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的孩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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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重复了人类历史上敌对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致命恐惧而引发的革命，导致了整个民族的长期混乱。那次突发的社会###，使原有的一切次序，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瞬间就分化解体了，以至让人怀疑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几千年。蛰伏在普通人心里那些长期被传统文化中的个人行为规范挤压得麻木了的种种个人情感和需要，一夜之间都被唤醒了，并急欲借着社会###提供的机会得到合法的释放和满足。来自国家领导层关于推翻一切现行体制和造反有理的号召，让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小人物，都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权利，还有把昨天还必须尊重的人在今天合理地当作仇人去随意施暴和惩罚的机会。
齐天卓所在的报社里的一个编辑，把一本《时间的触摸》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并举报说该书里有多处对早年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赞美之词。他指的是书中提到的乔县县中学虽然早年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但该校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出众多国家精英和人才的事实。虽然该派出所只是乔县的一个基层治安部门，却因为当时已经瘫痪的公检法系统而越权将齐天卓关进了县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乔县监狱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犯人，多数是冤假错案的牺牲品。里面的条件糟得吓人，潮湿，黑暗，恶臭，饭菜永远是霉变的玉米面窝头和酱油汤。齐天卓所在的牢房里关着五、六个男人，手脚都被拷住了。他们当中有被村干部公报私仇陷害的农民，有因为家里穷偷了学校东西的农村小学老师，也有在县机关说错了话遭人诬陷的小办事员。囚犯们身上都有虱子，便桶就放在墙角那儿。不论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这些囚犯在窄小、污浊的空间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全都变得委琐、计较、狡诈甚至卑鄙无耻。齐天卓在经历了几乎崩溃的最初两个星期之后，开始靠读《资本论》作为活下去的全部精神依赖。
《资本论》是监狱里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唯一被允许看的书。齐天卓始终相信马克思作为一个崇高信仰的创始人，是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伟人。他每天靠着《资本论》带给他的无止境思考空间和被激发出的精神能量，熬过了监狱里一个又一个令人发癫至狂的日子。期间，他曾多次被审问，被逼迫写悔过书，也挨过狱卒的拳打脚踢。
当看见牢房里那些昨天还是谦卑守礼的普通人恶毒辱骂并快意地互相折磨时，齐天卓开始怀疑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也开始思考一个政党的行为到底是被什么在左右着。
那是他被囚禁了三年后的一天，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初夏的一个午后，一个满头灰发和长着小眼睛的看守通知齐天卓去探监室，说有一个人在等着探视他。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或看守弄错了。作为一个反革命囚犯，三年里没有任何人敢来探视他，包括他的家人。他断定来人定是报社或县里什么部门派来给他洗脑的，因为这在他刚被关进来时发生过。
远远地从探监室门口望进去，囚犯齐天卓看见里面站着一个年轻的陌生人。此人中等个头，方脸，眼睛不大但颇有神，在楼道射进的昏黄灯影里闪着内敛而机敏的光。
两个彼此陌生的男人首先互相对视了几秒钟，接着来者先介绍了自己叫李东光，是中学老师，目前任教的中学就是齐天卓在《历史的触摸》里提到的那所前身是教会学校的乔县中学。看守应探监者的要求关上了门，临走留下一句“不能超过30分钟”。
接下来的谈话完全出乎了齐天卓的意料。这个自称是中学老师的人，从一开始谈的就是那本导致自己被囚禁的书《历史的触摸》，而且他的气完全是在和一个作者而非囚犯说话。中学老师说，他很意外地在图书馆里看见了齐天卓写的那本书，颇为赏识。他说他出生在离乔县50里远的地方，后来一直在乔县中学教书，对这里非常了解，却从来没见过有谁像《历史的触摸》那样写过这个地方。他形容那本书像是写了一个有着呼吸和声音的人，还有他多变的命运。最后他强调他很相信书如其人的说法，因此想亲眼见见作者本人。
在来访者看似平稳沉静的谈吐中，有一种无法定义的东西吸引了齐天卓这个被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囚禁着，却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囚犯。他开始依次回答李东光关于自己为什么以及如何写出那本书的问题。从对方专注的眼神里，齐天卓能感知到自己的话在被全部理解后，得到了欣赏和肯定。这让孤傲不羁、原本内向和不善言辞的齐天卓有了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感动，因为这种经验在他的生活里几乎是没有过的。他忽然有了进一步打开被长久封闭着的内心的冲动——他仅从对方的眼神就肯定地知道，自己不必为这种冲动感到任何难堪和顾虑。他简直无法相信，在监狱这种绝顶龌鹾和无法无天的地方，自己竟能体验到被另一个人类完全接纳和理解的极度快乐。他因为激动右臂的肌肉不停地抖着。他开始对眼前这个陌生人谈自己在书中对历史和文化的更多思索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发问和感叹。他即兴地说着，感到自己仿佛走在一条无人的乡间小道上，两边的野花恣意开放着；他可以放心地呼吸，甚至唱歌都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
