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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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把酒瓶里的白酒倒到我的伤口上，我痛得大叫。
他们开始踢我，把我摁在地上，把白酒从我的鼻孔灌进去，我极度痛苦，脑袋深处好像有一把锥子在钻。
我说，你们。。。。。。。太坏了。
我好像昏过去了一阵。
后来我痛醒了，我看到可怕的一幕：一个人用钳子在拔我的手指甲。我痛得在地上打滚，他们就不让我滚，把我死死摁在地上。我的右手食指指甲和左手大拇指指甲被拔掉了。
我再次痛昏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好像已是第二天早上，那三个人不见了。我躺在地上。我动了一下身体，背一阵刺痛。我这才发现我的背上和手臂上竟然订了几十个订书钉。
我哭了，可怜地哭着。好像快疯了。我跪在地上，说我再也不上访了，再也不闹事儿了。我一个一个订书钉往下拔，每拔一个就痛一下。
我在留置室里关了十多天。有一天我突然被带去洗澡。是在他们的厕所里的水龙头下。洗完澡他们把我带到医疗室清理伤口。最后来到一间办公室里。
那个姓钱的警察坐在我面前，另一个年轻一点的给我倒了一杯矿泉水。我一见他们给我倒水，就害怕起来。
我面前的警察问我，对上访的事情怎么个看法？
我说，我不上访了，我再也不上访了。
他说，谁让你不上访了？
我说，我真的不干了。
他说，上访没有错，但不能无中生有。
他拿出一张暂住证，说，我们知道你们很困难，给你做了一张暂住证。上次是买的，不合法，这张是真的。你可以在这个城市好好找个工作做，我们不会找你麻烦，只要你遵纪守法。你妹妹的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调查过你妹妹的事，她在工厂做工时已经因为过度疲劳，精神出现过问题。你不能相信一个精神病人的话。从今天开始，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不要再纠缠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好吧？
我没吱声。他们给我办暂住证，我感到很意外。
警察又拿出一个信封，说，这里有六百块钱，是我们对于困难人员的补助费，你可以用它租个房子，好好找个工作做。这个事情就算了结，好不好？
我低下头。我想，我先出去，出去了再说。
我说，好。
我以为他会要我签什么东西。但他们没这样做。他让我换上一身新衣服。然后拿出一包药来，说，你的伤口回家有这药处理。号子里有些乱，有些时候会发生一些纠纷，我们也没办法，管理上很头痛，社会渣滓嘛。
我拎了药回到上访村，见到了老六。我说，张德彪呢？老六说，你怎么不问问你爸呢？
我问，我爸呢？
他又不说了，说，张德彪又被收容了，十五天，还没出来呢？
我说，干嘛又收容他？
老六说，说是人数不够，凑数呗。
我说，还有这样的事儿？
老六说，有啊。不过这次不像，我想，还是警告我们，我们和你走得近。
我说，我害了你们。
老六叹了口气，说，告诉你你爸的事。
我说，他出什么事了？
老六说，昨天派出所来人，找到我，要我转告你，你爸在派出所里失踪了。
我很奇怪，失踪？
老六说，就是逃跑了。
我很吃惊，我说，他怎么会逃跑呢？他有病，胆又小，他怎么会逃跑呢？
我不相信。立即回到派出所去问，没见到钱科长，是另一个科长。他问，你就是马木生，马贵的儿子？
我说是。他说，我正要找你，你父亲逃跑了。我们找了几天都没找着。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说我刚放出来，怎么知道他在哪里？
科长说，你有他的消息向我报告。
我说，人是你们带走的，我还向你们要人呢。
科长双手一摊，说，他跑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一起找吧。
我开始着急了。这一个月我把上访的事搁下了，到处找父亲。我回了家乡一趟，村里人说自从他出去看女儿就没见他回来。我把全城里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
我回到派出所找钱科长，钱科长说他们调查了好多地方，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
他告诉我，你父亲失踪了。
我说，什么叫失踪了。
钱科长说，你没读过书吗？死亡得见尸，没见尸体又找不到人，叫失踪人员。你父亲这种情况，就叫失踪。
我说，你们得负责帮我找回来，他是在你们这里失踪的。
钱科长说，你这怎么说话的呢？他逃跑我还没治他的罪，怎么我们要负责呢？不是你向我们要人，是我向你要人，你是他儿子，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你把他窝藏起来了吧。
