这个职位，让我领衔了行动处。我带着李叙去欧洲玩的时候，也就是我正式开始组织行动的时候。当时，大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主权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随着这样的国家之间的纷争严酷到了需要靠战争来解决。有着不同国籍的德鲁伊，应该如何自处？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从来没有一次，像是一战那样像是把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像是要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一样。……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战其实没打完，远远没有打完。”
“人类，到底算不算是这个伟大世界的生灵中的一种？德鲁伊的确可以在自然界里看着两个族群争斗，夺占需要的生存空间而只是观察着不出手帮助任何一方。对于我们自身也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世界的观察者和平衡者，置身于一个更接近神的位置，还是承认我们也处于其中，更接近于人的位置呢？在一直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西方，在基督教天主教的体系里，或许有教皇有红衣主教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给出不同的解释，但是德鲁伊议会是个那么平等的机构，哪怕是议长，也并不真的就比一个普通会员地位高，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解释，很难有一个权威的判断。所以，绝大部分德鲁伊都同意，我们尽量不直接卷入各种各样的争斗，而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在如此悠长的生命里，我几乎是看着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第一次有人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提出工业污染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人口控制的概念等等。但自己开始从事很多经营之后，我发现，原来守望者们提出的那些概念，关于环境保护，关于工业污染，关于自然被逐渐侵蚀，关于越来越深重的人口压力，居然一项一项都逐步变得明显，变得压力十足，变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了。”
“德鲁伊议会的行动处，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现在环境保护和相关的事情，而是用各种手段保护德鲁伊议会仍然作为一个机密的组织的存在，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威慑那些知道我们的存在并且想威胁我们的存在的组织。从我主持工作开始，当时因为通信手段还是比较落后，很多人甚至要每隔几年才能联络上，但是，我还是组织了德鲁伊议会行动处的核心部队，‘银色果实’。并且给了所有的行动组成员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还给德鲁伊议会总部提供丰富的资金来进行研究。老师在世的时候，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研究遗传学说的有效率地应用，一直到科学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学界的前方，阐发基因学说发现DNA。我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我，可能因为那是德鲁伊议会第一次出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组织，极大地维护了我们的理念。而且，因为我的治疗技术，只要不死，能够将受伤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赶得及去的地方，一般都不会死。而且，我策划的打击狼人，打击摩门教徒等等行动都很成功。后来银色果实在苏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干了一架，把教廷打得很惨。而一些非战斗任务，比如东南亚雨林研究，环澳大利亚生物圈研究，两极研究，还有保护一些濒危动物的行动，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当时的记录，虽然因为科技发展水平和研究视点的不同，可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如果现在公布了，还是能够形成极大的影响的。不过，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手里的力量，是这样强，能够在那一片哀鸣中挽救那么多生命。”
“一直到二战开始，事情才逐渐有了转变。全世界仿佛都疯狂了。在国内，我从3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想方设法认识各种人物，想要了解，并且影响事件的进程。当时，我是有些害怕的。我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知道日本人的心态，更明白，对于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日本有着远比当时的中国精深的研究。国家，民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词汇，我们现在熟悉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的翻译方法里引入的。很难想象，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战争爆发后，我就作为医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游。上海虽然仍然是我的基地，但我去过北平，去过东北，去过西安，去过延安和重庆，甚至去过缅甸。我很痛苦，因为医术能够救人，德鲁伊的能力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哪怕我燃烧了自己，也无法改变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酷屠戮的事实。”
“战争终于结束之后，这样的痛苦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德鲁伊议会议长提议，我们组织一个团队，进入战后的日本，去研究一下怎么消除核辐射的影响。而我，拒绝了。每个德鲁伊都有自己的国籍，但大家对于自然的爱护和信仰是一致的。说起来，核弹的确是破坏了自然结构的极为恐怖的武器，当时对这样一个体系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们，都想要得到一些资料，来了解这样一种东西对于自然界的伤害到底到了个什么程度。但是，不是日本。日本应该付出代价，哪怕到了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也还是这样说。我提议到美国试验核武器的地点，到内华达州，到比基尼岛等地去调查。但议长执意要组织队伍去日本。因为我是行动处的负责人，而拒绝帮助日本是我的个人理由，当时我就开始隐居，回避了此事。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修行了几年之后重新出来，我才得到一个消息：进入日本的9名德鲁伊，下落不明。再也没有回到议会。其中有我的朋友，很多朋友。”
“这让我更痛苦了。于是，在无法确认自己内心状态的情况下，我继续隐居，一直到现在……”
110．理念
经历丰富吗？是啊，孙棣桂几乎经历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并且，作为一个并不深入的参与者和一个资历极深的观察者混迹其中。从一个只知道四书五经的小知识分子，到一个为生活所迫的学徒，再一步一步变成了能够纵贯中西文化在历史与文化的挣扎中在自然与人的夹缝中走出一条新路的大亨级人物，孙棣桂的个人史该是如何的精彩？那些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孙棣桂有意无意间都见过了，甚至于其中不少人还留下来合影，还有不少人还给孙棣桂写过信。这些书信照片，现在可都是珍贵文物了，如果有一天能够披露，那又该是如何的轰动呢？
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理念，并不是一天两天，靠着看上一本两本书就能够轻易形成的，而是通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经历和学养，通过时间与事件的砥砺而被琢磨出来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或许自己的理念、想法有不不成熟的时候，在实践里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很多人带着悔恨，带着不甘步入无法挽救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晚年，乃至于死亡。和他们相比，孙棣桂又是如何幸运。他有幸拥有悠长而健康的生命，并且能够让自己的想法和实践逐渐成熟。而他，也有足够长久的生命来挽回自己曾经的不成熟的实践。他可以用一系列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理念，或许是正确的。而现在，当孙棣桂终于决心复出，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
“老师，您这次出来，应该想好做什么了吧？”左林开心地说。他看出老师在二战和其后的一些事情里受到了些影响。对德鲁伊议会的做法多少有些不满。但左林也早就从议会那边得到了口风，基本上，只要孙棣桂肯复出，恐怕就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来主导德鲁伊议会的行动。伯纳德是个很好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公正、严厉，但同时又宽厚、循循善诱，这些年来，他通过组织德鲁伊大量介入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组织资金和人力参与环保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