囚犯齐天卓继续说着，失控得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忽然，他停顿了几秒钟，似乎在体验和验证这一切确实都在真实地发生，但就连这个动作也被对方以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领会和接受了。一种不知名的情感开始猛烈地撞击齐天卓，他几乎有些晕眩。他一直是个孤傲的人，生活里除了工作关系之外没有什么私人朋友。他一向难以抑制地抗拒那些不能真正理解他内心世界的泛泛之交，情愿与书籍为伴。而此时此地，就在县监狱里这个狭小的探监室内，他迷惑了。一个陌生人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仅用他沉默的眼神就理解、接纳了自己，而自己由岁月形成的性格里的自我抑制，竟被对方四两拨千斤似的松了绑，并彻底改变了自己惯有的对人的感觉和反应模式。
那一刻，齐天卓知道一个奇迹确定无疑地发生了。
“你到这儿来就为谈这本书吗？”因吃了太多霉变窝头导致面色青黄的齐天卓问。
“不错，但更想见到书的作者。”探视者很坦率。
“我是现行反革命，你不会不知道吧？”
“当然知道，”对方平淡地答，表情并没有改变。“我还想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出去的可能。能谈谈吗？”
囚犯齐天卓咬着嘴唇低头不语了。但他再开口时，他青黄色的脸因为激动开始向红紫色过渡。
“怎么进来的？”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才被关进来的，”他尽量压着声音说，虽然探监室门后传出的呻吟和一个年轻女犯人的哭闹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
李东光却听清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你知道吗？”齐天卓的声音由于激愤而有些走音。“国家机器的不公正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我到了这里才知道，监狱里的所谓囚犯，其实太多都是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出于自卫或无奈才或偷或抢或杀人的。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从来都没有被尊重过，他们知道的只有被歧视和羞辱。一个人自尊的底线一旦破溃，就无异于毁灭了他的生存希望，或者等于不见血、不犯法地屠杀了他。这种人的犯罪不应完全归咎于个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不能够辨别导致犯罪的真正根源，被迫犯罪的罪犯就会层出不穷。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公正地给予每个人真正平等的权利和关爱，却想靠个人的道德意志来维持社会的公正和法律，这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一个社会只有先去惩罚那些剥夺了人的自尊和希望的心灵犯罪行为，无论他们的当事人是家里的父母、学校的教师还是社会上以其它形式存在的权威，这个社会才能称之为一个成熟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社会。对弱者的卑视和对他们基本需求的无视，从来都是衍生众多犯罪的原始根源。惩罚他们是社会的耻辱。我相信，只要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惩罚个体行为却不关心造成个体犯罪背后的深刻家庭和社会成因，那么这个社会和它的法律本身就是滋生、放纵和姑息犯罪的温床！”
李东光的眼里出现了见证北极光的奇幻色彩后的狂喜和惊骇。他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样讲过个人犯罪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如此同情那些被惩罚、被鄙视，却实为社会牺牲品的囚犯们。震惊之余，他再次被说话人声音里的什么东西不可自拔地吸引住了。
“那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吗？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理想吗？”李东光忍不住问 。
“至少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更人道也更进步，可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你看，现在的大###和我被关在这里就是事实。不过马克思说过，将来的社会一定会批判在它之前的社会，既使是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因为到了那时也仍会有不公正存在，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批判精神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前提和保障。”
