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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百家讲坛-名家谈文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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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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