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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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兵士攻占城市的能力，与他们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照。
　　1937年8月13日发生的上海抗战，把这种冲突转变成全民族的战争，这也许应该归功于蒋，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立即给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士兵被杀死，为他们入侵华北提供口实。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个日本兵士“失踪”了。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日本水手失踪事件，结果使全国上下惊恐万状。如果不是勤奋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并找到了这个水手，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梅毒而羞于返回战舰的话，这个事件也许就会促使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日本人大失所望，那个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但是不久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左轮手枪乘车去打高尔夫球，经过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两天之后，39艘日本军舰驶入上海的黄浦江，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8月13日，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军舰。其余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与蒋介石1937年7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日，汉口和广州沦陷后所发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最终会获胜的因素，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大堆动听的言辞，而是因为这是一位将指挥这场战争到最后胜利的人所做的分析，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项政策如果执行成功，日本就注定要失败。
　　这个民众领袖在汉口沦陷后，在他的告同胞书中是这样描绘他的长期抗战策略的：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武汉地位，风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攘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
　　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蔡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
　　如此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发展全面之实力……
　　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
　　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
　　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日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日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抗战发动之初，我中枢为保卫回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
　　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更为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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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故我之抗战，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盖民族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
　　这可真像个领袖应该说的话！事情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些话的全部含义。
　　下面这一点很有趣，通过上述声明，我们看到在汉口撤退中，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以执行他上述声明中的政策并以辞职相威胁，这又一次证明他的冷酷无情和他的决心。一个月之前，八路军还在反对这项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汉口，否则他们将脱离统一战线，结果迫使蒋同意了这个要求。这种政策上的分歧比起日本内阁中的纷坛见解。可谓小巫见大巫。汉口的保卫，战略上可以遏制日本人进一步推进，并给日寇尽可能的重创，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蒋介石在此事中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考虑有关抗战的更重要一些的问题，表明了他固执的现实主义，既要避免日本人一直在寻求的一场决战，又要保持主动，迫使日本在有利于中国的地区作战。
　　如果有人拿出中国的地形图来研究，他就会发现日本侵占中国的地方恰巧都在海拔100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区例外，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一直在经历着最艰难困苦的日子。被日本侵占的地区有长江两岸及其三角洲这样一片狭长的地带。安徽的淮河流域，苏北以及河北和山东的黄河流域。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仍然有两个海拔低于100米的地区未被日本占领，九江南部的鄱阳湖流域和湖北中北部的汉水流域，再往南到洞庭湖地区，接近湖南的长沙。在这些地区日本的侵略自然不会受到坚决的抵抗，这个地区甚至可能向西延伸150英里到宜昌。并顺着广汉铁路南延300英里到衡阳，日本军队将可能占领这些地区。其余全是山区，蒋介石愿意在那儿同日本作战。从扬子江畔的宜昌，北至襄阳，地形突然升高，这就是鄂西山区和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广汉铁路的西面。换句话说，如果你拿支铅笔把日本到1938年底为止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画成一张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区恰好都处在海拔100米以下，例外的情况下已提及。其余的便类似山西的情况了。在那里，日本2万人的整个师在4个月内被中国游击队不知不觉地消耗殆尽，而没有爽快地打过一仗。
　　从1939年初开始，战争的基本特性将会改变，日本将要在占领区打一场消耗性的防御战，并要极端艰难而又小心翼翼地向中国其他地区推进，中国要在各条战线上，或者没有战线的战线上，进行一场拉锯性的攻防战。中国四分之三的兵力都出现在某一点上。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因为自然地形并不要求把兵力集中，大兵团的作战力量将要分遣到全国各地，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形，牵制敌人，使他们到处应接不暇。然而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中国的疆域是如此之大，日本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那些扩大了的被占领区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同样众多的可供选择的进攻机会。总的来说，中国将保持进攻的主动性。这将成为中国抵抗战争的特性。
　　为什么日本必败
　　今天我们看到的武力较量，是两个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日本的愿望是征服，中国的愿望是抵抗。由于这两个愿望都同样强烈，由于日本人意志坚决，组织有素，而中国则要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战，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缩和让步。这样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领导不会犹豫，中国的士气也不会低落。因此，结果就成了日本的财政金融和中国的士气之间的忍耐性的较量。不论哪一方，只要具备较为持久的力量，它就会胜利。日本表面上占领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价，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损失也就越大。假设中国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仅仅是维持这种占领，日本也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因为日本要设法补充并保持全部占领区的100多万军队，在一个敌对的大陆上面对四万万敌视他们的人民。进行它只能进行的防御战。这个观点当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中国的继续抵抗、团结和高涨的士气；日本无力巩固其胜利，无力继续搜刮中国的资源，以及财政的枯竭——但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铁的客观事实之上的。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必败的原因。
　　日本将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战争那场损失惨重的胜利之覆辙，最后不折不扣地崩溃，它比俄国还要渴望和平。最后被迫接受子虚乌有的胜利。在1905年那场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在胜利的刹那间高声啼叫一番，而后就倒地而毙。日本梢疲力竭，甚至无力在和谈中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因为不然的话，俄国就会威胁说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时事评论员们对罗斯福总统说，让日本从嘴里吐出它的“胜利”果实满洲，是“无法忘记的不公平”，这就是这种“不公平”背后的故事。另一个美国总统也许会强迫日本放弃中国，但他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除非日本处于日俄战争结束时那样的经济困境，现在需要中国人来创造这种困境，那时，美国和英国的干涉才会成为可能。
　　著者无意再深入探讨日本的财政、中国士气的高涨、中国游击队的抵抗，以及日本“占领区”实况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始终胜利的基本条件。日本财政的衰微和羞于见人的黄金储备，是聪明的西方人士众所周知的事。集权主义的措施只是对国内的财政有利，并不能改变日本需要继续用黄金和萎缩了的出口贸易来支付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军用和商用原材料这样一个事实，集权主义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外贸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另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日本对铁路沿线地区控制无力，在所谓“占领省份”铁路沿线的军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个山东和河北的农村，还看不到日本军队的影子，那儿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加以统治和管辖的。其县吏和省官是由国民政府委派的，他们在山东和河北的权威，实际上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稳固。中国人还是继续收税，开办邮局和银行，由乡村合作社统营各种农产品；北平傀儡政府派来的人一到乡村就被暗杀；八路军在农民中组织的完整的侦察系统，使汉奸们不可能渗透到农村中来；游击活动频仍于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国的游击队在日本守护的铁路上跨来跨去；一批批的“满洲国”军队以及驻扎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中国和平保卫团开了小差。铁道时常被扒掉，日本军人彼截，日本人的前卫部队被一批批地消灭掉。中国的游击队穿上了被俘日军的服装，他们三分之一的军火要从日本人手上夺得。在这种情形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本人从来不敢冒险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动。在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的重要枢纽，日本占领已这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夜间退到只占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固守，而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则夜袭进城，获得他们的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奸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