我回到上访村。当晚，老六买了二两酒给我压惊。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哭了。我问你哭什么啊？老六说，你在里面打了没有？
我说，打了。
老六说，他也打了。我听说的。
我说，谁？
他说，你父亲。本来我不想跟你说，怕你想太多。我去那家派出所打听过你们的消息，你转走了，你父亲听说还在那里。德彪的朋友在联防队里，他们在外面议论，说，没想到这老骨头那么不扛打。我就知道他被打了。
。。。。。。。我的心中升起疑虑的风暴。我想，一个老人被打了，还能逃跑吗？他能跑到哪里？
老六说，德彪就为这事儿进去的。我的话你就当我没说，我一直憋着不想告诉你，省得我惹麻烦，但心中一直不安分，我想，雁过还留痕，人死要见尸。这是天理。但木生，我有一件事求你，你不要再追究了，好吗？我告诉你一万遍，没用。就当他走失了，他老了，真的走失了。你回家给他立个坟，供上。你还年轻，别折腾了。你折腾了这么久，什么结果也没有。你非要把最后一条命搭上是不是？不能这样，好吧？你要好好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老六说完低头哭了。如丧考妣。
我却一滴泪也没流，我说，老六，你让我想一想。
第六章 泥土
我想，公正是什么。公正就是公平，正义，平等。就是我劳动得报酬，工作有房子住，我有权利在我的国家到处走，因为这是我的国家。我不是犯人，没有人能囚禁我，没有人能惊吓我，只要我劳动，就能饿了吃饱饭，病了有钱医，受了委屈有话说。说话并不犯法。这是我现在对公正的理解。我没杀人放火，我只是上访。申诉就是说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犯法。
我继续上访。这段时间没干活，用那五百块钱维持我的生活，可是它不到三个月就用完了。我已经很节省。老六让我住他那里，不收我的钱。我每顿就吃五毛钱一碗的清汤挂面，里面除了几片菜叶，什么也没有。吃了半个月，我站都站不直了，老饿得发颤，特别想吃糖，看东西重影儿，老六就给我糖吃。我的钱用在交通费这一块太多，因为我到省里边上诉去了。
省里边我去了三趟。第一趟的时候他们说证据不足，因为我的材料里边都是我个人的猜想，要我补充证据。我不知道去哪里补充证据，只好让张德彪和老六作了一下证，按了手印。他们是哥儿们，为了我不怕死。最后一趟去省里的时候，有关人员告诉我，让我等候消息。
我最怕听到这样的答复。我说，你们不答复，我就不走。那个人说，我们一定办，让我放心。我说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这时有人叫他，他就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我想，我要等他回来，然后告诉他，我就天天在门口等，只到水落石出。
突然，一阵饥饿袭来。我这才想起我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省城的东西太贵，我为了省钱，就没吃饭，想挺过去。现在我觉得不行了，那种饥饿的感觉像刀一样，刮着我的胃。我虚得趴在桌上不会动了。
我觉得肚子里一阵收缩。雷鸣般的回声在轰响，好像有一股风在我体内吹。我这才知道饥饿是会产生疼痛的，是一种虚脱的疼痛。我开始大量冒汗，像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我想，我太饿了，但我没钱，我睡一觉吧。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的手开始发抖。先是手指，后来整个手在发抖。我睡不着，越来越难受。我告诉你，当时我身上没钱了，只有回家的车钱，也就是说我没有钱吃饭。可是我太饿了，再饿下去我就要昏倒了。我的肩膀开始发抖，下巴都在颤动。视力逐渐模糊。。。。。。眼前似乎有一个深坑，我一直往下掉，但总也掉不到底。我想，我这是快要死了吧。
这时，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在门口有一个西瓜摊，但没人在。我面前的桌面上也有一块西瓜，上面爬着苍蝇。我告诉你，我对这块西瓜有多渴望。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注视这块西瓜，我想，我只要能吃下这片西瓜，我就能活过来。我的手稍微动一动，刚好能碰到这块西瓜。
我的手往前挪，碰到了它。我的食指接触到了水分。我知道这就是西瓜。但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停手了。我想，这不是的西瓜，是别人的，可能是那个信访办的人刚刚买的，正要吃还没来得及吃。我要是吃了它，怎么能说得清呢？我说我饥饿，为什么不吃饭呢？我说我想吃西瓜，门口不是有得卖吗？我说我没钱，谁相信呢？
我停止了。我的意识虽然渐渐模糊，但头脑还能清楚地想这事情。我想，我不能吃这块西瓜。但我相信我吃了马上就能活过来。