共产主义将来也会被批判——这竟然是马克思说过的话！李东光因为太感意外，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看守推门进来说探监的时间到了。直到这个看守在门外问李东光囚犯是否听从了他的思想教育并有悔改表现时，齐天卓才知道中学教师是用了什么理由来这里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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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躺在那间臭气依旧的牢房里，齐天卓第一次感到恶臭不那么刺鼻了，周围的人也是可以容忍的了。当天晚上他彻夜难眠。李东光闪亮的眼睛占满了整间牢房。
在回学校的路上，中学老师李东光一直想着刚才囚犯李天卓说过的话。“一个社会不能靠惩罚个人的冲动来减少犯罪；缺少对个人真正人道关怀的制度，才是无数社会底层人犯罪的根源。”这些话让他心惊肉跳，也迫使他的思维进入一个从未涉足过，却是激动人心的陌生领域。
一团破碎的大字报飘落在人行道上，摊在了他要走的路上。他用脚一下把它踢开，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个囚犯做些什么。
那以后他又去县监狱见过几次齐天卓。
大约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五个多月后的一天，齐天卓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之前他被告之，他的案子是个错案，他被冤枉了。刚一出监狱，刺眼的阳光加上四周农田的开阔和野花的清香几乎让他当即昏厥。然后他看见中学老师李东光就在一边站着等他。他明白自己的被释放肯定与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朋友的人有关系，虽然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办成这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当他想问起这件事时，朋友却向无边的麦地望去，只轻淡地说，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好就行了。
听了这话，齐天卓什么也没说。一脚迈出这个本要被关上十五年的监狱，他心里只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一个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沦落遇恩人”这三生有幸的两大幸事都让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后，齐天卓在当上了某市市长时，才从当时的乔县监狱早已退休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李东光是靠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自行车，然后给当时的监狱长，一个小学没毕业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台之后，后者才想办法托人改判了齐天卓的案子。而李东光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监狱长的嗜酒习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齐天卓出狱后再没有回他原来的报社。李东光向乔县中学校长推荐齐天卓教高中语文，顶替一个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联后已经不打算回来的女老师。该校长基于对李东光的信任和对齐天卓当过报社副总编这一背景的赏识，便同意了。那年，李东光二十八岁，齐天卓三十一岁。
当时的乔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还没有停课。不少学生开始不来上课，去参加写大字报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齐天卓和李东光每天上课，去食堂吃饭，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都不想卷入学校的政治活动，有空就一起看书，散步，争论着他们那个年龄的男性头脑里必然存在的无穷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哲学的和文学艺术的。后来，乔县中学和全国学校一样，也全面停课了。李东光和齐天卓借口说他们要去外地串联，一起离开了学校。
他们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坞村的李东光家。李东光守寡多年的老母亲很喜欢儿子的这个朋友。就像所有的农村妇女都喜欢看见读书人一样，每次他们一回来，她就会咧着掉了几颗牙的嘴开心地笑，并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泛红的眼睛。
虽然那场政治运动也遍及了农村，但政治对于农民毕竟不如种地吃饭那样重要，他们的日子比起县中学的日子要平静很多。傍晚，他们喜欢去村西边的杨树林里散步，争论问题，追野兔，尝野果，学鸟儿叫，或认真地欣赏每一棵树的不同。
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高五、六米高、长几十米、宽一米的土坝，面对着大片农田，上面长满了野草和藤蔓。李东光的老母亲说，那坝原是早年间为防洪水修的堤坝，后来多年没有发水就废弃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着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坝上欣赏惊心动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样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壮美。站在土坝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间缩小；躺在上面的草丛里向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