这时，我突然看到面桌子的玻璃砖底下压着一张新版的五元人民币。它的三分之一已经从破玻璃砖的边缘露出来。我的心像机器马达一样响起来。我想，只要我的手一抽，我就可以用这张钱叫外面的人把西瓜卖给我，因为我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可这不是我的钱，这我很清楚。不过我想，这五元钱对于城里人不算什么，它压在玻璃底下，是为了好看的，不是准备用的。可是现在它能救我的命。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意识不清了，脑子开始乱想，像做梦一样。我用了它，没人会发现。他们对玻璃砖底下的钱不会在意的。
我开始努力移动那张人民币。我的手刚抓住它，我就知道自己虚弱到了什么程度，我连把它从玻璃底下抽出来的力气都没有。我继续用力，它终于抽出来一点，我马上就要得到它了。可就在这时，我的心里＇突然窜上一种说不清的悲伤，好像酒醉的人猛然醒过来一样。
这是在偷！我被这样的念头吓住了。这是别人的钱，哪怕只是五块钱，也是别人的钱。别人把它压在坡璃砖底下，是别人的权利。他有钱，他爱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跟我没关糸。不是因为它放在玻璃砖底下，我就可以动它。我这不是贼吗？我的村里边有一次抓住一个贼，大家用棍子打他，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悲惨地大叫。这就是贼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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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打，打死和饿死差不多，但我不想变成贼，我不想要别人的东西。我从小到大没拿过别人的东西。我今天如果拿了这五块钱，我就是贼，警察不是说我是贼吗？我不承认。可是如果我今天拿了这五块钱，即使没人发现，我就是贼了，警察说得没错，我就是贼，我是一个贼，我有贼心，只是迟当早当这个贼而已。我真的可怜到成了贼吗？我已经像一个乞丐了，还要变成一个贼吗？想到这里，一阵心酸窜上来，眼泪好像要涌出来，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心情抓住了我。我缩回了手，感到很羞愧。接着我就昏睡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了一架钢丝床上，那个信访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给我喂糖水。他说，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可是，我的头像铁坨一样沉重。意识也很迟钝。
干部说，你是不是没吃东西？
我点头。
干部对旁边的人说，我说了低血糖嘛，
他说，你为什么不招呼一声哪，多危险。
我说，啊？
你躺会儿吧。他说。
我在床上躺了有二十分钟，好像清醒一些了。我这时看见了干部把被我抽出一半的人民币往玻璃砖底下塞。我很羞愧。
我说，是我抽出来的。
他说，啊？
我说，我刚才饿坏了，我想把它弄出来，买西瓜。我不是贼，我是饿昏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把它拔出来。
他看了我一会儿，怔了怔，说，没事没事，不就是五块钱吗？
我说，刚才我特别想吃甜的，我想用它买西瓜。后来我没有拿。
他笑了，你就拿呗，你要是吃了西瓜，我也就不要这么折腾了，你低血糖，一吃甜的东西就管事儿。没事儿，不就是五块钱吗？
我说，不行，那是偷。
他说，好了，我带你去吃饭。
我说，我要回去了。
他拉我起来，先吃饭，你都昏倒了，不吃饭怎么行？现在不算偷，是我请你吃，明白吗？
他把我领到对面的馆子里，扔下二十块钱给老板，让他给我弄些东西吃，然后就走了。
他走后，我对老板说，你就弄五块钱，把另外十五块钱给我。
老板说，那怎么行，主任说二十就二十。
我说，是我吃饭，不是他吃饭，你给我吧。
他只好还给我十五块钱。弄了一碗牛肉面给我吃。我就坐在那里吃了。我像饿鬼一样，把面扒得精光。
吃完面，我就回家了。我想，我不要在那边等了。这个主任是好人，他会在意我的事儿。
我回到樟坂，把事情跟老六和张德彪说，他们听了都很高兴。
一周后我又进了一趟省城，见到了上次那个主任。我问到我的事情，他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牵涉的面比较大，性质比较特殊。我问，那要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就是说没那么快有结果的。我听了很失望，但我相信他的话。
他想了想，说，你的目标要清楚，你妹妹的事情你告的是机关，比较复杂，你父亲的事情，我建议你要抓住对象。比如，谁是凶手？要有具体的人。
我说，有啊，就是那个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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